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西儿，也叫老西子，是旧时在华北、东北一带对山西人的一种称呼。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是种中性的叫法，并非贬义，其由来大概有这么三个缘故——首先是山西位于华北、东北的西边；其次是山西人爱喝老陈醋，而醋的古称为“醯”（xī），故被取了谐音；最后就是古代人口很少流动，但明清以后有大批的山西人跑出来做生意，而且这帮家伙还普遍精明抠门，才有了“老西儿”这么个略带戏谑的叫法。

而古往今来最著名的两个老西儿，大概就是北宋的寇老西儿和近代的阎老西儿了。

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对劲？那位阎老西儿咱们不去说他，而寇老西儿的由来则完全是艺术加工的结果——在刘兰芳和田连元两位老师所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中，都不约而同的将寇凖塑造成了老西儿，一开口就是地道的山西腔，还动不动就爱抿一口老陈醋，这就给人留下了寇凖是个山西人的深刻印象，“寇老西儿”这个人物也随之深入人心。

事实上，现在找不出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老西儿”这种称呼在北宋时就已经出现，同时将寇凖塑造成山西人的理由也是颇为勉强的。

老寇家的先祖确实曾在山西居住过（今山西晋中附近），但很早就迁去了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父祖辈及寇凖本人也都是出生并成长于下邽。因此要按祖籍算说寇凖是山西人还勉强说得通，但要说他满口山西腔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毕竟寇凖的一生中，除了在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陪着宋真宗赵恒跑到汾阴（今山西万荣附近）祭祀后土外，几乎找不到他在山西任职或居住的记载。

就像我的祖上都是从齐鲁大地闯关东跑到东北这嘎达来的，但只要是稍微“醇厚”点的山东方言我都听不懂，更别提说了。

而且作为一名历史人物的寇凖，其人生经历和人物形象与文艺作品中的那个寇老西儿，也是有着很大的不同。

01

寇凖，字平仲，生于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

话说在唐末到北宋初年那个混乱的年代，老寇家仍然保持着读书的优良传统，寇凖的老爹寇湘就曾考中过会试甲科头名：

“后晋齐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进士十五人：寇湘，状元，见《玉芝堂谈荟》。”《登科记考·卷二十六》

虎父无犬子。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年不及弱冠的寇凖便高中进士，被授官大理评事，先后前往巴东（今湖北巴东）、成安（今河北成安）任知县。后因年轻有为又政绩卓著，寇凖被调入京城担任尚书虞部郎中和枢密直学士等职，开始步入仕途的快车道。

相较于影视剧及曲艺作品中那个足智多谋、断案如神的寇老西儿，现实生活中的寇凖更多的是以魏徵、包拯式的铁血谏官的形象而闻名。

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寇凖于殿中奏事。可能是一时情绪激动，于是张嘴就喷，一点面子都不给皇帝陛下留。宋太宗赵炅越听越气，便想拂袖而去，没想到他的袖子有点长，被寇凖趁机抓住，然后又是一顿贴身近喷。

（最近我也总是遭遇贴身近喷，所以再解释一遍——宋太宗赵炅（音jiǒng）原名赵匡义，后来为了避他大哥的讳改名赵光义。再后来当上了皇帝，又因为“光义”都是常用字，臣民避讳起来太麻烦，于是又改名赵炅。所以宋太宗就是赵炅，赵光义只是他称帝前的名字。

而称帝改名由此还成了两宋皇帝的潜规则。有时还搞得复杂无比，比如封王要改名、册太子要改名、称帝了还得改名——像宋真宗赵恒和宋孝宗赵昚（音shèn）都改过好几个名，经常搞得人傻傻分不清。

在两宋十八帝中，没改过名的只有八位。其中除了开山老怪赵匡胤外，剩下没改过名的都是妥妥的昏君或亡国之君，这事说起来也是蛮诡异的。）

又跑题，赶紧再说回到寇凖。

赵炅被寇凖喷了一脸唾沫星子，估计不被气死也得被恶心死。这要放在明清两朝后者最轻也得罢官夺职，弄不好还得被打顿屁股，不过这种事情在唐宋时期却挺常见。而且赵炅虽然人品可疑、打仗的本事也矬了点，但总体上还算是个明君。既然是明君，那么虚心纳谏就必须是基本涵养，所以老赵只好认栽，还得捏着鼻子把这货夸一顿：

“朕得寇凖，犹文皇（即唐朝的太宗文皇帝李世民）之得魏徵也。”（《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列传第四十》）

既然都被皇帝比作为魏徵了，这下寇凖想不升官都不行了。于是他很快迁任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后又改任同知院事，成为了北宋政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不过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刚刚30出头就成了大宋朝预备役宰相的寇凖，骄傲的小尾巴无论如何也压不住了，于是就跟枢密副使、知院事张逊发生了矛盾。

人家老张不但官比寇凖大，资格更老，还是赵炅称帝前的潜邸旧臣——但凡寇凖有点政治头脑，也不至于跟自己的这位顶头上司死磕，而且还是甭管多鸡毛蒜皮都捅到赵炅面前大吵大闹的那种。果不其然，没多久皇帝就烦了，对二人的处置看似各打五十大板，但实则大有玄机——张逊降职为降右领军卫将军，照样留京领兵不说，赵炅对其信任也丝毫不减，不久后还派他去平息西蜀李顺的叛乱。

寇凖呢？则被罢职免官打发到青州去做知府。在两宋，京官和地方官之间可谓有着天壤之别。尤其是京官被打发到了地方，哪怕是加官进爵也足以让人如丧考妣，因为那就意味着贬黜，政治前途可谓是一片灰暗。

02

寇凖遭贬官固然有得意忘形的缘故，不过因为造成他倒霉的对象是张逊，又让其受到了广泛的支持与同情。

为啥？原因很简单，因为张逊是个武人。

北宋立国以后，虽然宋太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确立了文尊武卑的基本政治秩序，但因为对外征战频仍，况且那一批开国宿将还没死绝或是被养成猪，所以直到宋真宗赵恒即位后，武官在朝堂上还是有着一定的地位和发言权的。而文官呢，自然对这种情况不会满意，所以一直在千方百计的与其争权夺利。

于是跟张逊争风吃醋且惨遭败绩的寇凖，在文官集团中的声望和影响力却因此大增，一时间居然成了为了集体利益“光荣牺牲”的英雄式的人物。再加上赵炅对他的印象也不错，于是在一大批文官的运作下，寇凖不但很快又被调回了京师，还升官当上了副相。

当然在士大夫的笔下，这都是寇凖“圣宠不衰”的结果，与他们无关：

“帝顾准厚，既行，念之，常不乐。语左右曰：‘寇准在青州乐乎？’对曰：‘准得善藩，当不苦也’数日，辄复问。左右揣帝意且复召用准，因对曰：‘陛下思准不少忘，闻准日纵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明年，召拜参知政事。”（《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列传第四十》）

不过在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挫折之后，寇凖显然也吸取了教训、增长了经验，二度入京后整个人都有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

比如说此时的赵炅因旧伤复发，自觉命不久矣，便开始操心起立储这件事。不过事关皇统承继向来是历代王朝的天字第一号大事，北宋的情况又尤其特殊。赵炅的帝位是从他老哥赵匡胤手中拿到的，这样一来他要寻找接班人就比别人更麻烦——到底是传给儿子，还是侄子？

所以立储就成了北宋朝堂最大的一颗雷，谁碰谁死。不过当赵炅问到寇凖时，后者的回答就非常巧妙：

“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引用同上）

寇凖的意思很简单——皇帝选谁，我就服谁。但他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未必。

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莫名暴死后，赵炅以皇弟身份践祚执政21年，满朝的文武百官对此大多数拥护和支持的。但在太祖一系的眼中，这帮家伙弄不好就是叛臣逆党，最次也得算是反复小人。所以哪怕赵炅不想选自己的儿子接班，满朝文武就算为了自家的前途乃至身家性命都宁死不能同意。寇凖当然也不会同意，否则他就是自绝于仕途，以后甭想再在朝堂上混了。

而且寇凖巧妙的暗示过赵炅：你可选得选个“副天下望者”，否则我还是会反对的。这话赵炅一听就懂，而且颇合心意，所以就选择了他的第三个儿子、襄王赵元侃为太子，于是君臣皆大欢喜。

两年后赵炅驾崩，赵元侃随即即位，并改名赵恒，是为宋真宗。

而在其接班的过程中起到过至关重要作用的寇凖，自然而然的受到了赵恒的感激和报答，遂成为真宗朝举足轻重的人物。

03

赵恒想让寇凖当宰相，在朝中是个人所共知的秘密，而且很快又迎来了不让寇凖拜相都不行的时机。

赵炅在位时一直谋求收复燕云十六州，为此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北伐，结果却是不但数十万大军尽丧，连他自己也屁股中箭，最后死于旧伤复发。

来而不往非礼也。等北宋攻不动了，契丹人的报复也就来了，尤其是趁着赵恒刚刚即位的时机频繁骚扰边境。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在契丹临朝称制的太后萧绰和辽圣宗耶律隆绪娘俩更是率20万大军大举伐宋——一看这架势就跟往年的“打草谷”截然不同，显然是想凭一战之力灭掉大宋朝，继而入主中原。

赵恒君臣这下可慌了手脚。面对如此危局，他们想到了两条应对措施，其一就是赶紧加封寇凖为集贤殿大学士（北宋宰相通常以兼昭文馆大学士者为首相，执史馆者为次相，兼集贤殿大学士者为末相）。毕竟老寇既受皇帝信任，又跟文官集团一条心，而且脑子还好使，说不定升官了就能想出啥主意把契丹人弄回老家呢？

第二条就是赶紧跑路。话说大家都是君子嘛，怎么能立于危墙之下呢？不过临阵逃跑的名声太不好听，不如改成迁都糊弄人。至于迁到哪儿去的问题，诸大臣就都打起了“谁不说咱家乡好”的主意——参政知事王钦若是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余）人，便主张就近迁都金陵（今江苏南京），枢密副使陈尧叟是阆州阆中（今四川阆中）人，所以提议迁往成都。以此类推，寇凖是不是应该力主把京师弄到老家长安去？

谁知老寇压根不按套路出牌，反而对王钦若等人喊打喊杀：

“帝以问准，时钦若、尧叟在傍，准心知之，乃阳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武，将帅和协，若车驾亲征，敌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劳逸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欲委弃宗社，远之楚、蜀邪？’帝乃止。”（《续资治通鉴·卷二十四·宋纪第二十四》）

寇凖非但阻止了皇帝临阵脱逃，还担心王钦若继续使坏，便找借口把他从赵恒身边调走。于是两人关系破裂，王钦若开始想尽办法给寇凖挖坑。

不过寇凖虽然能阻止赵恒逃跑，却无法阻止契丹大军在大宋朝的国土上不断的攻城略地。到了当年10月，辽国大军攻陷了祁州，兵围地处黄河沿岸的澶州——一旦澶州再度失陷，那就意味着黄河天险不复存在，宋京汴梁即将暴露于契丹人的铁蹄之下，亡国亦未可知。

已经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压上赌桌的寇凖再无退路，几乎是强逼着赵恒御驾亲征来到澶州前线。不过这位懦弱的大宋皇帝死活都不肯渡过黄河，这可咋办？

还是寇凖有办法。他本是书生，所以深知“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真谛，就跑去找到禁军大将、殿前都指挥使高琼求助。于是寇凖和高琼一个靠忽悠、一个靠吓唬，几乎是将赵恒绑架进了澶州城，从而大大提振了宋军的士气：

“帝初不欲过河，寇公力请，高琼控帝马渡过浮梁。帝登城，六军望黄屋呼‘万岁’，声动原野，士气大振。”（《邵氏闻见前录·卷一》）

此后在澶州城下，宋将张环用床弩射杀契丹大将萧挞凛，再加上辽军孤军深入、粮草不济，又面临被宋军合围的危险，所以便向宋军请和。对此赵恒是求之不得，不顾寇凖等主战派的反对，还是跟辽国签下了一纸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虽未割地，但却发明出了“岁币”这个让大宋朝至亡都摆脱不掉的耻辱之物，称其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不为过。不过，若是没有寇凖竭力主战并连蒙带骗的没让赵恒临阵脱逃，弄不好靖康之变就得提前120多年爆发，到那时想跟契丹人求个澶渊之盟都是妄想。

所以经常有人说寇凖拯救了北宋，并为其续命百多年，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可我还是觉得没道理。

04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事实上历史上除了南北朝时期那些姓刘、姓高的以及明太祖老朱以外，闲着没事就喜欢砍几个大臣脑袋耍耍的皇帝还真没几个。毕竟作为帝王哪怕能为所欲为，但要维持和治理江山还是少不了大臣们的协助和配合——只要没有触及到底线和核心利益，没谁愿意把彼此间的关系搞得那么紧张和复杂。

但皇帝难伺候倒是不假。历史上如秦皇汉武、唐宗明祖那样有着远大理想和坚定意志的明君雄主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皇帝身上都或多或少的有着这样那样的毛病。有时候大臣们一个没伺候好、让这位爷受了刺激，弄不好就会整出个精神病人，从此搞得天下大乱，谁沾上谁倒霉。

比如赵恒。这货刚即位时，因为老爹留下的家底比较厚实，再加上他当时比较勤政，还挺简朴，眼光又不错，任用了名臣李沆等人为相，于是将国家治理得不错。史书记载当时经济形势大好，国库充盈，百姓的日子也过得去，史称“咸平之治”。

起码在当时，如果谁要说赵恒是个昏君，那绝对是昧了良心。

但一场澶州之战和一纸澶渊之盟，彻底让赵恒与此前判若两人。

尽管官方拼命的吹捧澶渊之盟的正面价值，但真正的大人物们谁不知道那是咋回事？再者就算这纸跟契丹人的盟约对大宋朝真的利大于弊，那么居功至伟的也是与敌浴血奋战的将士和以寇凖、高琼、李继隆为首的文武百官，而那位本应该英明神武的皇帝陛下呢？除了拖后腿就是拖后腿。就算最终站在了前线鼓舞士气，那也是被哄着、逼着甚至是绑架去的，没当场尿裤子已经算是对得起列祖列宗了。

尤其是王钦若这个坏种还打着攻击寇凖的旗号给了赵恒致命一击：

“钦若曰：‘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列传第四十》）

于是，赵恒的心态崩了。

此后，为了挽回面子以及重塑帝王威严，他又是伪造天书，又是东封西祀，又是大建宫观，又是赏官赐禄，还宠信“五鬼”（即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这样的小人，把大宋朝上下搞得一团糟。最后到了晚年的赵恒，已经精神错乱到了半疯的状态，沦为了万世笑柄：

“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宋史·卷八·本纪第八》）

赵恒疯不疯、死不死的没人关心，关键是他的倒行逆施给大宋朝的衰亡拉开了序幕。

其一，赵匡胤和赵炅在位期间，尽管一直在推动崇文抑武的政策，但对于文官也不是一味的包庇纵容，该杀的也杀该贬的也贬，士大夫对此也不敢有啥脾气。

而赵恒在澶州之战中尊严丧尽，此后的倒行逆施又彻底失去了人心，使得君权与臣权失去了平衡。尤其是他为了挽回失去的面子，不惜给掌握了舆论话语权的士大夫做“舔狗”，更使得后者愈发嘚瑟了起来。

而在赵恒晚年因病将大权尽委于皇后刘娥，使得其野心萌发想做武后第二，使得后来即位的宋仁宗赵祯几乎沦为傀儡。后来即便亲政，也因为性格软弱使得士大夫愈发嚣张——后世流传的所谓“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与士大夫治天下”等谎言就是在仁宗朝传出并成为既定事实的。到了宋英宗赵曙在位时，富弼甚至胆大到了敢于当面发出废立之威胁：

“千古百辟在廷，岂能事不孝之主。伊尹之事，臣能为之。”（《曲洧旧闻·卷八》）

这种事甭管发生在哪朝哪代，老富都得是拉出去剁碎了喂狗的下场。唯独在大宋朝，人家非但没事，还赢得了忠直的美名。

皇权不振，是两宋始终富而不强、大而积弱的主要原因，而这个锅必须由赵恒来背。

其二，在澶渊之盟以前，北宋经过40多年的经济恢复，已经日渐富庶，财政状况也非常良好。可是经过赵恒的一番装神弄鬼和大肆铺张，彻底将北宋的财政拖入了深渊：

“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给，而犹不闻以财为患。及祥符天禧以后，内之蓄藏，稍已空尽。”（《水心集·卷四·财总论二》）

从此，冗兵、冗官、冗费这“三冗”就成了勒在北宋王朝脖子上的绞索。哪怕是范仲淹、王安石这样百年一遇的大才出手试图解锁这一难题，其结果也是让靖康之耻来得更快、更猛烈了而已。

其三，赵恒在澶州城下的软弱，却让北宋君臣突然发现了一个低成本保家卫国的“妙招”，那就是花钱买平安。对于堂堂大宋朝来说，一年几十万银绢算个毛线？既然掏出这点钱财就能让大家继续花天酒地、混吃等死，谁还愿意多花百倍、千倍的真金白银去整军备战？于是国防日益废弛，武人的地位愈发猪狗不如，啥都不懂的文官都能冒充内行去前线瞎指挥，反正打输了无非是再多花点钱，又不是给不起……

于是大宋朝送岁币送得愈发轻车熟路。除了契丹人外，随后的党项人、女真人、蒙古人自然也少不了，反正谁来敲打大宋朝两下都能赚到大笔的票子花花。

然而要是花钱买平安这个妙招不灵光了，大宋朝的君臣就彻底懵圈了。于是徽钦二帝被像狗一样的掳走，于是宋恭帝赵㬎被忽必烈打发去当了和尚，于是陆秀夫只好背着宋末帝赵昺跳了海。

所以一纸澶渊之盟看似拯救了大宋朝的一时危局，但其实却为其最终的衰亡埋下了难以挽回的隐患。而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寇凖，又该怎样去评价他的功过是非？

05

翻开史书，无论正史野史，寇凖都算得上是个正面人物，风评极佳。

而史书都是士大夫们写的，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论断——那就是甭管寇凖的一生曾有多么的辉煌，后来又有多么的倒霉，但他的所言、所行和所为都是符合士大夫的价值观的。

而自科举制度使得士大夫阶层崛起以来，他们始终为之孜孜以求的是什么？当然是争权夺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斗皇权。

从这个角度看寇凖，他在澶渊之盟前后的一些行为就很好理解了。

首先可以确定的，寇凖是主张限制皇权、坚决维护士大夫利益的。至于什么关心民生、爱民如子啥的当笑话听听就得，不必当真。

早在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因为某些地区发生了旱灾，宋太宗赵炅就召来群臣商讨解决的办法。可是寇凖却脑洞大开的扯出汉时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一下子就把话题给带跑偏了：

“《洪范》天人之际，应若影响，大旱之证，盖刑有所不平也。”（《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列传第四十》）

那赵炅到底干了啥坏事？原来此前不久因为受贿，赵炅宰了一个叫祖吉的官，还打了王淮的屁股。而寇凖首先认为赵炅处置不公、包庇了王淮（这货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其次是反对皇帝对高贵的士大夫动粗，砍头肯定是不对的，打屁股也欠妥，所以才遭到了老天爷的报复。至于正在旱灾中嗷嗷待哺、死了一地的老百姓，哪有祖吉和王淮这两个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士大夫重要，又关他老寇啥事？

而史官对于寇凖的表现是持赞善态度的，还替赵炅表态“由是知淮为可用矣”。

而在澶州之战中，寇凖先捧后骗，后来几乎用绑架的方式把赵恒强行弄到了对辽作战的第一线，就差往他手里塞把刀子冲进敌阵砍人了——真有这个必要吗？

事实上当时契丹人虽然气势汹汹、一度打得宋军鸡飞狗跳，但很快就陷入了窘境。起码在赵恒被寇凖强逼着北上之前，他们已经在河北大地上转悠了好几个月，却只拿下了遂城、祁州和德清等几座不重要的小城。像保州、定州、冀州这样的大城契丹人根本啃不动，至于雄州、霸州、大名这样的战略要地，契丹人干脆连打都不敢打，只能绕着走。即便如此，他们仍损兵折将数万人，其中在瀛州一战非但没攻下城，反而被干掉了万余人，实在是有些打不动了。

而且在战略大势上辽军也是孤军深入、身陷重围——前有北宋禁军主力拦截，侧翼有河东军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只要身后无数座兵城中的河北守军齐出，那就是铁壁合围、关门打狗之势，契丹人就此全军覆没也非妄言。比如后来富弼在出使辽国时曾遭到战争威胁，就直接拿澶州之战说事，让辽兴宗耶律宗真哑口无言：

“弼曰：‘北朝忘章圣皇帝（赵恒）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宋史·卷三百一十三·列传第七十二》）

在这种情况下，辽军除了退兵就只能议和，否则根本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所谓的北宋有亡国之危，要么是危言耸听，要么是夸大其词，反正是别有用心。

而这时候把赵恒撵到前线去，除了提振士气外对战局毫无影响。况且要是这货在澶州城头尿了裤子的话，到底又能提振谁家的士气？再说要不是赵恒临战软骨头，弄不好澶州之战的结果就不是一纸澶渊之盟，而是宋军将契丹人一勺烩了、进而收复燕云十六州也说不定。

寇凖身为宰相，不可能不知道上述情况，更不可能不了解自家主子的德性。那么他非逼着赵恒上前线的目的为何？

最了解你的人永远是对手——寇凖的死敌王钦若尽管一肚子坏水，但是他揣摩前者此举动机时说的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列传第四十》）

啥意思？就是说寇凖一力主战，可是又没把握赢（一介书生，根本不懂军事），干脆就孤注一掷将皇帝也压上赌桌，要赢一起赢，要死一起死。

最后他赌赢了，可付出的代价却是赵恒的名声从此成了臭gou屎。而为了挽回名声，他又做尽了倒行逆施之事，最后将大宋朝拖入了深渊。

从这点来看，寇凖力阻赵恒逃亡迁都固然是使得北宋没有提前一百多年变成南宋，但是他此后的疯狂之举，却在有意无意间给大宋朝捅了最狠的一刀。

但要说他拯救了北宋，无论怎么说都是言过其实的。

06

赵恒并不傻，起码没傻透腔。所以在想明白了前因后果之后，自然对寇凖有了想法。于是在澶渊之盟的墨迹未干之际，他就把寇凖的宰相给撸了，然后撵到地方去眼不见心不烦。

不过到了14年后的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此时寇凖的死对头王钦若已遭罢相。另一个坏蛋丁谓盯上了这个位置，但资历却不够，便打起了拉上寇凖替自己撑腰的主意。偏偏寇凖又是个官迷，于是就不顾反对二度进京为相。

可是吃了丁谓喂到嘴边的饭，却并不意味着一生桀骜的寇凖就会给丁谓的面子。于是屡屡遭寇凖打脸的丁谓像王钦若一样恨上了他，更要命的是寇凖还看不惯替老公执掌朝权的皇后刘娥，拉着知制诰杨亿秘密谋划让太子赵祯监国——此时的赵恒已经病得完全无法理事，朝中最有权势的两个人就是刘娥和丁谓，结果统统都被寇凖得罪了个遍，而且还是不死不休的那种。

结果在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借宦官周怀政谋划政变之机，丁谓诬告寇凖参与谋反，想置其于死地。后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让他逃过一死，但也因此遭罢相被贬往雷州。3年后，寇凖病死他乡，享年63岁。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赵祯为寇凖正名昭雪，恢复其太子太傅、莱国公之职，赠中书令，谥号忠愍。

07

寇凖在如今的影视或曲艺作品中的形象通常都很正面。但在真正的历史中，这个人物经常让人不知道该说些啥好。

如果非要给个评价，那就是不靠谱。

有一次宋太宗赵炅紧急召集重臣商讨要事，结果大伙都到了以后就差一个寇凖。这时赵炅无须任何人提醒和报告，就非常肯定的说：这货一定是又喝多了。

这样的大臣要是摊上像秦皇汉武或是洪武、乾隆那样御下严苛刻薄的皇帝，没准脑袋都被砍了几个来回了。也就是老寇有幸生在宽容的大宋朝，非但皇帝能担待，官还能越做越大。

而寇凖嗜酒如命这一恶习实在是太出名了，以至于我怀疑他在做出把赵恒绑架去澶州这个决定时，弄不好也是醉醺醺的。

整个北宋因贪杯而闻名的重臣除了寇凖，另一个就是欧阳修。后者刚中举后被打发到西京（今河南洛阳）当推官，结果他一天到晚不干正经事，不是游山玩水就是喝酒泡妞，最后惹火了顶头上司王曙：

“（王曙）尝厉色谓修等曰：‘诸君知寇莱公晚年之祸乎？正以纵酒过度耳。’众客皆唯唯，修独起对曰：‘以修闻之，寇公之祸，正以老而不知止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四·仁宗景祐元年》）

王曙和欧阳修谁说得对？当然是都对。毕竟人家王曙是寇凖的女婿，肯定不会说自己老丈人的瞎话；而欧阳修虽然做官糊涂，但做学问写文章的本事还是靠得住的。

想当初丁谓请寇凖二度拜相，亲朋好友都劝他不要中了丁老奸的诡计，干脆拒绝算了。可是老寇虽然已经快60了，却依然很有上进心，结果因为“不知止”而倒了大霉。

当然让他倒霉的直接导火索还是“纵酒过度”：

“天禧末，真宗寝疾，章献明肃太后渐预朝政，真宗意不能平。寇莱公探知此意，遂欲废章献，立仁宗，策真宗为太上皇，而诛丁谓、曹利用等……会莱公因醉漏言，有人驰报晋公（丁谓），晋公夜乘犊车往利用家谋之。明日，利用入，尽以莱公所谋白太后，遂矫诏罢公政事。”（《东轩笔录·卷三》宋·魏泰）

官迷、滥饮还大嘴巴，这样的寇凖要是还不倒霉，那才真是见了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