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大家应该都读过，几乎都知道这句话。这是司马迁写给好友任安的，一封信叫《报任安书》。
其实这封信是在他《史记》刚刚完成，想找个人倾诉，又不想被世间的一切耳朵听到。正好任安是一个将死之人，于是寄出了这封信，从一个地狱之门到达另一个地狱之门，让人惊心动魄。
司马迁因阉割之祸使家门受辱，祖坟蒙污。汉武帝因为司马迁为败将李林说了几句话，就无端的怀疑他在隐射与自己的亲属关系的另一位将军李广利，立即做出了匪夷所思的残忍判决，下令阉割了司马迁，成了摧残中国伟大学者的事件。而杀任安则是8年后的事。
杀害任安则是牵涉到汉武帝的另一个政治噩梦。汉武帝后期像陷于衰势的集权者一样，越来越迷信方士神巫，便任命江充全面追辑，严刑逼供，造成数万人冤死。江充把矛头指向太子刘据，刘据不得不起兵反抗，但汉武帝站在了江充一边，致使太子兵败自杀。
事过之后追究太子同党，汉武帝认定任安“两端派”“有两心”，而判决“腰斩”，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任安的地狱，司马迁得知判决后就写了这封《报任安书》。两个地狱之门的心灵交流，有司马迁每天汗流浃背的无限孤独。
前文那句话后人常常误读，以为不惜赴死就是重于泰山，其实，司马迁认为，死是容易的，但极有可能轻于鸿毛，甚至九牛一毛。最难的是，即便以最屈辱、最卑微的方式活着，也能够“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重于泰山了。
也就是说：精神尊严高于世俗尊严；人格尊严高于生理尊严；历史尊严高于即时尊严，宏观尊严高于直观尊严。
中国，靠司马迁苍白的脸，萎弱的手，建立了全部历史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