读了雾满拦江老师的《人心至上:杜月笙传》，感觉杜月笙此人不简单，在旧上海能得到如此地位绝非侥幸。从武昌起义到新中国成立，中间多少风流人物雨打风吹去，为什么杜月笙能够超越同时代的“人物”被历史定格？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又值得深思的问题。我想杜在抗战时的表现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如果没有抗战时杜的表现，他绝无法超越他同时代的那些拜把子兄弟们。
那个动荡的大时代更是考验人性的熔炉，杜的很多老朋友在抗日关口没有坚守住，比如张啸林比如那些为日本工作的“精英人士”。国都有可能不在了，那些民族大义还有必要坚持吗？最想依靠的政府背叛了自己，那么还有必要那么固执吗？ 那么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杜为什么能够坚守底线？
我想这是杜的文化属性使然，亦是底层大众的一种天然坚守，关云长、岳飞的故事不止一次通过说书先生活灵活现的演绎，为年轻时候的杜月笙完成一次次的洗礼。就像那首老歌《包青天》里面唱的那句“七侠和五艺流传在民间”，流传在民间的这个底色这个是我们民族很宝贵的一种底蕴。
杜在功成名就之后曾雇佣了一个老师专门给他用说评书的方式给他补上了一节节历史课， 这是他的学习方式——传统文化中的街头智慧。这给了他对忠义的执着，也给了他认知的局限。这种局限让杜月笙一生不断的在漩涡中打转，却又无法跳出这个漩涡。
就像你借助一根杆爬上了顶端，但你注定无法超越这个杆本身，每个人都无法超越自己的文化属性。杜月笙一生追求的是什么？不是名利——而是希望所有人都对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可。“春申门下客三千，小杜城南五尺天”这句清末民初同盟会元老“骈文大师”饶汉祥为杜月笙题的对联精准的代表了他一生的追去。人生的旅程所有的压力和困难对他也只是轻描淡写的“闲话一句”，但他在乎的还是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一直到去世之前，他还让子女烧了别人想他开的借条，对于当时不那么宽裕的杜氏，这绝对是一笔巨资。
这种对认可的追求让他透支了太多，甚至不惜在国民党败走台湾后让儿子从香港回到上海去收拾残局，为何？有私心、有公心，更多的是一种对过去形象的维护。 没有办法，过去下注太多，但舍不得离场，这是所有赌徒的通病。
杜对民族大义的定力再结合其人生前几十年的积累让他站在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位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杜站在了风口。但风口不是谁想站就能站的，《易经》有个观点叫德位不配，从局部的观点来看，他是德位相配的比如杜在抗日中体现出的爱国主义行动，从大的格局来看，他的位最终还是没有匹配他的德，所以不可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