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高宗本纪》建炎三年三月癸未，傅、正彦等叛，勒兵向阙，杀王渊及内侍康履以下百余人。
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癸未，就在黄潜善、汪伯彦罢黜不足一月，南宋朝堂尚未从扬州溃败的废墟中喘息之时，一场致命的宫廷兵变骤然爆发。苗傅、刘正彦率领禁军士卒举兵叛乱，直逼行宫宫门，诛杀当朝重臣王渊与宦官康履等百余人，兵胁迫天子、震动朝野，史称“苗刘兵变”。这场突发的军变，并非偶然的士卒哗变，而是高宗登基以来一系列失政、失责、失人心所累积的总爆发。
兵变的祸根，早已在建炎初年的混乱政局中悄然埋下。自建炎元年南渡以来，宋高宗畏金避战，弃中原、弃百姓、弃疆土，一路南逃，彻底打破君臣守土报国的底线。朝廷中枢流亡不定，军政废弛、赏罚不明、军纪崩坏，骄兵悍将遍布江淮。将士在外浴血抗敌、流离转战，而朝堂宦官恃宠专权、肆意跋扈，亲信无功受禄、庸臣高位安享，忠勇之士屡遭排挤，军心怨气日积月累，早已积重难返。
触发兵变的直接矛盾，集中于高宗亲信集团的赏罚不公。将领王渊并无卓著战功，却因追随高宗、深得信任，一路扶摇直上，执掌御营兵权，身居高位。扬州溃败之时，王渊身负护驾守土重任，却调度失措、弃城先逃，致使朝廷辎重尽失、百姓惨遭屠戮。如此败军之将，本当追责问罪，高宗却徇私包庇，不予严惩，依旧委以兵权。与此同时，宦官康履等人随驾宠信有加，仗势骄横、欺凌将士、干预军政，引得全军上下极度愤恨。
苗傅、刘正彦所部，皆是北方转战而来的底层禁军，久历沙场、劳苦功高，却始终地位低微、赏薄功微。他们亲眼目睹庸臣显贵、宦官乱政、有功不赏、有罪不罚的乱象，又见君王弃民逃遁、国事日非，心中积怨彻底爆发。建炎三年三月癸未，二人顺势军心，率众举兵，勒兵直奔皇城，发动兵变。叛军入城之后，当即诛杀误国媚上的王渊，又捕杀跋扈宦官康履及其党羽百余人，肃清宫中奸佞，兵围行宫，直面逼宫。
相较于金军外敌入侵，苗刘兵变带给南宋的打击更为致命。外敌在外，尚可凝聚人心、共御外侮；内乱生于肘腋，是军心彻底溃散、君臣彻底离心的证明。高宗登基不过三年，便从开国帝王沦为被禁军逼宫的孤君，足以见其执政彻底失尽军心、民心。将士不再信其赏罚公道，百官不再安于朝政秩序，皇权威严扫地，南宋立国根基险些倾覆。
兵变最震撼的结局，是高宗被迫退位。苗、刘二人以“陛下不当即大位、不当弃民南逃”为由，痛斥高宗失德失政，逼迫其退位，禅位给三岁的皇太子赵旉，由太后垂帘听政。堂堂开国皇帝，因自身怯懦昏聩、赏罚不公、治国失当，被自家禁军废黜，成为两宋极为罕见的皇权倾覆事件，这是高宗一生最大的政治惨败。
虽然此次兵变仅持续二十余日，便被韩世忠、张俊等勤王将领率军平定，高宗得以复辟，但这场动荡彻底改写了南宋的政治格局。经此一乱，高宗对武将集团产生极度猜忌，彻底埋下日后收兵权、抑武将、重文轻武、猜忌中兴名将的心理伏笔。同时，朝廷军力再度损耗、政局再度动荡，本就孱弱的南宋国力雪上加霜。
回望建炎三年的接连变局，从扬州奔逃、神主遗失，到奸臣罢相、禁军叛乱，层层递进，皆是人心溃散的结果。外敌未亡宋，而宋廷自乱；天下未弃高宗，而高宗自弃天下。苗刘兵变看似是一场军事叛乱，实则是对高宗畏敌逃遁、宠信奸佞、赏罚失衡、治国无方的一次彻底清算，也彻底定格了南宋偏安不振、内耗不断的王朝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