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深夜，月底汇报的邮件像一把未归鞘的刀悬在头顶。我试图用歌声筑起堤坝，但焦虑如刃，轻易划破所有虚妄。十点半，我终被逼回电脑前——上周梳理的数据成了唯一的浮木。在一种别无选择的专注里，我将自己钉在椅子上。零点三十分，发送成功的提示音带来一阵短暂的、虚脱般的赦免。
这赦免，只有从办公桌到卧室的十步距离。手指下意识地，像完成仪式般去抚摸孩子的额头，指尖温度异常，我猜测孩子可能有点儿低烧。凌晨三点，孩子呼吸有点儿急促，脸颊泛红发烫。我马上下单买美林，药物送到时，我竟累得没听见敲门声，头一沾枕头便沉沉睡去，直到清晨六点半才惊醒。我又给孩子测了下体温，39.3度的数字让我心头一紧，赶紧拿出药，可孩子拼命抗拒。哄了又哄，终于用他最爱的小零食做诱饵，才总算喂下药水，这一轮“战役”算是初战告捷。我又抚摸他，亲吻他，握着他滚烫的小手，直至八点钟，在反复纠结中，将他交到丈夫怀里。
早晨出门，阳光明媚，初升的阳光照在脸上，像一种不容分说的切换指令，让我从母亲的角色自然过渡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地铁车厢成了密封的过渡舱。我打开《无人生还》，被剧情吸引着注意力。
地铁在隧道中穿行，在列车停靠的间隙，有两个身影闯入我的视线。一个男生，背着双肩包，一头乌黑卷发凌乱不羁，黑框眼镜和口罩掩去大半面容。他上车时，我身旁分明有空位，却见他犹豫着向前挪步——是那种显而易见的社恐。我悄悄挪了挪身子，让空位显得更宽敞些，他才局促落座，随即点开手机，指尖在屏幕上飞快起舞。瞟一眼，是仙侠游戏里的小人在探险打怪。直到他起身离去，我才看清那后脑勺：卷发像刚炸开的烟花，东倒西歪地自由生长，透着一股少年人未经打理的随性。
另一个男生，是临下车时上来的。蓬松清爽的头发，健康的棕色皮肤，一双大眼明亮澄澈，鼻梁挺拔，身形瘦高，浑身散发着干净的少年气，约莫二十来岁。下车时，我忍不住又回望一眼——好看的人或事，总像磁石，仍想驻目。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