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春天的灰
老城区的春天来得很慢，慢得像旧手表上的秒针，你得盯着它看好久，才发觉它确实动了一下。
那年我十三岁，刚上初二。
十三岁是一个很尴尬的年纪——说童年已经太迟，说青春又太早，像一棵长在背阴处的草，够不着足够的阳光，却已经不能再缩回土里去。
我每天走的那条路，要从纺织厂家属院穿过去，经过一排红砖筒子楼，再沿着一道长满青苔的矮墙走上十分钟，才能看见学校的铁栅门。筒子楼的走廊是露天的，每一层的栏杆上挂满了各家各户的衣物——床单、被套、男人的衬衫、女人的胸衣，都湿漉漉地垂着，像一面面降了半旗的旗帜。有时风大起来，这些东西就哗啦啦地响，带着洗衣粉残余的化学香味，弥漫在整条巷子里。
二〇〇八年的春天，空气里总是有一种灰蒙蒙的东西，不是雾，不是霾，倒像是什么东西一直在缓慢地燃烧，留下一层看不见的灰烬，落在所有的树叶上、车顶上、人的睫毛上。
我习惯走得很慢。
并非因为路上有什么值得看的风景，恰恰相反，是因为没有。这条路我走了快两年了，每一块松动的砖、每一个积水的坑、每一棵被狗尿浇死的冬青，我都能闭着眼睛数出来。正因为什么都没有，我才走得慢——快起来也无处可去，像一场没有终点的散步。
书包里装着当天的课本和作业，语文书里夹着一张没有写完的纸条，是用黑色水笔写在便签纸上的，开头写了一个“你”字，然后划掉了，又在旁边写了一个“你”字，又划掉了。最后什么都没写出来，就那么夹在《与朱元思书》那一页，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我并不知道自己想说给谁听。
也许根本不需要一个具体的收信人。那封信的收件人，可能只是十年后的我自己。
母亲在纺织厂上班，三班倒。厂子从九十年代末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但还没有彻底倒闭，像一具还在喘气的病人，靠着一台台织布机的轰鸣维持着最基本的心跳。她的手上总是缠着医用胶布，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棉絮和机油。她的两个眼圈常年发青，像被人揍过一样，但那其实是睡眠不足的痕迹。
我们很少说话。
不是不说话，是说不到一起去。说出口的话像被什么东西过滤了一遍，剩下的都是最必要的那几句：吃饭了。作业写完了吗。明天的班是早班还是中班。水烧好了，快去洗。
那些真正想说的话，都沉在底下，像河底的石头，水流再急也冲不走，但也再也浮不上来。
父亲在外地打工，一年回来一两次。他在建筑工地上做木工，过年回来的时候身上带着水泥灰和铁锈的气味，手指粗糙得像砂纸，摸在我脸上有一种轻微的刺痛。他给我带过一只毛绒玩具——地摊上那种做工粗糙的兔子，一只耳朵缝歪了，肚子上写着歪歪扭扭的英文“I LOVE YOU”。我用了一个星期才勉强接受它的丑陋，后来它一直躺在我枕头旁边，耳朵歪着，朝我露出一个愚蠢的微笑。
那年初春，父亲没有回来过年。说是工地赶工期，走不开。
母亲在电话这头嗯嗯啊啊地应了几声，挂了电话，在厨房里站了很久。我坐在客厅写寒假作业，假装不知道她在发呆。煤气灶上炖着排骨汤，锅盖被蒸汽顶得噗噗响，那声音在安静的厨房里显得格外响亮，像一个人的心跳。
那个春节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年夜饭做了四个菜：红烧排骨、清炒菜心、一条不大的鲫鱼、一碗蛋饺汤。电视里放着春晚，笑声一阵一阵的，像是在另一个房间里，隔了好几堵墙才能传过来。母亲给我夹了很多菜，我碗里的排骨堆成了小山，吃到后来肉都凉了，油凝在表面，变成薄薄的一层白。
从初一到初七，我每天都在写字桌前坐着，面前摊着一本《寒假生活》，笔捏在手里，却一个字都写不下去。窗外的鞭炮声零零星星地响着，像谁在很远的地方用力地拍手。我翻到语文作业的最后一页，有一道作文题——《记一个难忘的春节》。
我盯着那个题目看了很久，最后什么也没写。
不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是因为说出来就太多了。多到这篇作文根本装不下，多到我自己都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开学之后，一切如常。
如常的意思是：上课，下课，午休时趴在桌上假装睡觉，放学后沿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路走回家。日子像被复印机批量生产出来的一样，每一天和前一天几乎没有区别，连犯困的时间点都精确到一致——上午第二节数学课，十点十五分左右，窗外的阳光正好照在黑板上，粉笔灰在光线里缓缓地飘，我的眼皮就开始往下坠。
同学们各有各的圈子。女生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分享贴纸和秘密，说谁和谁好像在一起了，谁又和谁吵架了。她们的对话像一道道加密的电文，我听得懂每一个字，但永远搞不懂为什么这些事值得说那么久。
男生们在走廊上追打，把走廊当作战场，把彼此当作敌人，胜利的奖品是从对方手里抢来的半袋辣条或者一瓶汽水。他们大声地说话，大声地笑，声音能传出去很远，但你知道那些笑声底下全是空的，像塑料瓶子丢在地上发出的闷响。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倒数第二排。
这位置是刻意选的。初二开学重新排座的时候，我主动跟班主任申请坐在后面，理由是我近视不深，坐后面反而对眼睛好。这是个站不住脚的借口，但班主任没有深究，只是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种“我懂”的意思，又或者只是我的错觉。
靠窗的好处是，你可以随时转头看外面，而外面没有人会回看你。
窗外是一排老香樟树，树冠很大，枝叶伸到四楼的窗户边上，春天的时候长出嫩绿的新叶，那种绿是半透明的，阳光打在上面，像一片片薄薄的翡翠。鸟在枝叶间跳来跳去，偶尔叫两声，声音脆生生的，和教室里语文老师念课文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产生一种奇怪的和谐。
语文老师姓陈，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说话慢条斯理的，每句话末尾的音调会微微上扬，像在跟你商量，又像是在问你自己知不知道答案。她念课文的时候会闭上眼睛，嘴唇翕动着，整个人沉浸在那些文字里，像在听一首只有她一个人能听见的音乐。
她念《春江花月夜》的时候，我偷偷把夹在课本里的那张纸条拿出来，放在阳光底下看。
“你”字被划掉了两次，但划得不彻底，还能看出原来的笔画。笔划横竖交织，像一个打了结的线团。在“你”字下面，我后来又写了一行小字，用极细的笔迹，像是怕被人看见：
“我不知道我在等什么。”
那行字写得很淡，几乎要和纸的颜色融为一体。阳光穿过香樟叶的缝隙，落在纸上，那些字就变得忽明忽暗的，像水里的倒影，一伸手就会碎掉。
我不知道我在等什么。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但打不开任何一扇门。它只是在一遍一遍地确认：门是锁着的，而我没有钥匙。
## 二、废园
发现那个地方纯属偶然。
三月底的一个周末，母亲加班，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把桌上的课本翻了翻，又合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往下看，又走回来坐下。家里的沉默是具体的，有重量的，像一件湿透的大衣披在身上，你无法脱下它，只能慢慢习惯它的沉重。
我决定出去走走。
没有目的地，只是顺着老街往下走。老城区的街道窄，两边的房子大多是八九十年代建的，外墙上贴着白色的小瓷砖，现在那些瓷砖已经泛黄发黑，有些整片整片地脱落了，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电线在头顶交错成一张网，麻雀停在上面，偶尔被经过的车喇叭惊飞，扑棱棱地散开，又很快落回来。
我穿过纺织厂家属院，经过筒子楼，绕过菜市场，走进了一条我从没走过的巷子。巷子不宽，两边是更高的围墙，墙头上长着野草和构树，根扎在墙缝里，把砖块撑得膨开。地面是碎石子铺的，踩上去沙沙响。
巷子的尽头是一扇铁门。
铁门生了锈，底下被杂草半掩着，门锁已经坏了，只用一根铁丝简单地拴住。我犹豫了几秒钟，解开铁丝，推门进去。
那是一个园子。
不，准确地说，那是一座废园。
园子比我想象的要大，大概有两三个篮球场那么宽，四面被高墙围着，墙头上爬满了薜荔和爬山虎，密密匝匝的，像是给这园子盖了一层绿披风。地面上长满了野草，高的已经到了我的腰，大多是狗尾巴草和牛筋草，也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阔叶植物，叶子绿得发黑。几棵泡桐树散落在各处，树干粗壮，枝桠伸得很开，花期刚过，地上落了厚厚一层淡紫色的落花，踩上去软绵绵的，发出一股甜腻腐烂的气味。
园子的正中间，有一座旧建筑。
说“建筑”可能太正式了。那更像是一个亭子，或者是一个半坍塌的台子，底座是青石砌的，一米多高，台阶已经残破了，上面的部分只剩了几根石柱和一半的顶，顶上长满了草，一根野构树的根从裂缝里长出来，已经长得比人还高，像一个固执的幸存者。
我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走进去。
那个午后有一种奇异的安静。不是绝对的无声，而是城市远处的声响都被什么东西过滤掉了，只剩下风穿过草叶的沙沙声，和偶尔一声不知名的鸟叫。阳光很亮，但不热，照在那些破败的石头上，给它们镀上了一层暖黄色的光，像是老照片里的颜色，离你很远，但又让你觉得亲切。
我慢慢走进去，踩在碎石和落叶上，发出细碎的声响。
走近了才看清，那座石台其实是一个花台，或者曾经是一个花台。台面上雕刻着一些纹样，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了，只能依稀辨认出莲花的形状。四周散落着几块残碑，碑上的字迹已经完全磨没了，只剩下石面上浅浅的凹痕，像一个人的掌纹，你明知它有意义，但再也读不出来。
我蹲下来，伸手摸了摸那块残碑。
石头是凉的，粗糙的，表面上有细细的沙粒感。我的手指在那些凹痕上划过，想象着很多年前，有人拿着凿子和锤子，一笔一划地把这些字刻上去。那双手早就化成了灰，那些字也快没了，而这时间不过才过去了几十年，或者一百年？
一百年。
这个数字太大了，大到十三岁的我根本无法理解它到底有多长。我只能把它想象成一排长长的教室，我站在这一头，另一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已经小成了一个点，我看不清也摸不着。
但我能摸到这块石头。
我在这块石头上坐了很久。
风一阵一阵地吹过来，泡桐树的叶子哗啦啦地响，像无数只手在翻书。落花又飘下来几瓣，轻飘飘地落在我的头发上、肩膀上、膝盖上。有一只黑色的蝴蝶从草丛里飞起来，绕着我转了两圈，又落回了草丛里。
那个下午，我什么都没做。
就是坐着。
看草在风里摇摆，看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画出一个一个明晃晃的圆点，看一片云从墙头上飘过去，影子从园子的这头滑到那头，像一只巨大的手轻轻拂过。
我忽然觉得，这园子像是在等我。
这个念头很奇怪，甚至有点可笑。一座荒废了不知多少年的园子，怎么会等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它等过的人太多了。也许在很久以前，有人也像我一样坐在这里，看着同一片天，吹着同一阵风，想着一些他现在已经想不起来的事。那些人已经死了，变成了土，变成了灰，变成了这园子里野草的养分，但他们的目光还留在这里，像一种看不见的尘埃，浮在空气里。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这个地方吸引。
后来我想了很久，也许是因为这里足够安静。安静到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能听见血液流过耳朵的声音。安静到你能感觉到时间的流速——它在这里是慢的，比外面的世界慢了许多倍，像一个不愿意醒来的梦。
或者，是因为这里足够荒。
荒得符合我的内心。
十三岁的内心是什么样子？也许就是这座废园的样子：长满了野草，没人打理，没人经过，只有风吹过的时候才有一点声音。看起来什么都不缺，但什么都长得乱七八糟，没有方向，没有形状，只有一种野蛮的、盲目的生命力，在角落里疯长。
那天傍晚，我用校徽上别针的那一头，在那棵最大的泡桐树的树干上，刻了一个很小的“苏”字。
苏是我的姓。
刻得很浅，几乎只是划破了树皮的表层，渗出一点点透明的树汁，在夕阳里亮晶晶的。那个“苏”字像一颗痣，长在树粗糙的皮肤上，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我知道这棵树不会因为这个字而记住我。甚至再过几年，树皮长得更厚了，这个字就会被吞进去，消失在那些纵横交错的纹理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我需要留下点什么。
哪怕只是一道浅浅的划痕。
从那个周末开始，废园成了我的遗址。
我的意思是，它是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地方，是我不在的时候、过去的那个我的存在过的证据。每当我感到自己像一片被风吹起来的叶子，不知道要落在哪里的时候，我就去那里坐一坐，看看那些草又长高了多少，看看那棵泡桐树上的“苏”字还在不在。
它当然一直在。浅浅的一道，树皮愈合了一半，字迹变得歪歪扭扭的，但还在。
没有人来过这里的痕迹。野草还是那么密，碎石还是那么散，门上的铁丝还是我上次走的时候拴的样子。整个园子像一个被时间遗忘的角落，外面是二〇〇八年，车水马龙，手机已经开始普及，mp3里放着周杰伦的新歌，同学们在QQ空间里互相留言，说一些“踩踩”“回踩”之类我不太懂的话。而在这个园子里，时间停留在很久以前，久到那些石刻上的莲花都模糊了，久到空气里只剩下草和泥土和腐烂的花瓣的味道。
我在园子里看到过一些别的东西。
有一次，我在石台的背面发现了一个酒瓶——很旧的玻璃酒瓶，标签早就烂没了，瓶身上积了厚厚的灰。瓶子里有几根干枯的草梗，和半只死去的飞蛾，翅膀已经变成了灰白色的薄膜，透明得像蝉翼。
还有一次，我在草丛里捡到一支圆珠笔。塑料外壳已经褪成了很淡的蓝色，笔帽不见了，笔尖缩在里面，写不出字了。我把它翻过来调过去地看，在笔身上发现了一行极小的字，是那种促销赠品上常见的广告语：“XX市第三制药厂，胃康灵胶囊，常备无忧。”
我不知道这支笔在这里躺了多久。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更久。它曾经被一个人握在手里，写过字，画过画，也许传过纸条，也许填过试卷。然后那个人的手松开了，它掉进了草丛里，被草茎和落叶掩埋，春去秋来，风吹日晒，慢慢地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一支写不出字的笔，一支连它的主人都已经忘了它存在过的笔。
我把它带回家了。
放在书桌的抽屉里，和那些旧橡皮、断了的尺子、用完的笔芯混在一起。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用，但我舍不得扔。它们像是时间的化石，是过去的某个瞬间凝固而成的标本，你握着它们，就像握住了那个已经消失的时刻。
那天晚上，母亲下夜班回来，我在写作业。
她推门进来的时候我听见了，但没有回头。她在我的房门口站了一下，然后走了进来，把一个塑料袋放在我桌上。
“路边买的，你尝尝。”
塑料袋里是两个橘子，皮有点皱，闻起来有股酸涩的香气。我拿了一个，慢慢地剥开，橘皮的汁水溅在手指上，凉丝丝的。
母亲站在旁边，没有走。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她刚下夜班，脸上还带着织布车间里棉絮的气味，头发有些乱，额前的碎发粘在皮肤上。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袖子卷到手肘，露出手臂上被棉纱划出的一道道细小的红痕。
“好吃吗？”她问。
“嗯。”
“作业多不多？”
“还行。”
沉默了一会儿。
“妈，”我说，“我找到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一个废园。”我说，“就是纺织厂后面那条巷子走到底，有一扇铁门，里面是一个园子，好像以前是什么庙还是祠堂之类的，现在荒了。挺大的，挺安静的。”
母亲皱了皱眉，说：“那种地方少去，荒郊野外的，不安全。”
“就在巷子里面，不远的。”
她没有再说什么，也许太累了，不想在这些小事上跟我纠缠。她转身出去了，门没有关严，留了一条缝，走廊的灯光从缝里漏进来，在地上画出一道光。
我继续剥橘子，一瓣一瓣地放进嘴里。橘子有点酸，酸得我眯了眯眼睛。
那道光一直亮在那里，像一个没有说出口的问号。
## 三、黄昏的操场
学校的操场是四百米的标准跑道，煤渣铺的，黑灰色的地面，跑起来会扬起细细的灰。操场中间是一片足球场，草早就被踩秃了，只剩下光秃秃的黄土地，几根倔强的狗尾巴草从地里钻出来，在风中瑟瑟发抖。
黄昏的时候，操场是空的。
放学之后到晚自习之间，有一个多小时的间隙。大部分同学都去了食堂，或者回了宿舍（住校生），走读生则陆续离开学校。这个时段的操场像被抽空了的容器，只剩下风在里面来回地撞。
我喜欢这个时段的操场。
不是因为有什么浪漫的原因，而是因为大。大，所以空旷，所以没有人。人在空旷的地方会觉得自己的存在变轻了，像一块石头丢进大海里，固然还是会沉下去，但下沉的过程中有那么几秒钟，你觉得自己是悬浮的，不受任何东西的牵引。
我绕着操场走圈。
一圈四百米，我通常走五圈，刚好两公里。不快不慢，像一个上了发条的人偶，沿着那条黑色的跑道机械地移动。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拖在我身后，像一个沉默的追随者，不说话，不抱怨，也不离开。
第四圈的时候，我看见了顾原。
他坐在足球门框下面，背靠着那根白色的铁柱，膝盖上摊着一本书。夕阳打在他身上，把他整个人镀上了一层暖黄色的光，像一幅褪了色的油画。
他不是我们班的。
我之所以知道他，是因为他总是在午饭的时候坐在食堂角落里的那个位置，一个人，面前的餐盘总是吃得干干净净的，连菜汤都用馒头蘸着吃完了。他吃饭的样子很专注，像在做一件重要的事，筷子夹菜的频率很均匀，咀嚼的速度也很均匀，不紧不慢，不急不躁。
有人说他的父母离婚了，他跟奶奶住；也有人说他父亲在矿上出了事，母亲改嫁了。关于他的传闻有很多种版本，像一锅乱炖的粥，你分不清哪块是肉哪块是姜。但有一个信息是明确的：他的成绩很好，年级前十，数学尤其好，好到数学老师上课讲到一半会停下来，转头问他：“顾原，我这一步推导没错吧？”
这在我们这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初中里，是一件很稀奇的事。
我没有走近他。
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然后继续走我的圈。第五圈，第六圈（今天多走了一圈），太阳从树梢滑到了树梢以下，天光从金黄变成了橘红，又变成了紫灰。操场上起了风，是那种穿过整个城市的、被建筑物切割过的风，失去了野性，只剩下一种疲惫的冷。
我走了六圈，两公里半，然后转身离开。
走的时候我没有再看他，但我知道他还坐在那里。这种“知道”很奇怪，不是听到了什么声音，也不是看到了什么画面，而是像第六感一样，一种直觉，一种确定，像你知道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一样确定。
后来我回想那个黄昏，发现那是我和顾原之间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同在”——不是遇见，不是打招呼，不是交谈，只是两个人在同一个空间里，各自待着，互不打扰。像两条平行的河流，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分水岭，各自流向不同的方向，但在某个瞬间，它们的流速是一样的，水面被风吹起的波纹是一样的，连倒映在里面的云都是一样的。
这种“同在”不需要确认，也不需要回应。
它本身就是一种回应。
第二天，我又在操场看见了他。
第三天，也在。
第四天，我在食堂吃完晚饭，从教学楼后面的小路绕到操场上。远远地，我就看见足球门框下面那个熟悉的影子——他今天换了个位置，坐在另一头的门框下面，大概是跟着阳光的角度移动的，像一棵向日葵。
我没有走过去。
我沿着跑道，从离他最远的那一侧开始走。一圈，两圈，三圈。走到第三圈经过他身后的时候，风忽然大了起来，操场上的煤灰被卷起来，迷了我的眼睛。
我停下了。
弯下腰，揉了揉眼睛。
“你没事吧？”
他的声音从后面传来，不大，但很清楚。不是那种刻意压低的声音，也不是那种为了让别人听清而放大的声音，就是一种很自然的声音，像他在跟自己说话，顺便让你听见了。
“没事。”我说。
我站直了身体，转头看他。他已经合上了膝盖上的书，手指夹在书页之间当成书签，抬起头看着我。
他的眼睛是一种很深很深的黑色，不是纯粹的黑，是那种黄昏之后、夜晚之前的天色，黑里面还透着一层暗蓝。他看人的时候，目光是直的，不躲闪，也不逼视，像是在认真地看一件东西，不带任何多余的意味。
“你每天都来走圈。”他说。
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
“嗯。”
“我也每天都来。”
“我看到了。”
这对话像两个围棋手在对弈，每一步都很短，但每一步之间都隔了漫长的沉默。风在我们之间来来去去地吹，把操场上的煤灰味和他的书页翻动的声音一起送过来。
“你在看什么书？”我问。
他把书翻过来，露出封面给我看。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封面已经磨损了，看得出来被翻过很多遍。这本书我在语文老师的书架上见过，陈老师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提到过它，说这是一本关于写作的书，也是一本关于生活的书，“它告诉你，美是从尘土里长出来的。”
“陈老师借给我的。”他说。
“你喜欢？”
“嗯。”他说，“里面有一句话，说‘每一分钟，每一个在无意中说出来的字眼，每一个无心的流盼，每一个深刻的或者戏谑的想法，人的心脏的每一次觉察不到的搏动，一如杨树的飞絮或者夜间映在水洼中的星光——无不都是一粒粒金粉。’”
他背书一样的语速，一字不差。说完之后他把目光移开了，看向操场的远处，像是在确认那些话是不是真的从他的嘴里出来了。
我没有说话。
不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是我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那些话。金粉，杨树的飞絮，夜间映在水洼中的星光——这些词语像一群蝴蝶从我眼前飞过去，翅膀上带着细碎的鳞粉，在夕阳里闪着光。
“你写东西吗？”他又问。
“写。”我说，“但都不是什么正经的东西，就是随便写写。”
“我也是。”
然后我们都沉默了。那种沉默不是尴尬的沉默，而是两个人都知道对方还有话要说、但都不着急说的那种沉默。风把这句话吹散了以后，操场上的光线又暗了几分，远处教学楼的灯陆续亮起来，一格一格的窗户变成了橘黄色的方块，像一盒打开的巧克力。
“我走了。”我说。
“嗯。”
我转身沿着跑道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只是停在那里，面朝着夕阳落下去的方向，看着那道橘红色的光一点一点地被地平线吞没。
“顾原。”我说。
这是我第一次叫他的名字。
“嗯？”
“没什么。”
我继续往前走，走出了操场，走过了教学楼，走过了校门口那棵大槐树，走过了街道上那些已经开始收摊的小贩，走过了纺织厂家属院的筒子楼，走过了那排长满青苔的矮墙。
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我的手已经放在了门把手上，忽然想起来，我停下来，是想告诉他废园的事。
但我没有说出口。
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把那个地方说给任何人听。不是怕被别人知道，而是怕一但说出口，那个地方就会失去它原有的意义——它的安静，它的荒芜，它的与世隔绝，都会因为被另一个人知晓而改变，变成别的东西，变成不是我一个人的了。
十三岁的占有欲是很奇怪的。你不想要任何东西，但你想要有些东西只属于你一个人。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段话：
“今天在操场上跟他说话了。他看帕乌斯托夫斯基。他背书的样子像一个在念经的和尚，嘴唇在动但声音很小，像怕惊动了什么。我走圈的时候在想，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生活——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但你觉得这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切，都是重要的。”
写完我又看了一遍，觉得矫情，但舍不得划掉，就把它留在那里了。
那一页的下面，是我在废园的石头上坐了一下午之后写的一行字：
“时间在这里是透明的，像不存在一样。”
两段话之间隔了好几页白纸，就像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隔着一道又长又黑的隧道。我拿着笔，在这头和那头之间来回地走，既没有走到这一头，也没有走到那一头。
我只是在走。
## 四、紫藤
四月的第一周，气温忽然升了上来。
前一天还穿着校服外套，第二天就热得只想穿短袖。梧桐树上的毛絮被风吹得到处都是，在阳光里亮晶晶地飘，像一场永远不会落地的细雪。教室里开着窗，那些毛絮就趁机钻进来，落在课桌上，落在课本上，落在人的头发上。
陈老师在讲台上念着《与朱元思书》：“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
她念到“从流飘荡，任意东西”的时候，声音忽然沉了下去，像一颗石子丢进深潭，只留下一圈一圈的涟漪。她停下来，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地擦着镜片，说：“你们现在还小，可能不太懂这八个字的意思。等你们长大了就会明白，人一辈子最奢侈的事，就是‘任意东西’。”
教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有人开始窃窃私语。我旁边的女生用课本挡着脸，跟同桌传纸条，纸条上画着一个笑脸。我瞥了一眼，觉得那个笑脸很刺眼，像一个和你无关的节日，大家都在庆祝，只有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庆祝。
我把目光转向窗外。
紫藤开了。
就在香樟树旁边，有一架老旧的紫藤，藤蔓沿着铁架子爬满了半面墙，一串串紫色的花垂下来，像一挂挂紫色的风铃。花的颜色不是很深的紫，而是那种近乎灰白的淡紫，远看像一片雾，近看才能看清每一朵小花的形状——薄薄的，半透明的，像蝴蝶的翅膀。
紫藤的花期很短。我记得生物课上老师说过，紫藤花从开到谢，也就十来天的工夫，像一个人的青春期，还没怎么过，就已经过完了。
我开始在午休的时候去废园。
之前都是周末去，但那段时间我忽然很需要那个地方。说不清是为什么，像一种瘾，像心里有什么东西在膨胀，只有那个园子的空旷才能容纳得下。我每天中午带着一瓶水和一本书，从学校后门溜出去（后门的锁是坏的，一推就开），绕过一条巷子，经过一个垃圾站，就到了那扇生锈的铁门前。
午时的园子和黄昏不同。阳光直直地照下来，没有斜度，没有阴影，所有的东西都暴露在光线里，无所遁形。那些野草绿得发亮，泡桐树的叶子油亮亮的，地上的碎石子反射着白色的光，整个园子像一个被放大了的微型世界，每一种颜色都比它本来的颜色更鲜艳了一层。
石台上的石刻在正午的光线下看得更清楚了。除了莲花的纹样，我还辨认出了一些别的图案——也许是云纹，也许是水纹，被风雨打磨得只剩下起伏的线条，像一片凝固的海浪。
我在石台上放了什么东西呢？
一本摊开的数学练习册？不，不是。那段时间我很少在园子里做正事。我只是坐着，把书包当枕头，在石台上躺下来，看着头顶的天空在泡桐树的枝叶间破碎成无数个蓝色的小块。风把树的影子吹得摇晃，那些蓝色的碎片就忽大忽小，像一块正在被撕碎的绸缎。
有一次我躺着躺着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移到了我脸的另一侧。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也许半小时，也许一小时。惺忪之中，我看见一只很小的蜘蛛正沿着我的手臂往上爬，细如发丝的蛛丝在风中飘荡，它像一个走钢丝的人，小心翼翼地迈出每一步。
我没有动，看着它爬过了我的手腕，爬上了我的手指，然后轻轻一跃，被风吹走了，连同那根蛛丝一起，消失在草丛里。
那一刻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好像我不是我，我是一个被什么东西暂时借用的容器。那只蜘蛛，那阵风，那根蛛丝，它们短暂地经过我，然后又离开了，像流水经过一块石头，什么都没留下，但石头知道它来过。
母亲知道我中午不回家吃饭的事。
她没有反对，只是每天早晨多给了我五块钱，说在外面随便买点吃的，别饿着。
那五块钱我通常是这样花的：一块钱的馒头，两块钱的豆浆，剩下的两块钱攒着。攒了一个星期，在学校门口的旧书店买了一本书——是我自己挑的，不是什么名著，是一本很薄的散文集，作者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书里有一篇写故乡的井，说井水很凉，夏天的时候把西瓜吊下去冰，捞上来的时候西瓜上挂满了水珠，像一场刚刚过去的雨。
我把那本书带到废园里，在石台上看了起来。
说实话，书里的内容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我记住了那种感觉——坐在一座废墟里读一本旧书，风吹着书页，草在脚边窸窸窣窣地响，阳光从头顶上照下来，把纸和墨的气味蒸出来，有那么一瞬间，你觉得你就是这本书的一部分，或者这本书是你的一部分，你和它之间隔着的不是时间，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陈老师说，那叫做“共鸣”。
她说这个词的时候，正在讲朱自清的《背影》。她说：“好的文字能让你在读到它的时候，忽然觉得你不是一个人。那种感觉，就叫共鸣。”
我看了看全班同学的反应。大部分人在低头看书，有一个人在抠指甲，还有人在看手表。
十三岁的共鸣，大概还没有出厂设置。
但我懂了。
不是因为朱自清的《背影》，而是因为帕乌斯托夫斯基说过的那些话——“每一分钟都是金粉”。不是因为这句话本身有多么华丽，而是因为在操场上，有一个人把这段话读给我听，用那种不紧不慢的、好像在跟自己说话的语调，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想着差不多的事情。
哪怕他并不知道我这么想。
哪怕他和我说过的话总共不超过二十句。
但那种“不是一个人”的感觉，是真的。
四月中旬，紫藤花谢了。
花瓣落了一地，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一层薄薄的地毯上。花谢之后的紫藤架光秃秃的，只剩下一片绿色的叶子，和那些盘根错节的藤蔓。
学校的花工把那架紫藤修剪了一遍，剪掉了枯死的枝条，又在根部的土里埋了新的肥料。他对我说：“明年还能开，这东西好活，你不管它，它自己也能活，你管它，它开得更好。”
我站在紫藤架下面，看着那些被剪掉的枝条堆在墙角，已经蔫了，叶子卷了起来，颜色从翠绿变成了暗黄。那些枝条上还挂着几朵没来得及开的花苞，小小的，硬硬的，像一粒粒干瘪的米。
明年还能开。
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十四岁了。
十四岁和十三岁有什么区别呢？我使劲地想，想不出来。就像你站在一座山的半山腰，往上看是山顶，往下看是山脚，你觉得山顶和山脚一定不一样，但你现在站的这个地方，你说不上来它有什么特别的。
但明年的紫藤，一定不是今年的紫藤了。
花是新的，人是旧的。
或者反过来——花是旧的，人是新的。
我分不清。
## 五、杨梅
五月的第一个周末，母亲破天荒地不用加班，说要带我去外婆家。
外婆住在城郊的一个小镇上，坐公交车要四十分钟。那个镇子不大，一条主街从东到西，两边是两层的砖瓦房，一楼是铺面，卖杂货的、卖饲料的、修摩托车的、理发的，什么都有，什么都旧旧的。街上的人走路很慢，和城里人不一样，城里的脚步声是急促的、焦虑的，像在跟时间赛跑；这里的人的脚步声是散的、懒的，像在午后的阳光下散步，不急不慢。
外婆家的房子在街尾，是一个带院子的小院。院子里有一棵杨梅树，据说是外婆年轻的时候种的，现在已经长得很高了，树冠遮住了半个院子。五月正是杨梅熟的季节，满树的果子红得发紫，密密麻麻地藏在叶子中间，像一个个害羞的小姑娘，只肯露出半边脸。
外婆站在院门口接我们。
她穿了一件碎花的短袖，头发全白了，梳得很整齐，用一根黑色的发箍别在耳后。她的背已经有些驼了，但人还精神，走起路来步子虽然慢，但很稳。她看见我，笑了，脸上的皱纹像秋天的树叶，每一条都写着时间。
“又长高了。”她说，伸手比了比我头顶的位置，“上次来还没到我肩膀呢。”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
母亲提着一袋水果和两盒糕点进了屋，外婆拉着我的手在堂屋里坐下，给了我一个橘子，又给我倒了一杯茶。茶是茉莉花茶，香气很浓，茶叶在杯子里浮浮沉沉的，像一群找不到方向的鱼。
“学习还好吧？”外婆问。
“还行。”
“你们那个学校，听说升学率还可以。”
“嗯。”
外婆看了看母亲，母亲正在厨房里帮着择菜，水龙头哗哗地响着，水声盖住了她们的对话，但我看见外婆的目光在母亲的背影上停留了很久，像在确认什么，又像在回忆什么。
“你妈不容易。”外婆忽然说，声音很低，低到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我没有接话。
外婆又说：“一个人带你，又要上班，也顾不上你。你多体谅她。”
我说：“我知道。”
我知道。这三个字我说得很快，像条件反射。但我说完之后发现，我说的是真话，不是敷衍。我真的知道母亲不容易。我从小就知道。我知道得很早很早，早到那个“知道”不再是认知，而是一种本能，像呼吸一样自然。
但知道和体谅之间，隔着一堵墙。
那堵墙是沉默砌的，砖是未说出口的话，砂浆是没有流出来的眼泪。它不高，但你翻不过去。不是因为翻不过去，而是因为你刚爬到墙头，就看见对面也是一样的沉默，一样的口未开，一样的泪未流，然后你就犹豫了，不知道翻过去之后要说什么，于是又退回来了。
午饭是外婆做的。
红烧肉、清炒苋菜、西红柿鸡蛋汤、一碗自家腌的萝卜干。菜很简单，但味道很好，尤其是红烧肉，炖得软烂，肥而不腻，入口即化。我吃了两碗米饭，外婆很高兴，又给我添了一碗，看着我吃，脸上的笑容一直没有收起来。
吃完饭，母亲帮外婆收拾碗筷，我一个人走到院子里。
杨梅树在正午的阳光下，叶子的背面发着银白色的光，风吹过来，叶子翻动，那些光就一闪一闪的，像星星的碎片。地上落了好些杨梅，红得发紫的，紫得发黑的，有的已经烂了，浆汁渗进泥土里，引来一群蚂蚁在周围忙忙碌碌地爬。
我找了根竹竿，敲了几颗杨梅下来。捡了一捧，用院子里的井水冲洗了一下，放进嘴里。
酸。
酸得我眯起了眼睛。
不是那种甜中带酸的酸，而是纯粹的、霸道的、毫不客气的酸，像一根细细的针，从舌尖刺到舌根，然后整个口腔都被那种酸占领了，连腮帮子都跟着酸了起来。
我蹲在井边，把那几颗杨梅核吐在手里，看着它们在掌心里滚动。核是深棕色的，表面有一层软软的绒毛，像刚孵出来的小鸟的皮肤。
“酸吧？”
外婆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我身后。她端着一碗白糖，蹲下来，把手伸到我面前。
“蘸点糖。”
我从她碗里捏了一点白糖，洒在剩下的杨梅上，又尝了一口。糖的甜中和了杨梅的酸，味道变得温和了许多，但还是酸，只是那种酸不再蛮横了，变成了一种更复杂、更安静的味道，像一首曲子从高亢嘹亮转到了低回婉转。
“你妈小时候，特别爱吃这棵树上的杨梅。”外婆说，也在井沿上蹲下来，目光落在那棵树上，像在看一个很久远的故事。“有一年她吃了太多，酸倒了牙，好几天咬不动东西。但她还是想吃，就把杨梅捣碎了拌糖，用勺子舀着吃。”
我看了看厨房的方向，母亲正在里面擦灶台，看不到她的表情，只能看见她的背影——还是那么瘦，肩胛骨的轮廓隔着衣服也能看见。
“你妈年轻的时候，不是现在这样的。”外婆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树梢，“她那时候爱笑，话也多，放学回家能跟我说一个多小时学校的事，叽叽喳喳的，像只麻雀。”
我沉默了。
爱笑。话多。叽叽喳喳的。
这些词和我认识的母亲之间，隔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我认识的母亲是沉默的、疲惫的、手上有棉絮和机油的。她说话的时候声音是平的，像一条不会涨潮也不会退潮的河，永远保持着同一个水位。
一个人的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因为纺织厂一天比一天不景气吗？是因为丈夫一年到头在外地、过年都回不来吗？是因为女儿出生以后，所有关于自己的梦想和渴望都必须被打包塞进一个角落，像旧衣服一样压进箱底吗？
还是说，根本就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变化不是一瞬间完成的，它是一个缓慢的、不可逆的过程，像一块石头被流水冲刷，你不觉得它在变小，但过了十年二十年，你回头看，它已经不是你记忆中的那块石头了。
外婆没有再说什么，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端着白糖碗回去了。
我一个人站在杨梅树下，把最后一颗蘸了糖的杨梅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酸的，甜的，涩的，每一种味道都清清楚楚的，混在一起，谁也不让着谁。
我忽然想起来，母亲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杨梅了。
不是不吃，是舍不得买。超市里杨梅不便宜，一盒要十几块钱，够买两三天的菜了。母亲每次路过水果摊，目光会在杨梅上面停一下，然后移开，去买旁边的苹果或者梨——那才是“实用”的水果，便宜，耐放，还能补充维生素。
我知道她喜欢吃杨梅吗？
我知道。
她知道我知道吗？
不知道。
这就是那堵墙。知道和体谅之间，隔着一堵墙。墙这边是我，墙那边是她。我们都在墙的两侧各自沉默着，偶尔靠近，听到对方那边的声响，但从来没有真正翻过去过。
回家的公交车上，母亲坐在靠窗的位置，头靠着玻璃，闭着眼睛。阳光从车窗外打进来，落在她的脸上，把她眼角那些细纹照得一清二楚。她的皮肤很白，但不是那种健康的白，而是长时间待在车间里晒不到太阳的那种苍白，像一张被漂白过的纸。
公交车颠簸了一下，她的头从玻璃上滑开，又靠了回去，眉头微微蹙了一下。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她很陌生。
不是不认识的那种陌生，而是那种你知道这个人是谁、但她身上有太多你不知道的东西的那种陌生。她的童年，她的少女时代，她嫁给父亲那天的样子，她第一次看见我时的表情——这些事我都不知道，它们像被锁在一个黑色的匣子里，钥匙在她手里，但她从来没有给我看过。
也许有一天她会给我看。
也许永远不会。
到站的时候，母亲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
“到了。”她说。
“嗯。”
我们一前一后下了车，沿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路走回家。夕阳在我们身后，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交叠在一起，像一个拥抱。
## 六、纸条
五月的操场，天黑得越来越晚了。
晚自习是七点开始，六点四十左右操场还有光。我通常会在六点二十左右到操场，走两圈，然后去食堂买个馒头，边走边吃，赶在铃声响起之前坐到座位上。
顾原的出现越来越有规律。周一、周三、周五，他会在操场；周二和周四，他不在。周末我没去过学校，所以不知道他周末会不会去。
周一和周五的黄昏，他总是坐在那个固定的位置——足球门框下面，面朝西，看夕阳。他的书一直在换：《金蔷薇》看完了，换了一本《猎人笔记》，然后又换了一本海子的诗集。他的阅读速度很快，一本两百页的书大概三四天就能看完。有一次我瞥见他膝盖上摊着一本英文书，封面上的字我一个都不认识，只觉得那些字母排列在一起，像一串神秘的密码。
我从来没有主动走近过他。
他也从来没有主动走近过我。
我们的对话始终维持在“你没事吧”“嗯”这个层级，像一个永远打不开的坚果，表面光滑完整，但你知道里面有果仁，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敲开它。
但我注意到了一些事情。
他看书的时候，会时不时地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在书的空白处写字。不是抄写，是写自己的话，因为他的嘴唇在动，像是在默念，又像是在跟书里的某个人对话。写完以后他会把那行字看几遍，然后合上书，闭上眼睛，像一个刚刚完成祷告的人。
他穿的校服比别人的都旧一些，袖口的螺纹已经松了，领子也有些发黄，但洗得很干净，没有褶皱，也没有污渍。他的球鞋是一双白色的回力，鞋带系得很整齐，鞋面上没有任何涂鸦——这在初中的男生里很少见，大多数男生的鞋上都会有各种乱七八糟的记号，用圆珠笔画的对勾、写的外号、或者是一些只有他们自己才看得懂的符号。
他的左手虎口上，有一个圆形的疤。
不大，大概一颗黄豆的大小，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浅一些，边缘不太规则。我不知道那个疤是怎么来的，但我知道每次他翻书的时候，那个疤都会正好露出来，像一个褪了色的印章，盖在纸和手指之间。
五月十七号，周六。
我去了废园。
那天天气很好，好得不像是真的。天空蓝得透明，蓝得像一块被水洗过的玻璃，几朵云远远地浮在天边，像几艘不会靠岸的船。风吹过来，带着泡桐花最后的甜腻香气，和草叶被太阳晒过之后散发出的那种干燥的、温暖的味道。
我在石台上坐了很久。
然后我起身，走到那棵泡桐树前，看了看之前刻的那个“苏”字。树皮长厚了一些，字迹变得更浅了，但我还是找到了它。我用指甲顺着笔画的痕迹描了一遍，树皮上多了一道浅浅的白印，像一条快要消失的河在最后一段干涸之前，又有了水流过的痕迹。
我想做一件事。
我从书包里翻出一张纸——是从数学本上撕下来的，一面是空白的，另一面有我上周做的几道解方程题，字迹潦草，涂涂改改的，一看就是我写的东西。
我把空白的那一面朝上，放在石台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水笔，在纸上写了几行字：
“这个地方叫废园，我取的名字。它原来应该是什么祠堂或者庙宇，但我不知道。我每周都来这里，已经两个月了。有泡桐树，有石台，有残碑，碑上的字都磨没了。有一只黑蝴蝶，我见过它一次，后来再也没有见过。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些。也许只是想说，有一个地方，是安静的。
如果你看到了这张纸条，请把它放回原处。”
我犹豫了一下，又在下面加了一行：
“那天黄昏在操场上，谢谢你问我没事吧。”
写完最后一个字，我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字写得太丑了，“操”字的提手旁写得歪歪扭扭的，“谢”字的“寸”写得太长了，整个结构像一座快要倒塌的房子。
但我没有重写。
我把纸条叠了两折，塞进泡桐树干上一个树皮翘起来的缝隙里。那个缝隙不大，刚好能塞进一张叠好的纸条，像是这棵树特地为这张纸条留出来的。
我拍了拍手上的灰，背上书包，离开了。
走出废园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铁门半敞着，野草在门缝里探头探脑，泡桐树的枝叶在夕阳里变成了一片模糊的剪影，像谁用墨汁在宣纸上泼出来的一团。
那张纸条会被人发现吗？
我不知道。
甚至可以说，我希望它不会被发现。我不需要有人看到它，我只需要它在那里——在一棵老树的怀里，在树皮和树干之间，像一个被时间胶囊封存起来的秘密。即使十年后、二十年后再来，它可能已经腐烂了、被虫子蛀了、被雨水泡烂了，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十三岁的我只需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角落，存放着我说不出口的话。
那就够了。
周一的操场上，我又看见了顾原。
他今天没有看书，而是把书合上扣在膝盖上，双手撑在身后的草地上，仰着头看天空。夕阳把他的脸照得半明半暗，光影在他的轮廓上切开一条锋利的线，一边是暖的橘色，一边是冷的灰色。
我刚走了半圈，他忽然把头转向我这边。
不是看，是转向。他的目光越过半个操场，落在我的方向上，但他看的是我，还是我身后的天空，我分辨不出来。距离太远了，远到人的表情变成了一个模糊的色块，只剩下大概的形状和姿势。
我继续走着我的圈。
经过他身后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
只是一瞬间的犹豫，像一粒微尘在空气里停顿了一下，然后被风吹走了。
我走了过去。
什么都没有发生。
晚自习的时候，我坐在座位上，语文课本翻到屈原的《离骚》，陈老师在上面讲着“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个个大大的字，白得像雪，落雪无声。
我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一团纸。
掏出来一看，是一张皱巴巴的便签纸，上面用铅笔写着几行小字，字迹清秀，但有些笔画被揉皱了，看不太清。
我慢慢展开，把纸抚平，对着日光灯看了起来。
“我母亲以前在纺织厂上班，后来厂子效益不好，她就去了一家服装厂，做裁剪。她的手被裁刀割伤过很多次，右手食指断了一截，接回来了，但伸不直了。”
“她以前很喜欢唱歌。我小时候她一边踩缝纫机一边唱邓丽君的歌，声音很大，邻居都听得见。后来她不唱了。我问她为什么不唱了，她说忘了怎么唱。”
“我不知道一个人怎么会忘记唱歌。但后来我明白了，有些东西不是忘记了，是不敢记得。”
“你说你有一个安静的地方。也许我也有一个。我的那个地方，是学校后面的那条河，下雨的时候河水会涨上来，把河边的芦苇淹掉一半。雨停之后，芦苇会慢慢直起来，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不会去你那个地方找你。但我祝你在那里，永远安全。”
我没有去看落款。
不需要。
我靠在椅背上，把那张便签纸叠成一个小小的方块，捏在手心里。纸被体温捂热了，变得柔软，像某种活着的东西。
陈老师在讲台上说着什么，我听不进去了。窗外的天已经完全黑了，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在夜色里晕开，把香樟树的影子投在对面的墙上。墙上的影子被风吹得微微晃动，像一个很好的梦，你闭着眼睛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但你不敢睁开眼睛，怕一睁开它就碎了。
我把那张纸条夹进了语文课本，夹在《离骚》那一页。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
路的漫长不是因为路本身很长，而是因为你不知道它通向哪里。你不知道在路的尽头等待你的是光明还是黑暗，是一个人，还是没有人，或者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堵墙，像所有的墙一样，沉默地站在那里，既不欢迎你，也不拒绝你。
但你还是得往前走。
因为你已经在路上了。
## 七、河
那条河在学校后面，要从操场后面的一个缺口钻出去。
所谓的“缺口”，是铁栅栏上被人掰开的一个口子，刚好能容一个人侧身挤过去。不知道是哪一届的学生弄的，铁栏杆的断口处已经生了锈，摸起来粗糙又温热，像是被无数只手抚摸过的。
六月初的一个傍晚，我去看了那条河。
那天没有理由。不是心情不好，不是想逃避什么，就是单纯地想去看一看。顾原说那是他的地方，我想知道他看见了什么。
河不宽，大概十几米的样子，水是黄褐色的，流速不快，河面上漂着一些不知名的浮萍和水草，偶尔有一片塑料泡沫从上游漂下来，晃晃悠悠地经过，又晃晃悠悠地消失在下游的拐弯处。
河岸两边长满了芦苇，高的已经超过了我的头顶，芦苇秆是深绿色的，一节一节的，像一根根细长的竹子。芦花开了一些，但还没到最盛的时节，只有零星的几穗，淡紫色的，在风中轻轻摇动，像一支支无声的指挥棒。
河岸边有一块石头，不大不小，刚好够一个人坐。
石头上没有灰尘，也没有青苔，表面很干净——像是经常被人坐过的样子。
我在那块石头上坐下来。
河水的味道不是很好闻，带着一股淤泥的腥气，和上游某处排放的生活污水的化学味道。但奇怪的是，坐了一会儿之后，你就闻不到了。不是味道消失了，而是你的鼻子习惯了，把那些气味变成了背景噪音，就像你习惯了教室里的粉笔灰、食堂里的油烟味、筒子楼走廊上湿床单的气味一样。
我坐了很久，久到夕阳从橘黄色变成了紫红色，又从紫红色变成了灰蓝色。河面上倒映着天空的颜色变化，像一块正在被刷上不同颜料的画布。
下雨之后的芦苇会自己直起来。
顾原在纸条上这样写的。
我想象着那幅画面：雨很大，风也很大，芦苇被压弯了，几乎贴到了水面。雨停之后，太阳出来，芦苇一根一根地、慢慢地、不慌不忙地直起来，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这句话太轻了，轻得像羽毛。但它下面压着的东西太重了，重得像一座山。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坐在河边，看着芦苇在风雨之后重新站起来，然后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他知道什么叫“什么都没发生过”吗？
或者说，他知道什么叫“发生过”吗？
一个母亲不再唱歌的家，一个父亲常年不在的童年，一只手伸不直的食指，一个被裁刀反复割伤的人生。
这些是“发生过”的。
但它们不像芦苇一样能自己直起来。它们会留下来，留在一个人的身体里，留在他的骨头和血肉里，变成他的一部分。他走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像影子，像回声，像虎口上那个褪了色的圆疤。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十三岁的手，不算粗糙，也不算纤细。指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母亲每周日晚上会检查我的指甲，长了就剪掉）。手背上有一块小小的烫伤疤痕，是小时候打翻热水瓶留下的，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浅浅的白色月牙形。
我的手没有受过什么伤。
但我的手攥过很多东西——攥过拳头，攥过笔，攥过那些说不出口的话。攥得太紧了，关节发白，指甲嵌进掌心里，留下深深的印痕。
然后松开。
印痕还在。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是从废园的草丛里捡到的那支蓝色的圆珠笔。它已经写不出字了，但我还是把它带在身上，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在这块石头上留点什么，像他在纸条上写下那些字一样。
但我不知道该写什么。
我握着那支笔，在石头上比划了几下，笔尖划过石头表面，发出细微的“嘶嘶”声，像蛇吐信子。石头太硬了，笔芯里的油墨根本沾不上去，只留下一道浅浅的划痕，在夕阳里亮了一下，然后就消失了，像一声叹息。
什么都没有留下。
也许这就是我的方式。不留痕迹。不是为了消失，而是为了不被打扰。像一个幽灵，穿过别人的生活，不敲门，不寒暄，不带走任何东西，也不留下任何纪念。
芦苇在风中沙沙地响。
天快黑了，远处教学楼的灯亮了起来，晚自习的铃声响了，隔着河水声和风声传过来，断断续续的，像一句被拆散了的诗。
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从那个缺口钻回了操场。
操场上已经没有人了。月亮从东边升起来，又圆又大，颜色是那种初升时的橘黄色，像一个刚刚被点燃的灯笼。月光洒在煤渣跑道上，给那些黑色的碎石子镀上了一层银色的光，踩上去的沙沙声比白天更清脆。
我走过足球门框。
那里是空的。
顾原今天没有来。
不是周二，也不是周四，是周三。他应该来的。但他没有。
我站在门框前面，看着那根白色的铁柱。铁柱上被人用修正液写了很多字，大部分是名字和日期，还有一些表白的话，比如“XX我喜欢你”，后面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心形。那些字层层叠叠的，旧的被新的盖住，新的又在不久的将来变旧，被更新的覆盖。
我蹲下来，在最下面找到了一个很小的字，写在铁柱和地面的连接处，不是很显眼。
是一个“顾”字。
写得很好看。笔画端正，结构匀称，不像是一个初中生的字，倒像是练过书法的成年人的字。那个字被风沙打磨得有些模糊了，但还能看清。
他写的。
我伸出手，用指尖摸了摸那个字。铁是凉的，修正液也是凉的，但那种凉是干净的、克制的凉，像他在操场上说话时的那种语气——不远不近，不冷不热，刚好够让你知道他在那里。
我没有写任何字上去。
我只是在他的名字旁边，用手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很小的圆圈。
然后我站起来，走进了教学楼，走进了那片灯光和粉笔灰的世界。
## 八、中考前
六月是黑色的。
不是比喻，是事实。六月的天总是灰蒙蒙的，气压很低，空气很闷，像一口巨大的蒸锅盖子扣在城市上空，把所有的热量和湿气都关在里面，不让它们出去。梧桐树的叶子蔫蔫地耷拉着，连蝉叫都是有气无力的，嘶哑的喉咙喊了半声，就歇了，过一会儿再喊半声。
中考倒计时牌挂在教室的黑板旁边，每天早晨由班长翻一页。数字从“30”变成“29”，从“29”变成“28”，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慢慢地拧紧发条，越拧越紧，紧到你能听到每一根神经都在吱吱作响。
老师们变了，变了一种面目。
以前上课还会讲一些跟考试无关的东西——陈老师念课文的时候会闭眼睛，会讲一些作家轶事，会说“你们以后会懂的”。现在不了。现在每一节课都是为了抢分，老师在黑板上画重点，画得密密麻麻的，红色的粉笔、蓝色的粉笔、白色的粉笔，层层叠叠，黑板被写满了擦，擦完了再写，粉笔灰落了一地，像一层薄薄的雪。
同学们也变了。
那些以前在走廊上追打的男生不追打了，趴在桌上做题，偶尔抬头看看窗外，眼神是空的，像个被掏空了棉花的布偶。那些传纸条的女生也不传了，互相借笔记，借了还，还了借，客气得像两个不熟的人。
“中考”这两个字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所有东西上面。你走到哪里它都跟着你，你吃饭的时候它在你碗里，你睡觉的时候它在你的梦里，你上厕所的时候它在你的脑子里——还有多少道题没做，还有多少个知识点没背，还有多少分可以提高，还有多少人会超过你。
可怕的不只是这些。
可怕的是，你发现你不再是自己了。
你变成了一个功能——一个背书的、做题的、提分的功能。你的兴趣爱好不重要，你的情绪不重要，你的秘密，你的废园，你夹在课本里的纸条，你在操场上的那些走圈——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分数，是排名，是够不够上重点高中，是能不能给学校争光，是能不能让老师和家长的脸上有光。
我不想去争那些光。
但我没有选择。
不是因为有人逼我（当然，老师和家长都在逼，但那是一种温柔的、沉默的、密不透风的逼，像一个塑料袋罩在头上，慢慢地收紧，不让你窒息，但也不让你轻松地呼吸），而是因为我没有退路。
我没有退路这件事，是我在六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忽然意识到的。
那天晚上，母亲下夜班回来，已经是凌晨一点了。我还没有睡，不知道是失眠还是故意不睡，反正灯开着，摊着一本英语练习册，但眼睛看着窗外。
母亲推门进来，看见我还醒着，愣了一下。
“怎么还不睡？”
“睡不着。”
她站在门口，没有进来。走廊的灯光在她身后，她的脸在逆光里变成了一片阴影，只有一个轮廓，像剪纸。
“明天还要上课，早点睡。”她说。
“妈。”我叫住她。
“嗯？”
我本来想说，我不想参加中考了。或者想说，我想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越远越好，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或者想说，我害怕，我害怕考试，害怕未来，害怕我考不好之后你会失望，害怕我考好了之后要离开这里，离开你。
但我什么都没说。
我只是说：“你早点睡。”
她看了我几秒钟，点了点头，关上门，走了。
走廊里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然后是她房间的门关上的声音，然后是什么东西被放在桌上的声音，然后是一个人在黑暗中躺下来的声音。
那些声音都很轻，轻得像羽毛落地。但每一个声音我都听得清清楚楚，像针一样扎在我的鼓膜上。
我想起外婆说过的话——“你妈不容易”。
我想起母亲那双手，粗糙的，布满了老茧和伤痕的手。那双手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做早餐，晚上十一点才能休息。那双手在织布机前站十个小时，一刻不停地接断纱、换梭子，连上厕所都是跑着去的。那双手在我小的时候抱着我，在我生病的时候摸着我的额头，在我考了第一名的时候把我的试卷举得高高的，笑着跟同事说“你看，我闺女”。
那双手从来没有骂过我，从来没有打过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你必须考上重点高中”。
所以我没有退路。
不是因为有人逼我，而是因为我不能让她那双手白费了。
六月下旬的一天，我去了一趟废园。
那是我最后一次去废园。
不是因为我不想再去了，而是因为我预感到，以后可能不会来了。中考结束之后，我会去另一个地方，一座更大的城市，一所更陌生的学校，一个新的、我不知道怎么面对的未来。那座废园会被我留在这里，留在二〇〇八年的夏天，像一个我再也找不到的梦境。
那个下午，我站在泡桐树前，把手伸进树皮的缝隙里，去摸那张纸条。
纸条还在。
纸已经有些发黄了，被树皮的汁液浸过，变得软塌塌的，上面那些字也晕开了，变得模糊。但还能辨认出来——字迹虽然歪歪扭扭，但每一个字都在它该在的位置上。
“这个地方叫废园，我取的名字。”
“如果你看到了这张纸条，请把它放回原处。”
“那天黄昏在操场上，谢谢你问我没事吧。”
我把纸条抽出来，看了一遍，又叠好，塞了回去。
不是因为舍不得带走，而是因为我觉得它本来就应该在那里。那张纸条不是写给我自己看的，也不是真的写给一个“看到它的人”看的。它是写给这个园子看的。写给那些泡桐树，那块残碑，那个风化了的莲花的纹样。写给那些风，那些光，那只只见过一次的黑蝴蝶。
它是一种证明。
证明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十三岁的女孩，曾经来过这里，在这块石头上坐过，在这棵树上刻过自己的姓，在这张纸上写过一些她自己都看不太懂的话。
这就够了。
我转身离开的时候，夕阳正好落在墙头上，把整个园子染成了一片橘红色。那些野草，那些碎石，那些倒塌的石柱，那半座残碑，那棵泡桐树，那只停在树梢上的鸟——所有的东西都被染成了同一种颜色，像一幅画，像一场梦，像一个即将被合上的盒子。
我走出铁门，把那根铁丝重新拴好。
铁丝在锁扣上绕了三圈，和来的时候一模一样。我没有回头看，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回头看，我可能就走不了了。
那个园子不是我的家。
但它是我的归处。
## 九、未送出的信
中考前的最后一个周五，我写了一封信。
信纸是从作文本上撕下来的，有红色的格子线，线距很大，每一行能写二十几个字。我握着黑色水笔，在纸的第一行写下“顾原”两个字。
然后停住了。
写什么呢？
“谢谢你问我没事吧”？已经写过了，写在废园的那张纸条上的。
“你虎口上的疤是怎么来的”？太冒昧了，那是他的事，不是我的事。
“我也去看了那条河，你经常坐的那块石头很干净，我坐了一会儿，看到了你写的那个‘顾’字，字写得很好看”？听起来像是一个跟踪狂的自白。
“你给我的那张纸条我夹在语文课本里了，在《离骚》那一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每次翻到那一页都会看到那张纸条，然后我就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太煽情了，太直白了，太不七堇年了（虽然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七堇年是谁）。
我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看着面前那张空白的信纸。
窗外有蝉在叫，叫声像一把生锈的锯子在锯木头，一声一声的，不紧不慢，但也停不下来。
我重新拿起笔，在“顾原”下面写：
“马上要中考了。我不知道你会考去哪所学校，也许是一中，也许是二中，也许是别的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们以后还会不会见面。”
写完这几句，我又停了。
“会不会见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到十三岁的我根本无法回答。未来是一座巨大的迷宫，我们站在入口处，手里没有地图，也没有指南针，只有两张准考證，上面印着我们的名字、照片和一个考场号。
考场号决定了我们坐在哪间教室的哪张桌子上，在相同的钟点翻开相同的试卷，写下不同的答案，然后走出不同的校门，坐上不同的公交车，去往不同的方向。
我和顾原之间，隔了多少个考场号？
也许只有一个。
也许有无数个。
我在信纸上继续写：
“你给我的那张纸条，我一直留着。你说你母亲以前唱歌很好听，后来不唱了。你说有些东西不是忘记了，是不敢记得。我想了很久这句话，想到最后我觉得，也许不敢记得的东西，才是最值得记得的。因为它们太重了，重到记忆承载不了，只能放在身体的其他地方——放在虎口上，放在指尖断掉的那一截里，放在一首很久没有唱过的歌的歌词里。”
“我没有告诉过你，我也有一个不敢记得的东西。我小时候，我爸还在家的时候，我们家住在筒子楼里，隔壁住着一个老奶奶，姓周，都叫她周婆婆。她有一个收音机，每天下午都放戏，放的是黄梅戏，咿咿呀呀的，我听不懂，但我很喜欢那个调子。后来周婆婆搬走了，她女儿接她去城里住。走之前她把她养的一盆仙人掌送给我，说这个好养，不用管它都能活。那盆仙人掌在我家窗台上放了三年，后来我忘了给它浇水，它就死了。它死了之后我才发现，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黄梅戏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也许是因为，你是唯一一个我觉得可以说这些的人。”
“谢谢你在操场上。谢谢你的纸条。谢谢你的那句话——‘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有些东西的确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但它们发生了。它们在我们的身体里挖了一个洞，风穿过那个洞的时候会发出声音，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唱歌。”
写到这里，我的笔停了。
不是因为写不下去了，而是因为窗外有人在叫我。
“苏——远——”是楼下的声音，隔着五层楼升上来，被蝉鸣和风声削弱了，像从水底传上来的呼喊。
我走到窗前往下看，是隔壁楼的女生，叫林一，和我同班。她骑着一辆蓝色的自行车，单脚撑着地，仰着头朝我挥手。
“快下来！陈老师叫我们去学校帮忙搬东西！”
“来了！”
我应了一声，匆匆把那封信对折两次，塞进语文课本里。
信没有写落款。
不是忘了，是不想写。因为我不确定这封信会不会送出去。我甚至不确定我想不想送出去。
有些东西，写出来就已经完成了。送不送出去，不重要。
## 十、夏天结束了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日，中考结束。
最后一门是英语，考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六月的天黑得晚，所以“快黑”实际上指的是晚上七点左右，天边还有最后一线橘红色的光，像一条细细的绸带，系在天的尽头。
校门口挤满了人。
学生、家长、老师，还有一些举着牌子的人——职业高中的招生人员，打着“免试入学，包分配工作”的旗号在人群里穿梭，塞传单给每一个看起来迷茫的面孔。
我在人群里站了一会儿，没有看到母亲。
她说今天要加班，来不了。
我知道。她说过了。我早就知道。
但我还是在人群里找了很久，像一个习惯了被人接走的孩子，忽然有一天没有人来接了，站在校门口，看着其他孩子一个一个被接走，车窗里探出头来的是父母的笑脸，然后那些车一辆一辆地开走，尾灯在暮色里拖出一道一道的红光，慢慢地消失在一个又一个路口。
到最后，校门口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几个人。
一个男生蹲在台阶上打电话，声音很大，说“我考完了！我他妈终于考完了！”他的笑声很响，在空旷的校门口回荡着，像一声不甘的咆哮，对着生活喊出来的，对着过去三年喊出来的，对着那个不知道会怎样的未来喊出来的。
我没有喊。
我背着书包，沿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路，慢慢地往回走。
纺织厂家属院的筒子楼还是那个样子，走廊上挂着湿漉漉的衣物，洗衣粉的气味弥漫在空气里，像某种不变的咒语。那排长满青苔的矮墙也还是那个样子，青苔更深了一些，墙缝里的那棵构树又长高了一些，叶子伸到墙外面，在晚风里微微地摇。
我走得很慢，比平时还要慢。
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走这条路了。下学期，我会去另一座城市读高中。那座城市在省里，离家三个小时的车程。母亲说，到时候给我在学校附近租一间房，或者住校，看情况。
三个小时。
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刚好是一个既回不了家、又够不着远方的那种距离。
路过那个巷口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巷子通向废园。铁门在很深的里面，从这里看不见。但我能看见巷子那一头隐约的树影，泡桐树的树冠从围墙上方露出来，像一个沉默的巨人，站在那里，等着谁。
我没有走进去。
我只是站在巷口，站了几秒钟，然后转身，继续往家走。
有些地方，去一次就少一次。但你不知道哪一次是最后一次。你总是以为还会再来的，下一次，下个周末，下个假期。然后下一个假期来了，你没有去。再下一个假期，你也沒有去。然后你就再也不会去了。
不是因为忘了，而是因为那个地方已经不在你心里了。它在另一个人的心里，在一个你再也找不到的坐标上。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
楼道里的灯坏了，我摸着黑爬上五楼，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门开了。屋子里一片漆黑，母亲还没有回来。客厅的桌上放着一碗盖着保鲜膜的蛋炒饭，旁边压着一张纸条：“饭在锅里，我在加班，你先吃。”
我打开灯，把蛋炒饭放进微波炉里热了。
微波炉嗡嗡地转着，橘黄色的灯光在玻璃转盘上一圈一圈地扫过，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守望者。
我靠在厨房的门框上，等着那一声“叮”。
窗外的城市亮着千家万户的灯，那些光从不同的窗户里漏出来，橘黄的，白的，有些还带着电视屏幕变幻的颜色。它们汇在一起，把夜空的底色映得微微发亮，像一张巨大的、被灯光烫出了无数小孔的幕布。
每一个亮着灯的窗户后面，都有一个人在等另一个人回家。
每一个亮着灯的窗户后面，都有一个人还没有回到家。
“叮”的一声，微波炉停了。
我端出那碗蛋炒饭，坐在桌子前面，一个人慢慢地吃。米粒有些硬了，鸡蛋炒得有点老，但味道还不错，是我熟悉的那种味道，不加多余的佐料，不放味精，简简单单的，像母亲这个人一样。
吃完最后一口的时候，我听见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
门开了，母亲站在门口，脸上带着疲惫的微笑。
“考完了？”她问。
“考完了。”
“怎么样？”
“还行。”
她换下工装，去洗了手，在我对面坐下来。她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根雪糕，已经有些化了，塑料纸上渗出冰凉的水珠。
“庆祝一下。”她说，把一根雪糕递给我。
我接过来，撕开包装纸，咬了一口。是那种很便宜的冰棍，甜得发腻，带着香精的味道，和一点点冰碴子的脆。
母亲也吃着她的那根，两个人对坐着，没有说话。
台灯的光把她的脸照得很清楚。我看见她的鬓角已经有白发了，不多，就那么几根，在白炽灯下银亮银亮的，像初雪。
“妈。”我说。
“嗯？”
“我以后想当个作家。”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是那种客套的笑，也不是那种敷衍的笑，而是真的、从心里涌出来的笑，眼角挤出了深深的鱼尾纹，但整张脸都在发光。
“好。”她说。就一个字。
然后她又咬了一口雪糕，说：“写什么都行，妈都看。”
我的鼻子忽然很酸。
但我没有哭。
我已经很久没有哭了。不是因为坚强，而是因为哭没有用。眼泪冲不掉那些堵在胸口的东西，反而会把它泡得更软，更黏，更贴在你的心上，拿不下来。
我低下头，继续吃我的雪糕。
冰棍在嘴里慢慢地化开，甜的，凉的，带着一种很淡很淡的香精味，像这个夏天的尾声，所有的热度都在慢慢地消退，所有的声音都在渐渐地远去，所有的故事都在悄悄地收尾，像一条河汇入了大海，不再是河，是一个更大的、更沉默的、容纳一切的存在。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窗户开着，夜风吹进来，带着梧桐树叶的气味和远处模糊的城市噪音。天花板上的吊灯没有开，只有窗外的路灯把微弱的橘色光投射进来，在天花板上画出一个模糊的光斑。
我忽然想起来，那封信还夹在语文课本里。
《离骚》那一页，和顾原给我的那张纸条贴在一起。
信没有写完，没有落款，没有装进信封，没有贴邮票，没有写上收件人的地址。
它永远也不会被寄出去了。
但我忽然觉得，它已经被收到了。
被谁收到了呢？
被那个在操场上背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男孩？被那个虎口上有圆疤的少年？被那个在河边看芦苇直起来的沉默的人？
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
也许收信人是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日的我自己。
也许收信人是十年后的、二十年后的、三十年后的那个我——那个已经忘了那个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已经忘了那张纸条上写了什么字的、已经忘了那条河在哪个方向的、或许已经不会再在黄昏的操场上一个人走圈的我。
她收到了。
她一直都知道。
我在黑暗中伸出手，在虚空中写了几个字。手指划过空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但我写过。
风知道。
## 尾声
很多年以后，我成了一名写作者。
不是有名的写作者，只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的书架上有一本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是很多年前在某个旧书店买的，封面已经磨损了，书页泛黄，翻起来有一种旧纸张特有的气味，像深秋的落叶被雨水泡过之后散发出的那种潮润的、安静的香。
我很少翻开它。
但我把它放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每次目光扫过那排书脊，它都会跳出来，像一个老朋友，不需要说话，不需要打招呼，只需要在那里，就够了。
二〇〇八年的那个夏天，有一些东西结束了，有一些东西开始了。
结束的和开始的，其实是同一件事。
成长不是一个抵达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离开的过程。你离开一个地方，离开一个人，离开一个版本的自己。你以为你在向前走，但其实你只是在画一个很大的圆，绕了很久很久，最终回到原点——那个原点不是出发的地方，而是你出发之前就已经在的地方。
那个地方，叫做你自己。
我后来回过一次老城区。
那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久到纺织厂已经彻底倒闭了，家属院被列入了拆迁计划，筒子楼的外墙上用红漆写着一个大大的“拆”字，像一道符咒，宣判了这栋楼的死亡。那条巷子还在，但两边的墙拆了一半，碎砖头堆在路中间，长满了狗尾巴草。我踩着那些碎砖头走到巷子尽头，锈铁门还在，但门上的铁丝已经断了，门半敞着，杂草从门缝里长出来，探着头，像是在等人。
我推门走进去。
废园已经不在了。
或者说，废园还在，但已经不是记忆中的样子了。野草长得更高了，高过了我的腰，那几棵泡桐树还在，但其中一棵倒了，连根拔起，横在地上，根系像一只巨大的章鱼，张牙舞爪地裸露在空气中，已经枯死了。那座石台塌了一半，残碑不见了，只剩下一堆碎石，上面长满了青苔。
我站在那堆碎石前面，站了很久。
风还是那个风，从墙头上翻过来，带着草和泥土的气息。天还是那片天，蓝得透明，蓝得像一块被水洗过的玻璃。阳光还是那个阳光，照在脸上，温暖的，不刺眼。
但我不再是十三岁的我了。
我蹲下来，在那堆碎石里翻了翻，找到了一块比较平整的石片。石片上隐约有一些纹路，被青苔覆盖着，我用指甲抠掉一些青苔，下面的纹路露出来——是莲花的形状，和很多年前我在石台上看到的那个纹样一模一样。
我把那块石片放进口袋里。
沉甸甸的，贴着我的腿。
走到那棵还活着的泡桐树下，我找到了那个刻在树干上的“苏”字。树皮长厚了很多，字已经完全被吞进去了，看不出任何痕迹。我用手抚摸着那一块树皮，粗糙的，温暖的，像抚摸一个人的皮肤。
我知道它还在那里。
就算我看不见。
走出废园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泡桐树的枝叶在风中摇晃，叶子一片一片地飘落，在空中打着旋，像一封封没有收件人的信，慢慢地、慢慢地，落在地上。
夏天结束了。
但夏天总会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