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诸多弊政之一，就是“进奉”。所谓进奉，就是地方官将额外榨取盘剥的财物，美其名曰“羡馀”，拿去讨好皇帝，谋求高官。下面介绍的《红线毯》，白乐天虽自言是“忧农桑之费”，其实就是讽刺“进奉”恶政的。诗中的宣州太守便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红线毯，择茧缫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
染为红线红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
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
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
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
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
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
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
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
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
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红线毯：一种丝织地毯。此类红线毯是宣州（今安徽宣城市）所管织造户织贡的。红于蓝：染成的丝线，比红蓝花还红。披香殿：原为汉代宫殿名，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曾在此地轻歌曼舞，这里借指宫廷歌舞之地。
涩：不柔润。毳（cuì），鸟兽的细毛。加样织：用新花样加工精织。
此诗大概写于807年。其时，白居易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刚好奉命前往宣州解送举人进京应考，亲眼目睹了宣州太守不顾百姓死活的劳民伤财之举。
宣城的红线毯是唐时最高档的丝织品，织毯以茧丝为原料。太原毯、四川锦花褥都算各地名产，但与红线毯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一则生涩而细毛僵硬，一则冰凉而质地单薄，根本比不上红线毯兼温暖与柔软之美。
该诗，前半部分，极尽铺陈，利用对比、衬托等描写手法，将红线毯制作之艰辛、贡品“温且柔”之精美，以及太守阿谀奉承之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在层层递进中，渐显题旨，使诗意不断深化，从而为下面讽刺皇帝享乐、抨击地方官进奉之举埋下伏笔。
做足了铺垫和渲染，写尽了物美人艰，白居易再也不加掩饰，一腔怒火冲天而起，锋芒毕露地开始抨击宣州太守。
时光趟过了千余年，此刻的我，仿佛仍能想见白居易愤懑怒怼的模样。他几乎是指着太守的鼻子在厉声诘问：昏官，你可知，“一丈毯”就需“千两丝”？
觉得还不解气，诗人进一步抬高了语音，怒斥道：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这振聋发聩的最后两句，是情绪的宣泄，是不可遏制的怒吼，是为民请命的悲悯，更是对荒唐弊政的控诉。
读罢最后两句，我血脉偾张，拍案而起之时，不禁大呼：爽快，过瘾！
不得不承认，很久没看到如此爽利直率的诗句了。之前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很多还只是通过借代、影射等修饰手段，总觉得不够酣畅淋漓。即便诗圣杜甫，在揭露黑暗批判不公时，也总有所节制，没有一吐而快的豪情壮意。所以虽深沉，却不免给人一丝压抑郁闷的感觉。
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岸不羁，基本上都出于自己个性的倔强和率真，少了一点为民请命的大义，所以虽写得行云流水气势纵横，却难以贴近民生，无法触动底层百姓的心弦。
反观白诗，毫无禁忌：心随意转，意自境出，胸中块垒，腹中恶气，如决堤江水喷薄汹涌，直泻而出。
下笔至此，不禁要问：谁给他的勇气和胆量？
白居易29岁进士及第，31岁当校书郎，又去基层历练，35岁获授翰林学士，次年又被拨擢为谏官左拾遗，可谓年轻有为，一时风头正劲。他仕途的顺遂，除了学识和才华，关键还是碰到了赏识他的人。
这人，就是被誉为唐朝后期“中兴之主”的唐宪宗-李纯。白居易被破格提拔，与唐宪宗的政治理想有关系。
李纯初登大宝，“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他把“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都当作效法的榜样。在位时，李纯励精图治，勤勉政事，诚恳听取并采纳积极建议，政治一度清明。他重用一批主张裁抑藩镇的大臣，讨平了藩镇的叛乱，使其他藩镇相继降服，中国全国出现了暂时的统一。
国家中兴，亟需各种人才，而白居易的诗才早已名动京城，况且又是言官，这让喜好文学的宪宗皇帝对白居易青睐有加，十分宠信。（可惜同样才名鼎盛的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在王叔文鼓动下参与永贞革新而忤逆圣意，最终流贬蛮貊之地几十年之久）
自认碰到明主的白居易，此时的政治热情完全被激发，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被提拔不久后，他就上疏宪宗说我的工作就是给你提意见，找不足的。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负，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完全一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耿耿直臣做派。
白居易“羽毛当令箭”式的自大膨胀以及言事的直接甚至无礼，也曾让宪宗感到不快。后者曾经向宰相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劝谏皇帝广开言路，不必介意。
宪宗并未怪罪白居易，日后反而多次采纳白居易的谏言，如减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止南方掠卖奴婢等。白居易谏言未被采纳的第一次，好像是关于好友元稹的奏疏。
元稹是白居易一生志同道合的生死朋友，虽说两人宦海沉浮、萍踪不定，聚少离多，但丝毫没影响他俩的亲密无间。
元和五年（810年）三月，敷水驿事件爆发。元稹被宦官打得鲜血直流，宦官却恶人先告状，宪宗又有意袒护，元稹被贬江陵。诏令一出，李绛、崔群、白居易等人立即上疏求情，白居易更是连上三状，力保元稹无罪，结果“疏入不报”。这次，宪宗压根不理他，没给他面子。
元稹栽跟头绝非偶然，这是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联合对进士集团的打击，作为皇帝的李纯，当然要再三权衡利弊。
同年五月，朝廷征讨王承宗的战事毫无进展，白居易连上三篇《请罢兵状》，说到激动处，竟有要挟之意：“不然，则臣合得罪；不然，则陛下罢兵。”意思是要么你降罪于我，把我办了；要么就罢兵停战，只有这两个选择。这简直是和宪宗叫板的节奏。
另一次，讨论是否该由宦官吐突承璀担任招讨使时，白居易竟当面说：“陛下错矣！”当时宪宗很生气，面色带怒，不欢而散。后宪宗召见李绎说：“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好在李绛一再求情，才免于处罚。
社会现实和个人见闻，使青壮年时期的白居易深感为民请命的必要紧迫，而宪宗的开明和信任，让他看到了希望。于是，“兼济天下”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为了实现这种宏愿，他非常积极勇敢，甚至不怕牺牲自己：“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折剑头》）
有了这种无畏无惧，他在频繁上书言事的同时，才“肆无忌惮”写下了大量反应社会现实、暴露黑暗弊政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敢当面顶撞圣上，出言不逊，指出皇帝的错误。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