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许多事情的内核如同“慈善的壮举”—付出一个行为却未改变其背后的认知及心理状态，而仅仅是在如此场景中去完成一场行为艺术。
这是TED演讲里的一个场景。演讲人用简洁明快的语言勾勒出慈善事业已经浮现出来的趋势—慈善正在从1.0转变为2.0 ，由少数富人所从事的封闭的慈善转变为由无数普通人以大规模协作方式进行的开源式的慈善，维基百科就是这种开放式慈善（基于社会网络来展开的“让大家帮助大家”）的范例。
演讲进入尾声，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张一百年前的老照片，照片上的两个人是演讲者的曾祖父和曾曾祖父——此二人一个是银行家，一个是出版家，但父子俩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个时代著名的慈善家。演讲者说，她旅行的时候随身带着这张照片，她还把这张照片放大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正是这张照片，一直激励着她本人在慈善事业上锐意进取。随后，大屏幕变成了空白。演讲者以这样一句话结尾：“现在请你们想象一下，这张空白的像框里的人，是你，想象一百年之后，当你们曾孙和曾曾孙们看着这张照片的时候，他们将想起一个怎样的故事……”全场有近十秒钟的沉默，接着，是热烈而长久的掌声。
演讲者向我们展现的是一种思想试验—把某种状态置于想象的场景中，因狭窄的视野而被遮蔽的真相和价值，就会在这一特有的场景显现出来。想象中的孙辈和重孙辈的目光，是我们真正的形象和价值“试剂”。
你成功与否，你和你的同辈人说了不算，应该由你的儿子说了算，因为很多所谓的成功者，在他们儿子的眼中却是失败者。
如果说儿子的评价还掺杂着利益的因素的话，孙辈、曾孙辈对你的看法因为利益因素的淡薄和时间的沉定而更加客观、全面和清晰。美国辛辛那提能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吉姆·罗杰斯把这种观察视角称为“孙辈测试法”—“当我的孙辈们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会不会说他们的爷爷作出的英明决策，仍然是一个好的选择？”
其实这种“方法论”并不算是新的。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价值中，个人的价值始终被置于一个长时段的价值谱系中，对祖宗的崇拜和对后代的极端重视（或者说是对“无后”的恐惧），为先人添荣耀（光宗耀祖）和为后代谋福祉、树典范的自觉追求，使得个体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评价成为一种“他律性的自律”。
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并不能成为个体短期行为的坚实理由，因为在个体生命之上，还有一种“大生命”——薪尽火传的家族生命。保持这个“大生命”的可持续性是个体生命的基本责任，也是衡量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要标准（所以才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的说法）。
人不仅要在社会参照系中，而且要在历史中，在从可持续的价值谱系中被赋予特定的责任、身份和价值。
与“公民”相对立的是“流民”—没有明确的身份和责任、游离于社会共同体之外的个体。“孙辈测试法”的实质，就是将“可持续性”理念融入到“公民”的概念中，强调个体的价值和责任不能游离于历史和人类整体生命之外。这种观念有时被表述为“代际平等”——当代人不能因为谋求自己的利益而剥夺后代人基本的自由、生存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能成为不计后果、掠夺性利用资源的“历史流民”。
当一个企业声称自己要承担公民角色时，它应该在意识深处拒斥两种“流民”意识——社会流民意识和历史流民意识。如果从流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意识转换和意识升级，一个企业是很难从一家单纯求盈利的商业组织转变成一个合格的企业公民，尽管它信誓旦旦，甚至还实施了一些可以贴上企业公民或社会责任的标签。
“企业公民”的概念和实践由21世纪传媒引入中国将近8年，它从一个少数人、少数企业关心的话题现在已变成了众多企业都在关注、谈论和实践的概念。但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个概念在中国有可能陷入被标签化的命运。而当一些对这个概念并不深切的认知、认同，只想用它来作为企业形象的一种新的化妆术的时候，中国的企业公民实践不仅会流于浮泛、停滞，而且这个对中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理念和实践可能会沾染越来越多的负面色彩，让企业和公众丧失兴趣甚至避而远之。我们由此也意识到，
企业公民理念和实践在中国的可持续成长，有赖于众多的企业在观念和实践上实现心智模式的转换，在企业公民意识的层面上实现一场“必要的革命”。
《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彼得·圣吉通过大量的案例和理论研究证明，企业行为的变革之所以大多陷入失败，是因为企业常常只是在行为上进行变革，而驱使这种看似改变的行为的，仍然是企业一如既往的心智模式。心智模式是企业行为程序的“源代码”，没有对于“源代码”的“改写”，企业的行为从战略到具体的运营都不可能有实质的改变。实质性的改变始于意识到原有的心智模式，并从中幡然醒悟。
彼得·圣吉的学习理论可以说中国古老的儒家理论的现代版本。
心智上的反身而诚，实践上的自内而外的推演和展开，是儒家基本的方法论。
《大学》将这种顺序表述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这种“学习理论”在阳明心学那里得到了完整、系统的表述。当我们面对具有明显的“天下为公”意识的企业公民概念时，我们发现，企业公民作为一种外在身份和实践，也应当遵循“内圣外王”的逻辑。不具备“内圣”（在意识上具有真正的公民意识）的企业，是不可以实现“外王”（成为合格的企业公民）的。
而在粗浅的认知中，企业公民甚至被简单地等同于通常的公益和慈善。而通常的公益和慈善与企业的经营行为在原则、实施、效果上即使不是背道而驰的，也至少是少有关联的。正是这种不相关，使得企业的公益和慈善从一开始就具有了随意性、偶然性、不可持续性的特点。
当公众凭借现代信息技术，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信息主权，企业被迫进入透明化时代，企业向公众示好、买好的动机前所未有地增强。各种以“企业公民”为标签的公益、慈善行为骤然增加。
当企业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已经忽略或遗忘了企业公民的本义。“企业公民”强调的是企业的责任与权利并重，强调私人财富与公共财富的创造的同时发生。优秀的企业公民是将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协同和整合预先置入战略、流程和商业模式的设计中，而不是在实现商业价值之后再向社会捐款捐物。企业公民不是把社会和环境问题的解决当作经营之外的责任和负担，而是把解决重大社会和环境问题作为战略性的商业机遇——责任之系，正是商机之所在。
企业公民的概念超越了传统的“君子喻于义”与“小人喻于利”的二元对立。它创新性地让二者结合起来，让企业寓义于利，让企业通过做“好企业”来“做好”企业。
我们之所以把企业公民称为“蜜蜂型企业”，就是因为蜜蜂的行为恰好呈现了“私利”与“公益”的双重性并将二者完美统一——蜜蜂从花中采蜜的过程同时就是为花授粉的过程。
一种公益行为如果不能与企业的经营行为相互协同、相互放大，是很难持续性的；反过来，企业如果不把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纳入到企业的战略和商业模式中，也难以实现永续经营。企业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器官”。它必须与社会的其他“器官”，即与企业的利益相关方保持利益共享和平衡，实现社会整体的健康。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做企业，就是做企业公民。外在于经营的慈善行为和规避社会责任的经营行为，都是与企业公民无关的。只有当责任意识、天下意识与企业的经营战略和运营流程密切结合的时候，企业才可能成长为企业公民。慈善是一种外在行为，出于不同目的和动机的行为都可以统称为慈善。
但“慈”和“善”首先是一种心理状态的描述。内心、初衷的慈与善是根本性。如果不能在“慈”和“善”上实现“正心”、“诚意”，而只是把慈善作为一种外在的姿态，慈善极易成为伪善，公益极易蜕变为私利。
当然，将公共价值（公益）与私人价值（私利）在战略和运营层面上实现交融，是极具挑战性的。二者之间常常存在巨大的鸿沟。但所有的创新都始于供给与需求、现实与可能之间的鸿沟，所谓创新，就是创造性地弥合一道道鸿沟，完成“不可能的使命”。很难想象一个不具备创新性的企业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企业公民。可以说，创新性是企业公民的重要标志。企业公民，其实就是商业创新与社会创新的完美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