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也是存亡所系。生存高于一切，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生存和繁衍是第一需求。要想生存，必须不断地将化学能转化为生物能，不管是原始的食物采集社会，还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填饱肚子，满足身体对食物的需求始终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当进入农业社会，通过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在这基础上有了一定的粮食储存，不至于每天跑出去搜集食物后，人类文明才真正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只有吃饱了肚子，人类才能收敛兽性、发展人性，独立思考、孕育文明。纵观历史，几乎所有进入高级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农业生产和粮食储备上比其他落后地区有更快的步伐。工业革命后，人类科技全面进步，生产力快速提高，生产关系不断优化，这一切也都是建立在农业的快速发展这个基础之上。18世纪以来，人类农业大幅进步，种子更加耐受环境，化肥更利于农作物生长，农药对害虫的消杀能力更强，农具的效用更大，土壤下面的肥沃部分被深深翻出地面，水利设置和灌溉条件更加便利，应对极端天气的预防措施也更加有效，在这些重大的变革和进步下，农作物产量大幅提高，人类才有了更多的精力发展工业、科技、商业、艺术等，推动文明步入快车道。18世纪以来的每一个世纪，发展速度都要远远高于之前一千年的发展总和。
吃饭问题关系到文明的发展，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人类历史很多盛世都源于温和气候条件下稳定高效的粮食生产和农业丰收。很多乱世都源于持续的农业减产，百姓无以充饥，政府又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以致矛盾叠加，天下大乱。“农业稳则天下稳”，千百年来农业始终在扮演着一种催化剂的作用，能加速盛世的形成，加快乱世的演变。东汉末年，天下大旱，中原很多地区的农田颗粒无收，致使民心思变，产生黄巾起义。唐朝初期到中期，气候温和、降雨充沛，为农作物生产提供了一个非常适宜的条件，于是稻米高产，很多寻常百姓都能吃得到。这个时期草原地带水草丰盛，游牧民族马儿壮、羊儿肥。《资治通鉴》记载，当时的陇右地区（陇山以西，即六盘山以西，古人以西为右），即河西、安西、北庭等地区，“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在这个基础上，政治环境开明，国内外形势相对稳定，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产生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但到了唐朝中后期，气候条件骤变，降温明显，粮食减产。据《新唐书》记载，寒冷的气候致使水稻减产，种植区南退。《旧唐书》载，贞元十八年，河南十月频繁降雪。《唐书·五行志》载，“贞元十九年三月，大雪”，正当春天来临万物复苏草木发芽之际，一场极寒冻死了很多植物的嫩芽。韩愈的诗作《苦寒》描述了这一极端自然现象，“遂令黄泉下，萌牙夭句尖”“日月虽云尊，不能活乌蟾”“芒砀大包内，生类恐尽歼”。河南在初唐时竹林茂盛，到了晚唐，气温的下降导致竹子无法生存。同时在北方，草原稀松，游牧民族开始迁徙和南下。此时，唐朝面临的国内外政治军事压力徒增，农民起义加上自身内耗，王朝逐渐滑向覆灭的深渊。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明末清初，公元1600至1650年间，持续三百多年的明清小冰期进入极值期，气候寒冷，自然灾害频发，土地欠收、粮食减产，中国南方多地出现降雪，甚至包括海南和广东两省。1620年冬，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竟然出现长达40天的连续降雪，长江冰封。崇祯时期，除了气候寒冷之外，还加上了旱灾、水灾、蝗灾，以及致命的肺鼠疫，民间说崇祯时期，一半旱灾一半水灾，民间饿殍千里，李自成、张献忠率领农民揭竿而起，在天灾人祸中，明朝也走到了末路。
清朝初期，气象条件逐步缓和，气温反弹，有利于休养生息。朝廷减免赋税，鼓励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推广番薯和玉米等美洲作物，改良农业技术，不断发展农业生产，使得全国人口在短短30年内从1亿多增长到了4亿。客观上说，满清部族政权的腐朽统治，之所以能在较长一个时间内维持下去，离不开相对较好的自然条件和快速提升的农业生产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