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走向战场
三、济南的秋天
济南的秋天，是从大明湖的残荷开始的。
文立正跳下那辆锈迹斑斑的运煤货车时，正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底。晨雾还未散尽，湿漉漉地挂在趵突泉边的垂柳上，柳叶已泛了黄，一片两片，打着旋落在青石板路上。空气里有煤灰的味道，有早点的油炸香，还有一种别的什么——是绷紧的、惶惶然的，像一根拉到极限的弦，随时会断。
他掸了掸身上的煤灰。三天三夜，从沧州扒上这列货车，蜷缩在煤堆和麻袋的缝隙里，夜里冻得发抖，白天又被太阳晒得头皮发烫。同行的几个流亡学生在中途下了车，有的去投亲，有的说要“南下找中央军”。到最后，只剩他一个人，抱着一只藤箱，箱子里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就是那本《西行漫记》，书脊已被煤灰染黑。
“先生，住店吗？”一个穿黑布褂的伙计迎上来，脸上堆着生意人那种谨慎的笑，“便宜，干净，离省府就两条街。”
文立正摇摇头。他从怀里掏出那张被汗水浸得发软的字条，就着晨光辨认上面的地址：“按察司街七十六号，刘记杂货铺”。是北平地下党的同志给的联络点，只说“到济南找刘掌柜”，再无更多话。
按察司街在旧城西边，窄窄的一条，两旁是灰扑扑的瓦房，木门板上的朱漆早已斑驳。七十六号是间不起眼的铺面，门口挂着“刘记南北杂货”的布幡，布旧了，褪成灰白色。铺子里很暗，柜台后坐着个戴老花镜的老头，正用鸡毛掸子掸货架上的灰尘。
“掌柜的，”文立正跨过门槛，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有湖南的浏阳豆豉吗？”
老头抬起头，从老花镜上方打量他，眼睛很小，却很亮：“浏阳豆豉没有，衡山的腐乳要不要？”
暗号对上了。老头放下鸡毛掸子，不紧不慢地走到门口，探身朝街两头望了望，然后回身，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文先生？”
“是我。”
“跟我来。”
老头掀起柜台后的布帘，后面是个小天井，种着一丛瘦竹，竹叶枯黄了大半。穿过天井，是间厢房，陈设简单，一床一桌一椅，桌上摆着粗瓷茶壶，壶嘴缺了个口。
“你先歇着，”老头给他倒了碗水，“晚上有人来见你。”
“刘掌柜？”
老头笑了笑，脸上的皱纹堆叠起来，像风干的橘子皮：“我姓王，看铺子的。掌柜的出门了，晚上回来。”
文立正没再多问。他坐在那张吱呀作响的竹椅上，端起粗瓷碗，水是温的，有股淡淡的土腥味。他慢慢喝着，听见外面街市的声音渐渐喧闹起来：卖甜沫的吆喝声，黄包车的铃铛声，女人的说笑声，孩子的哭闹声。这声音和北平不同——北平的市声是慵懒的，带着皇城根儿的从容；而这里的，急切，尖锐，像有什么东西在后面追赶。
傍晚时分，人来了。不是从正门，是从后院的矮墙翻进来的，轻得像只猫。文立正正在灯下翻那本《西行漫记》，听见动静，抬起头，看见一个穿灰布短褂的男人站在门边，三十来岁，方脸，浓眉，眼神锐利，像两把锥子。
“文立正同志？”那人开口，声音很低，带着鲁中口音。
“我是。”
“我叫陈涛。”男人跨进门槛，随手带上门，动作自然得像回自己家。他走到桌边，就着油灯的光看了看文立正的脸，又看看桌上那本书的封面，点点头：“路上辛苦。”
“还好。”
陈涛在另一张竹椅上坐下，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两张煎饼，卷着大葱：“吃吧，济南的吃食，你湖南人怕是不惯。”
文立正确实饿了。他接过煎饼，咬了一口，硬，韧，葱的辛辣直冲鼻腔。他慢慢嚼着，等陈涛说话。
“济南的情况，你知道多少？”陈涛自己倒了碗水，咕咚咕咚喝下去，喉结上下滚动。
“报纸上看了一些。日军占了天津，正往南打，韩复榘的部队……”文立正斟酌着词句，“态度不明。”
陈涛冷笑一声：“何止不明。那位韩主席，心里的小九九多着呢。想保存实力，想和日本人谈条件，又怕担汉奸的骂名。如今济南城里，三股势力在拉扯：日本人派了说客，南京来了特使，咱们的人也在活动。”
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墙上的人影跟着晃动。文立正咽下最后一口煎饼，舌尖还留着葱的辣味：“我能做什么？”
陈涛盯着他看了一会儿，那目光像是要把他看穿：“你读过大学？”
“辅仁大学，化学系，大三。”
“大三……”陈涛重复一遍，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像在计算什么，“按理说，该让你去后方，去延安，那里需要知识分子。但眼下山东急缺人手，特别是能做政治工作、能写能说的。你愿意留下吗？”
文立正没有犹豫：“愿意。”
“可能会死。”
“知道。”
陈涛又看了他一会儿，忽然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一支铅笔，推到文立正面前：“写几个字我看看。”
文立正一愣，还是接过笔，在本子空白页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铅笔是中华牌的，铅芯有些秃，写在粗糙的纸面上，沙沙作响。
“再写点别的。随便写。”
文立正想了想，写下那句话——那封给弟弟的信里的那句话：“先驱者，前途认定了，切莫回头。”
陈涛拿过本子，凑到灯下仔细看。看字，也看人，目光在纸面和文立正脸上来回移动。良久，他把本子合上，揣回怀里：“字不错。不过光会写字没用，得会说话，会做人的工作。明天带你去个地方。”
“哪里？”
“抗日军政工作人员训练班。”陈涛走到门边，又回头，“对了，你得改个名字。文立正这名字，太文气，也容易让人联想起湖南老家。想好了吗？”
文立正沉默片刻。他想起离开北平时，王振宇送他到校门口，握着他的手说：“立正，此去千万保重。他日若在报上见你消息，莫要让我认不出。”他还想起祖母，想起弟弟，想起衡山老家堂屋里那块匾，上面是父亲手书的“立身以正”四个大字。
“赵宓。”他说。
“哪个mi？”
“宓妃的宓。传说中伏羲氏的女儿，溺于洛水，为神。”文立正顿了顿，“我母亲姓赵。”
陈涛挑了挑眉，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只是点点头：“赵宓。好，从今天起，你就是赵宓。文立正这个人，暂时没有了。记住，对谁都不能说你的真名，来历。训练班里什么人都有，韩复榘的人，国民党的人，还有我们的人。多看，多听，少说。”
他拉开门，身影没入天井的黑暗中，像一滴墨融进夜色。
训练班设在城西一座废弃的教堂里。哥特式的尖顶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显得突兀，彩色玻璃早已破碎，用木板钉着。门口没有牌子，只有两个持枪的哨兵，穿着灰布军装，袖子上缝着“政训”二字的臂章。
陈涛把文立正——现在该叫赵宓了——带到门口，对哨兵点点头，就转身走了，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文立正看着他消失在街角，深吸一口气，迈过那道高高的石门槛。
教堂里很空旷。原本是唱诗班的位置摆了几排长条凳，坐了五六十人，有男有女，年纪多在二十到三十之间。讲台上站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正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字很大，力透板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新来的？”旁边一个圆脸青年小声问，递过来一个小板凳。
文立正点点头，接过板凳坐下。板凳很矮，他个子高，腿蜷得难受。
“我叫周焕章，济南师范毕业的。”圆脸青年很热情，“你呢？”
“赵宓。北平来的。”
“学生？”
“嗯。”
周焕章还想问什么，讲台上的中年人开始讲话了，声音洪亮，带着明显的鲁南口音：“……所以，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什么叫统一战线？就是不管你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无派，只要抗日，就是一家！韩主席说了，山东的军队，要和八路军协同作战，共同保卫山东……”
文立正听着，目光扫过台下的人。有的一脸认真，埋头记录；有的目光游移，显然心不在焉；还有的嘴角带着似有若无的笑，那笑里有嘲讽，有不屑。他想起陈涛的话：“训练班里什么人都有。”忽然明白了那种笑的含义。
第一天是政治课。第二天是军事训练。教官是个行伍出身的老兵，脸上一道刀疤从左眉划到右颊，说话时疤痕扭动，像条蜈蚣在爬。
“枪，是军人的命！”教官拎着一支汉阳造，枪托重重顿在地上，砰的一声，灰尘扬起，“今天教你们拆枪。都看好了！”
他动作麻利，三下五除二，一支完整的步枪变成一堆零件，散在铺在地上的油布上。然后他又快速组装，咔嗒咔嗒，金属碰撞声清脆利落，一支枪又完整地立在手中。
“来，你！”教官忽然指向文立正，“上来试试！”
文立正站起身。周围的目光聚过来，好奇的，审视的，等着看笑话的。他走到油布前，蹲下，看着那些陌生的零件：枪管、枪机、复进簧、弹仓……在辅仁的实验室里，他摆弄过更精密的仪器，分析天平，分光镜，恒温水浴锅。但那些仪器不会杀人。
“磨蹭什么！”教官吼。
文立正伸出手，手指触到冰冷的钢铁。他闭上眼，回忆教官刚才的动作——先卸枪托，再拔枪机，然后退复进簧……睁开眼时，他的手已经动起来。不流畅，甚至笨拙，但顺序没错。最后一步，装弹仓，他试了两次才卡到位。
“还行。”教官脸上的疤动了动，算是笑了，“读书人手不笨。下一个！”
文立正回到座位，手心里全是汗。周焕章凑过来，小声说：“你真行，我看了三遍都没记住。”
“多练就会了。”文立正说，心里却想，在战场上，敌人会给你时间“多练”吗？
下午是群众工作课。讲课的是个女教员，剪着齐耳短发，穿阴丹士林蓝旗袍，说话轻声细语，却条理清晰：“做群众工作，第一条，要放下架子。你是大学生，他是老农民，但在抗日这件事上，你们是平等的。第二条，要讲他们听得懂的话。不要说‘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要说‘鬼子’、‘地主老财’……”
文立正认真记着笔记。他忽然想起在辅仁时，有位教社会学的教授讲过类似的话：“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以为自己懂几个新名词，就高人一等。真正的智慧在民间，在田埂上，在炉灶边。”那时他听着，只觉得是书本上的道理。现在坐在这座破教堂里，听着窗外隐约的市声，才明白那话的重量。
训练班的日子紧张而规律。早晨六点起床，跑步，然后上课，军事训练，讨论，直到晚上九点熄灯。文立正学得很刻苦，像当年在岳云中学准备期末考试一样，把每一页讲义都背下来，每一个战术动作都反复练习。但他总觉得少了什么——直到那个傍晚。
那天是实弹射击训练，在城外的靶场。文立正打了五发子弹，三发上靶，最好的一发离靶心只差两寸。教官拍拍他的肩：“小子，有点天分。”
回城的路上，他和周焕章并肩走着。夕阳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路过一片菜地，地头坐着个老农，正用辘轳汲水浇园。看见他们身上的灰军装，老农停下动作，拄着辘轳把，眯着眼看。
“老乡，歇着呐？”周焕章打招呼。
老农没应声，低头继续摇辘轳。咿呀，咿呀，井绳一圈圈绕上来，柳条桶冒出井口，水在桶里晃荡，洒出几滴，在干燥的土地上洇出深色的圆点。
文立正走过去，蹲下身，看那桶水。水很清，能看见桶底沉淀的细沙。“这井深吗？”他问。
老农看了他一眼，伸出三根手指。
“三丈？”
“三十丈。”老农开口了，声音沙哑，像破风箱，“早些年浅，十五丈就见水。这些年，一年比一年深。天旱，人心也旱。”
文立正心里一动。他想起在武城做宣传时，那些围着他的老乡，眼神和这老农一样，浑浊，警惕，深处藏着一种近乎麻木的疲惫。他们听你讲抗日，点头，说“是，该打鬼子”，但你一走，他们该种地还种地，该交租还交租。那些慷慨激昂的口号，就像石子投进深井，咚的一声，然后沉寂，连回声都没有。
“大爷，”文立正看着老农沟壑纵横的脸，“要是鬼子打到这儿来，你咋办？”
老农摇辘轳的手停了。他直起身，望了望西边——那是济南城的方向，也是日本人可能来的方向。望了很久，久到文立正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他才开口，声音很轻，像自言自语：
“能咋办？跑呗。跑不动，就死呗。庄稼人，命贱。”
说完，他提起水桶，颤巍巍地走向菜畦，一瓢一瓢，把水浇在蔫巴巴的菜苗上。水渗进干裂的土里，滋滋地响，一会儿就不见了，只留下一片深色的湿痕。
文立正站起来，腿有些麻。周焕章在一旁小声说：“走吧，晚了要关城门。”
两人默默往回走。夕阳完全沉下去了，天边只剩一抹暗红的余烬，像将熄未熄的炭火。进城时，哨兵检查了他们的证件，挥手放行。走过城门洞，文立正回头看了一眼，那老农还在菜地里，佝偻的身影在暮色中越来越小，最后和土地融为一体。
那天晚上，训练班组织讨论，主题是“如何发动群众”。学员们踊跃发言，引经据典，从孙中山的“唤起民众”，讲到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文立正坐在角落，没说话。他眼前老是晃着那老农的脸，那双浑浊的眼睛，还有那句“庄稼人，命贱”。
轮到发言时，他站起来，沉默了几秒钟，才开口：“我在想，我们讲抗日，是为谁抗？为国家，为民族，这些大道理，老百姓听不懂。他们只想知道，抗日，和他们种地、吃饭、活命，有什么关系。”
教室里安静下来。有人皱眉，有人若有所思。那个女教员——教群众工作的——看着他，目光里有些东西在闪动。
“所以，”文立正继续说，声音不高，但很清晰，“我们不能只讲大道理。要告诉他们，鬼子来了，会抢他们的粮食，烧他们的房子，杀他们的亲人。抗日，不是为了遥远的、看不见的‘国家’，是为了眼前的、摸得着的活路。”
他说完，坐下。教室里静了片刻，然后响起零星的掌声，先是迟疑的，然后热烈起来。女教员站起身，走到讲台前，说：“赵宓同志说得对。群众工作，不是把我们的道理灌给他们，是从他们的苦处说起，从他们最疼的地方说起。”
训练班结业前三天，陈涛又来了。还是在刘记杂货铺的后厢房，还是那盏油灯，那缺了嘴的茶壶。不同的是，桌上多了一碟花生米，一壶地瓜烧。
“坐。”陈涛给他倒了一碗酒，酒液浑浊，浮着细小的泡沫。
文立正不擅饮，但还是端起来抿了一口。辣，从舌尖一直烧到胃里。
“训练班要结束了。”陈涛也喝了一口，咂咂嘴，“你的表现，我都知道。政治课优，军事课良，群众工作课……”他顿了顿，从怀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到某一页，“‘能从群众实际处境出发思考问题’。这是李教员给你的评语。她可是轻易不夸人的。”
文立正没说话，等下文。
“组织上决定，派你去鲁北，武城县，任政训员。”陈涛盯着他，“鲁北的情况，比济南复杂。日本人占了德州，随时可能南下。地方上，有国民党的县大队，有地主武装，有土匪，也有咱们的游击队在活动。你的任务，就是到那里去，发动群众，建立抗日组织。能做到吗？”
“能。”
陈涛笑了，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显得年轻了几岁：“别答得这么快。我告诉你，那地方穷，苦，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你去了，没准连煎饼都吃不上，得啃地瓜干。冬天冷，夏天热，蚊子有苍蝇大。还有，随时可能掉脑袋。”
“我不怕苦。”文立正说，顿了顿，又补充一句，“也不怕死。”
陈涛看了他一会儿，忽然问：“你真名叫文立正，湖南衡山人，岳云中学毕业，辅仁大学化学系肄业。父亲是清末秀才，在乡间办学。有个弟弟，在长沙读书。对吗？”
文立正心里一震，握着酒碗的手指紧了紧。
“别紧张。”陈涛摆摆手，“组织上了解每一个同志。我说这些，是想告诉你，你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你有来处，有家人，有过去。但到了武城，你就是赵宓，一个从济南来的政训员，别的，什么都不知道。能做到吗？”
“能。”
“好。”陈涛端起酒碗，和他碰了一下，碗沿相撞，发出清脆的声响，“这碗酒，算是给你送行。到了武城，会有人接应你。接头暗号是……”
他说了一个地址，一个名字，还有一句暗语。文立正默默记下，在心里重复三遍。
“记住，到了地方，多看，多听，多想。少说，但该说的时候，要敢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是不是真心为他们办事，他们看得出来。”陈涛仰头把酒喝完，抹抹嘴，“还有，你那个问题——抗日和老百姓种地吃饭有什么关系——问得好。到了武城，你自己去找答案。”
离开济南那天，是十月初的一个早晨。天阴沉沉的，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像要下雨。文立正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几件换洗衣服，那本《西行漫记》，还有训练班发的两本小册子，《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游击战术》。陈涛没来送，是王老头——杂货铺的看店人——把他送到城门口。
“就这儿吧。”王老头停下脚步，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塞到文立正手里，“路上吃的。”
文立正打开，是三个白面馍馍，还温着。
“王伯……”
“拿着。”王老头打断他，浑浊的眼睛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拍拍他的肩，“走吧。路上小心。”
文立正点点头，背起行李，朝城门走去。走到城门洞下，他回头看了一眼。王老头还站在那儿，佝偻着背，在深秋的风里，像一棵枯瘦的老树。更远处，是济南城的轮廓，大明湖，千佛山，趵突泉……这座他待了不到两个月的城市，此刻在晨雾中显得模糊，陌生，却又奇异地亲切。
他转过身，迈出城门。
城外是官道，黄土路面，被车辙碾出深深的沟。路两旁是麦田，麦子割过了，只留下短短的茬，枯黄的一片，延伸到天边。有农夫在田里烧荒，青烟袅袅升起，在无风的空气里笔直向上，像一根根灰色的柱子。
文立正沿着官道向北走。走出一里地，雨终于下来了，先是稀疏的雨点，砸在尘土上，激起小小的烟尘。然后密起来，哗哗的，天地间拉起一道雨帘。他没躲，任由雨打在身上，打湿了头发，衣服，还有背上那个薄薄的行李卷。
雨水顺着额发流下来，流进眼睛里，涩涩的。他抹了一把脸，忽然想起离开北平时那个清晨，也是这样的雨。那时他坐在闷罐车里，看着窗外的华北平原在雨幕中倒退。而现在，他在雨中向前走，走向一个叫武城的地方，走向一群素不相识的人，走向一个他还不完全明白、但已认定的未来。
雨越下越大。官道变成了泥泞的土路，一脚踩下去，陷到脚踝。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想起训练班教官的话：“当兵打仗，第一条，要能走路。走不了路，啥都白搭。”
他笑了。雨水流进嘴里，咸的，不知是雨，还是汗。
前方，雨幕深处，隐约可见村庄的轮廓，低矮的土坯房，歪斜的草垛，还有村口那棵老槐树——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色的天空，像一只祈求的手。
文立正加快脚步，朝那村庄走去。背包里的白面馍馍贴着后背，还残留着最后一点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