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可以明智。
12世纪-15世纪，中国是世界海上的中坚力量，名副其实的海上强国。
有原因的。
赵氏北宋成立之初，吸取唐朝安史之乱经验，刻意削弱武将力量，在兵权设置上费尽心思，国家治理重文轻武，崇尚白银交易买岁月平安，换来百年无战事，却也因为百般提防武将造反，导致北宋军队战斗力孱弱，忘了军队是用来打仗不是用来提防的，最终北方异族强大南下来犯，北宋抵抗不住，首都汴梁失守，皇帝被俘，金国傲立北方，赵构南逃，宋朝政治中心转移到沿海东南，于临安建立南宋首都。
彼时南宋，意识到水上兵力的重要性，加强水师建设，一路与金以及后来的蒙军对抗，水上兵力起到极大抵御作用。民间+官府的水上抵御力量，再加上发展了强大的海外贸易进而带来经济财富支持，使得南宋又挺了一百多年。真不容易！1/6国土的南宋朝廷，对峙几乎半个亚洲大陆的蒙古人，南宋水军功不可没。
书中有较大篇幅介绍宋金之战、宋蒙之战，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水上力量对抗是当时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的，海上力量的较量，不止是经商贸易往来，一定包括军事实力的对抗。
公元1000年后，至明朝中期海禁，地球开始第一轮全球化。
西域丝绸之路被封锁，无法从国内土地刨食的农业生产里得来更多的银子，南宋统治者眼光极好的投向海上贸易，扶持、鼓励商人积极进行国际经商贸易往来。勤劳、智慧、勇敢的中国人，南宋这一制造业大国，源源不断通过中外商人，将国内外商品在东南亚、欧洲、地中海等地实现国际间交易贸易，贸易往来带来文化、科技、思想、宗教信仰之间的正向积极交流。南宋包括后来统一中国的元朝统治者，为了维持统治经济需要，坚挺、扶持对外贸易的重要地位，以致后来明朝成立初期，也还在延续这样的政策，使得当时300年间里的中国成为了当时的世界中心。至今我们在当年繁华兴旺的港口，比如广州、泉州、福州、上海等，或多或少还能看到当年中外交流后遗留的痕迹，比如泉州，是当年外国人云集之城，城内宗教遗址种类众多，包容开放的城市气质影响至今，令人感慨万千。
南宋、元、明初的积极海洋贸易政策，也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促发了中国民众改变安土重迁的信念，离开故土、走向他方寻求生机。当今东南亚各地众多华人的祖先，更多在这个时候开始扎根异国他乡，勤奋打拼，终成他国之商业巨贾，后来又陆续吸引、影响了更多的沿海华人远渡重洋，跟随先辈踪迹在外国发展，谓之华侨。也正是这些华侨及他们的后代，在国外谋生出息了之后，反哺中国。他们带回先进的思想、技术、金钱，极力推动改造中国，支持、参与中国革命、改革开放，功劳永不可忘。
也正是这300年间繁盛的海上贸易，壮大了许多民间商人。在与朝廷互助互益的过程中，民间商人的商业王国和私人武装力量日益强大，尤其私人海上武装力量，但这在历来统治者眼中都是要严加提防的威胁。终于，明朝后来实施海禁，海上贸易经济态势颓废没落，包括后来的清朝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比如禁止外来传教士与民众思想交流，只留广州一口通商，终因广州十三行商人在与外国人贸易交往中，利益天平失衡，外国人不满，鸦片战争爆发。
历史看似偶然，却也是必然。
宋朝，一个独特的朝代，因为不重视武力，导致军事国防上不敌北方少数民族，数度南迁，不得不依赖海洋贸易，外向型经济开启，也打开了全球化首次经济交往的大门，到元朝异族统治，因经济需要，继续强盛了中国的海洋贸易，繁华程度前所未有。一改古中国单一的农耕经济，商品经济、科学技术、中外思想交流等的发达和活跃，在帝制中国历史前后，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当期独领风骚，留给后人诸多想象。
其实说来，也不是主动开放，而是不得已的被迫开放。如果北方相安无事，宋朝还会是那个更愿意维系低水平农业生产水平的皇朝，看看北宋就知道。反正不论百姓如何疾苦，王孙贵族官僚们的锦衣玉食是不会改的。
当然，这也就只在分裂和不统一时代才可能发生（元朝蒙古人能力难及细节管理，不似清朝大一统后统治过程中对汉人思想的禁锢）。就像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时代，西方外来新鲜事物冲击着中国人的视野，沉闷的国民顿时被活跃起来，欣欣然期望着新时代，一切都在变化着，带着希望。
写到这，呼应回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在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后，中国被迫面对西方国家挑战要做出反应，我们的士大夫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
他们的反应，在今天的我们来看，是多么的可笑，但在当时，那就是他们恰如其分、最正常不过的反应。
其实，只要看了历史河流是如何的流淌和经过，处于里面的人们，他们经历了什么，我们就会更好的理解我们的先人，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思想和言行反应？
说到底，要放置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结合他们当时所处的前后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去作客观、中立的评价。
他们是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先人，是他们的思想言行缔造了后人的过去，而他们的思想言行，是被当时外部客观条件经过长时间潜移默化影响和决定的，这不是他们可以选择和能改变的。
所以，今天的我们，不妨尽量去理解他们，而不是嘲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