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很小的时候，亲生母亲就去世了。是由婆（奶奶）养大的。婆生了大姑、二姑、三姑三个女子，所以，婆对父亲视如己出，三个姑也很疼爱父亲，大姑年长父亲十五岁，就连最小的三姑也比父亲大五岁，他们相处的很亲近。

听妈妈讲过，父亲的亲生母亲，是爷爷外出做生意时，在咸阳那边的淳化县遇到的，随后带回到了家。当父亲的亲生母亲看到爷爷家里已经有妻子女儿，就一直郁郁寡欢，不久，忧郁地就离开了人世。父亲的母亲去世没多久，不到一岁的妹妹也夭折了。按照迷信的说法，是父亲的亲生母亲把妹妹叫走了。

父亲家人丁少薄，爷爷那辈就独苗，父亲的到来使家人把宠爱全给了父亲。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大家很偏爱父亲，在父亲十三岁那年，离开家，去天水学做买卖，旧社会当学徒，父亲吃了不少的苦。

1949年2月，我们陕西省蒲城县解放了，父亲当天就参了军。初参军，父亲在第三军政治部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一月后，被分配到军后勤部粮秣科任会计。

1951年元月，父亲参加了抗美援朝，随中国人民志愿军暂编一团赴朝鲜，在团后勤任会计。到朝鲜后，于四月初调到四十二军，先后在四十二军后勤粮秣科，125师粮秣科，125师炮团财会股均担任会计工作。

1952年12月部队回国后，父亲调到师营建会财运科，仍担任会计工作。

父亲于1955年5月，转业到酒泉地区油脂公司，负责财会科工作。1956年冬，酒泉地区、县公司分开时调到县公司负责财会股工作。

父亲在地区油脂公司财会科负责工作时，在行政会上给王根小（后来县油脂公司的负责人）提过几次意见，到县油脂公司后，王根小是公司负责人，成了上下级关系。

1957年下半年，f右中，王根小把父亲作为重点整，迫使父亲承反f党才罢休。还要求父亲承认污蔑党的政策，这还不算，别人说的话硬逼着父亲承认。父亲拒不承认，就给父亲处分。在处分结论上写道：“该李（我父亲）参加工作以来，一贯不满领导，不服领导”在填报材料时，父亲在本人意见格也填注了否认意见。

1958年3月，父亲被x放农场劳动，还降了工资。在农场，被分到大黄沟煤矿，背了半年煤，致使父亲患上严重浮肿病，行走都非常艰难。父亲向领导谈自己的生活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困难要自己克服，m没法解决。”当时父亲把自己的手表、皮大衣具已卖光。

父亲后来给我们讲述：当年在大黄沟煤矿背煤，脊背上背着两百斤的煤，低矮狭小的煤窑，腰都直不起来，只能蹲着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挪着走。

妈妈是1955年天津支边青年，无任何原因，以精简为名（按政策支边青年干部不能精简），迫使退职。姥姥精神受了刺激，经常把四岁的我大姐锁在家里，自己在街上乱跑，致使四岁的大姐瘫痪在床。

我妈妈于1959年夏，在我大姐一岁三个月时，考入甘肃省交通学校，去兰州上学。父亲在农场不能回家，使大姐大病一场几乎丧命。

妈妈为了寻找职业求学，一去近两年，三个假期只回了一次家，父亲带着严重的浮肿病，还要照顾精神不正常的姥姥和瘫痪的大姐，根本无法上班，在现实生活环境逼迫下，按退职处理，让父亲回原籍治病。

父亲拿着700多元的退职费，除还了300多元的债，下余的不到400元。父亲发电报叫回妈妈，妈妈到家一看，家不成家，人不成人，再也无法上学了，在随父亲回原籍途经兰州时，痛心地退了学。那时候，妈妈距离毕业只剩半学期了。

小时候，只知道我的姥姥家在很远很远的天津，那时候小，也不知道天津是什么地方？只听说要坐火车才能到。村里的小伙伴走外婆家时，我们不用去，因为姥姥就在我家，同我们一起生活。

妈妈是姥姥姥爷唯一的孩子，1955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我风华正茂的妈妈，响应国家号召，从天津奔赴祖国的西北小城酒泉，支援边疆的建设。那时候，姥姥姥爷都已五十多岁了。

1956年，美丽的妈妈和父亲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就在这年，我远在天津的姥爷过世了，身在千里之外的我妈妈也没能回去奔丧，只是不久之后，我那遭受了无数苦难的姥姥，从天津千里迢迢地投奔妈妈来了。

记得小时在老家时，很少看到父亲，父亲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从早到晚除了吃饭时能见到父亲，其他时候父亲都在生产队里忙活。晚上更是见不到父亲，那时候，父母和我还有小弟住一间房间，房间里有占了房子一大半的一个大炕，每晚睡觉了，都不见父亲回来。

农忙时节，更是难得见到父亲，有时候父亲住在饲养室，看管生产队的牲畜，怕他们会有什么闪失。

但是，有时候，父亲会待在家里，比方压红苕饸饹的时候，那时候太小，记不太清，就记着父亲从村里人家借来饸饹床子（一种木制的压饸饹工具），这时候的父亲是主力，在那里挤压着。我们小孩子则围在边上，好奇地看着，父亲会根据挤出饸饹的适当长度，用手揪断，看着饸饹从床子坠入沸腾的水里，转眼间又飘起，妈妈则站在锅边，根据掌握的时间，把饸饹从沸腾的热汤里捞起。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物质很是匮乏，尤其是我们那里，一年到头辛勤劳作，也挣不到几个工分。每家每户的日子都过得紧巴。

等到饸饹压完，父亲收拾饸饹床子，这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会从神奇的饸饹床子上转移到饸饹上来。妈妈已经把调料准备好了，那个年代，无非就是醋和辣子。可也足以满足我们小孩子。

那时候，黑面馍、红苕、窝窝头能吃饱都不错了，还有什么挑剔？家家户户每天都吃两顿饭，晌午饭是不变的小米粥，红苕下来的时候，由于我家人多，妈妈会烀一锅红苕。后晌饭，会做面条，汤面的时候多一些。尤其是冬天，汤面里也没什么菜可下锅，白菜萝卜那是家常，又没有油水，充其量呛个葱花泼进锅里，我们吃的津津有味。

萦绕在记忆里的还有，只下了白菜萝卜的汤面条，有时候，上顿没吃完的小米粥也倒进面条里，那是我最不喜欢吃的。可不吃又得饿着，只能勉强下咽。

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过年时父亲炖的砂锅。

腊月里，生产队杀了猪，还分了菜籽油，就连豆腐，在那样的年月里，也是少的可怜。

大年初一，不走亲戚，父亲会在门后地上用几块砖盘一个简易的炉灶，把砂锅垛在上面，父亲则会搬个小板凳，坐在跟前看守者，不时地用那双特制的长筷子搅拌着，翻抄着，以免底下的材质被烧糊。

热气腾腾的砂锅端上桌，我们早已按捺不住，两只眼睛紧盯着。父亲会先挑起砂锅里的肉片夹给姥姥，然后又按从小到大依次夹给我们。

砂锅里除了肉片，无非就是红、白萝卜、白菜、豆腐、粉条，可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人间美味。那时候食材太少了，尤其又是冬天，萝卜白菜都少的可怜，还得妈妈计划着做给我们吃，要不，一家人会没菜吃的。

小时候，家里的院子里有几棵椿树，一棵花椒树，还有三棵枣树，椿树是臭椿树，不像有些邻家的是香椿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还能解决吃菜的问题，臭椿树根本不能吃。至于三棵枣树，不知道是吃别人家的都是好的香的，还是枣树的品种不一样，孩提时的我们总是偷偷站在墙头，偷打邻居家的枣。邻居家都是大人了，没有孩子，所以，也从不管我们。现在想想，也许他们知道我家孩子多，故视而不见吧！

现在，我们姊妹们聊天时还会时不时地说起小时候偷打枣的事，四姐告诉我，我家的枣树结的枣吃起来是木的，不像邻居家的枣香甜，好吃。

父亲虽说没打过我，可我一直对父亲怀着敬畏之心。父亲在我的印象里，坚韧、威严、耿直。

那是我七八岁的一天，看到家里没人，我就来到院子里，用一根竹竿敲打树上的枣。这时候，父亲进门了，我很害怕，可父亲忙的哪有时间管我？只是自己想的罢了。

妈妈小时候的事情，我都是在成家后，儿子都上小学了，才知道一些。

记得有一天，看着正在给儿子做棉衣棉裤的妈妈，我问妈妈：“我姥爷姥姥就你一个孩子，你怎么还离开他们到酒泉来了？”

妈妈说道：“那时候想着父母年纪大了，想着贴补家用。”妈妈出生的时候姥爷姥姥都三十多岁了，妈妈告诉我，其实姥姥姥爷生了好几个孩子，只剩下妈妈一个孩子。

妈妈还告诉我：“自己的弟弟五六岁了，在院子里正玩着，说没有就没有了。”也许夭折的孩子太多了，而且不是说有病夭折的，而是毫无征兆，这样的打击使姥姥难以接受，姥姥疯了。

我听人说，人绝望时哭比笑好，姥姥那时候大笑，可想是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啊！我想应该是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撕心裂肺的痛吧？

妈妈曾经对我说起自己的少女时代，把换洗的衣服藏在床下，姥爷总是能找出来，然后给洗干净。妈妈说自己很不好意思，而姥爷却说：“你是我的孩子啊！”那一刻，我想妈妈一定很想念姥爷吧？

那时候，我们生活困难，和父母同住，父母总是帮衬我们。妈妈更是，作为父母最小的女儿，他们更是偏袒我。

那是儿子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在厨房做饭，妈妈回来了，听到父亲和妈妈的对话，原来父亲看到妈妈买了鸡腿，妈妈告诉父亲：“娃想吃了。”我想起，早上随口说了一句：“我怎么想吃鸡腿了？”没想到妈妈给我买了。自己到了什么岁数，在妈妈跟前都是孩子。

就在父亲回原籍的第二年（1962年），父亲的问题已由酒泉县给父亲做了甄别，结论是：“恢复名誉、恢复级别，补发工资。”但父亲单位一直未通知父亲，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父亲才从档案上知道这件事，父亲当时问了人事股，问题纠正17年多了，怎么未见通知，人事股股长说，他也是1976年才调来的，不知道这事。

父亲找到当时的经办人，经办人说他是临时抽调搞甄别的，交给领导了，领导换了几茬，谁也找不上，1979年父亲才在党的落实干部政策的关怀下恢复了工作。

恢复工作后，即使背被生活压弯，但骨子里也不服输。工作上，父亲总是克服困难，用满腔热情完成各项工作。

父亲提出在自己所在的粮站开设打饼房，制做饼子，让单位职工轮流在学校门口和街道繁华路口设摊位。而且，饼子很受大家的欢迎，一时得到其他粮站的纷纷效仿。

后来要成立新的粮站，领导首先就想到我父亲，局领导安排让父亲带领其他四人组成新的粮站。是专为空军基地供应粮油的。父亲带领大家把工作做的十分突出，多次受到系统的表扬。

父亲为人正直，从不占公家便宜，从小到大我们姐弟六人都不会动公家和别人的东西，也是得到父母的言传身教。

那是我上初中的一天，回到家，看到父亲挽着袖子正在和发面，才搅拌了两下，父亲就停下手，旋即搓起手来，嘴里还念叨着，怎么发错了？我还没弄明白，父亲提起刚才打开的那袋面粉，放在了自行车后座上，一手推着自行车，另一只手扶着面袋子，好在粮站离我家也就两百多米。不大功夫，父亲就驮着一袋面回来了。

我才明白，父亲买的是标准粉，可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大意，给父亲付的是优等粉。父亲原本就是在粮站工作，手一挨着面，就感觉出来了。我问父亲：“那咋办呢？你都打开了。”父亲回答：“这好办，只需把我用了的这些面补个差价就可以了。”

更让我对父亲敬重的一件事，那件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忘。那是1999年的时候，我的弟弟要结婚，刚刚大学毕业没几年的弟弟身上也没多少钱，都是父母和姐姐们在给他凑。那时候父母退休工资也少的可怜。

父亲就去银行取钱，父亲数了好几遍，都不对，就对工作人员说：“你是不是数错了？”原来，银行的工作人员给父亲多支付了五仟元。那时候，父母的退休工资也少的可怜。可父亲说：“不能亏人，他们也有家，这五仟元，是他的工作失误，弄不好会丢了工作，咱不能那么做。”这件事我一直记着。父亲就算自己日子过得艰辛，也不愿接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何况是这种昧心钱。

那些年，父亲和妈妈去了咸阳二姐家，每次去看望二老，返回时，妈妈都会让父亲给我来去的车票钱，说是我们日子过得艰辛。

这不由地使我想起，父母在酒泉时，节假日和三姐陪父母打麻将，每次妈妈都会背过三姐偷偷塞钱给我。我不太会玩，等玩的结束了，三姐走了，如果我输了钱，妈妈就要让父亲把我输的钱还给我。虽说只是几十块钱，可妈妈会让父亲退给我，说是三姐条件好。

父亲也是，总是偏向我们一家。小冯哥（二姐夫）告诉我，说父亲最放心不下的是我，父亲临终前曾经给他说过，让他要多照顾我们一家三口。

父亲母亲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五十五个不平凡的艰苦岁月，母亲付出的艰辛超乎异常。

我的妈妈——一个来自海河之滨的独生女，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随父亲回到了家乡的农村。那时候妈妈25岁，在那里，她和父亲，一起撑起了我们头顶的那片天。上要孝敬两位老人，下要操持众多儿女的衣食住行，尽管吃的红薯、玉米和野菜，但妈妈总能变着花样尽其所能地让老人和我们子女吃的好一些，在那里，她下田劳作，洗衣做饭，纺线织布，我们每个子女都有被妈妈怀抱着、肩背着，冒着雨雪，踩着泥泞去看医生的温暖而苦酸的记忆。

妈妈学会了用风匣做饭，还像那些村里的妇女一样，去村里的井台上用辘辘打水。

那时候，我家人口多，妈妈操持家务，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妈妈跟村子的大娘，学会了纺线，也学会了纳鞋底。还跟着嬷嬷学会了做醋。

艰难困苦的十八年，无情的岁月风霜侵蚀了母亲光洁的面容。

一九七九年三月，国家拨乱反正，我的父母平反回城，妈妈已经步入中年，妈妈又回到了她的会计岗位，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儿女们也一天天的长大成人，妈妈的白发却渐渐多了起来。

“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都长大了是报答您们的养育之恩的时候，父母却过早离我们而去。二老走的那么急，甚至没容我们说几句话的时间！您们就这样走了吗？不孝儿女甚至没来及对您们说，我们爱您敬您想您！您的儿女为了工作天各一方，多么后悔这些年来不能在您身边尽孝，不能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虽说妈妈离开我们已经12年了，但现在一提起父母，我还是会忍不住泪流满面。

尤其是妈妈在咸阳去世后，父亲回酒泉答谢妈妈的同学时，在现场，妈妈的同学兼同事庞舅舅说得那段话我至今都忘不了，庞舅舅说，我父亲曾经告诉他，我妈妈在农村穿的棉裤，档里的棉花套子都吊着呢。听到这里，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我妈妈是受我父亲的连累，才回农村的。其实按政策，我妈妈不在精简人员范围内，何况我父亲也是被人迫害的，我妈妈肯定受牵连。

回想妈妈的一生，真的是很凄凉，很恓惶。从小没有兄弟姐妹，早早又离开姥姥姥爷，离家这么远，这还不算，又随父亲到农村，在农村劳动了十八年，大好的青春年华都已流逝了。

后来，父亲去世了，想着有父亲陪在妈妈身边，我才安心。父母在老家，而我又好几年都没有回去看望他们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想念父母，也常常回忆起小时候的一些事，那些美好回忆一直浮现在脑海，挥之不去。

如果有来世，我多么希望还能做您们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