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管理，有别于美国管理之处，全部是从儒家思想发展出来。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说“和魂洋才”，和清朝的“中体西用”差不多。而日本的“和魂”，几乎全是儒家思想，清朝的“中体”呢，法家成分太多。两国洋务结局的不同，也可以说因为日本主要是儒家的底子，清朝主要是法家的底子。
【问：“夭寿不二”。先生曰：“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
有同学问“夭寿不二”。
王阳明回答说：“学问功夫，要能够摆脱一切名利嗜好，一心只在学问上。但是，只要还有一丝贪生怕死的念头，就是心的本体还没有融通之处。人对于生死的念头，本来就是从生命的根子上带来的，所以要清除掉不容易。如果在生死上能看得破，想得透，这颗心才是通透无碍，这才是尽性至命的学问。”
夭寿不二，摆脱死亡恐惧，有那么难吗？其实没那么难，你看那些过劳死的工作狂，他不就把工作看得比生死还重要吗？人或者好功名，或者好财货，或者好美色，或者就是好胜，要不断追逐新目标，总之人好好多东西，其实都超过爱惜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学问功夫，无非是把好学、好仁、好义，摆在第一位。你说安贫乐道难，他就乐道，对于他来说就没什么贫不贫的。守财奴那么多，但对于轻财好义的人来说，钱财就是粪土，给别人就开心，守着就难受。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你真学进去了，找到那学问的快乐了，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
【一友问：“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扫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疮否？”先生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数年，亦还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子！”是友愧谢。少闲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门稍知意思者，为此说以误汝。”在坐者皆悚然。】
一个同学问：“想在静坐的时候，把自己好名、好色、好货等病根，逐一找出来，扫除干净，这是不是有点剜肉补疮的感觉啊！”
“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扫除廓清。”这是王阳明教的自修方法，这位同学挑战老师，问这是不是剜肉补疮，老师生气了。
王阳明板起脸，严肃地说：“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能去人的病根，即便有再大本事的人，再修十几年，也还用得着！你如果不用，你就放下别管它。不要糟蹋了我的方子！”
那同学吓坏了，赶紧道歉。
王阳明顿了一会儿，又说：“我猜你也想不到这一层，恐怕是我门下某些略知皮毛的弟子这样说，把你误导了。”
看来这位提问的同学是刚来，老师不怪他，要怪哪位师兄把他教坏了。是哪位师兄呢？一屋子人都吓得大气不敢出。
王阳明这方子，我们自己也可以想一下，是不是剜肉补疮，或者像之前陆元静说的，“引犬上堂而逐之”，心堂上本来没有狗，你把他搜寻牵上堂来，再把这狗给撵走。说不定，说不定那个“吾门稍知意思者，为此说以误汝。”这是不是在说陆元静？他当时在不在座？不晓得。
我觉得呢，如果每天省察一下自己今天有没有好名、好色、好货，哎呀，每天都有，怎么破？可以降低一下标准，日三搜寻吾身：有因好名而行不义否？有因好色而行不义否？有因好货而行不义否？这样给自己压力小点。
试试看，再自我检讨。不要像那位同学，他都没有想过去做，就开始来讨论这方法行不行，当然要挨骂了。而这种学生确实很普遍，他主要关注的不是学习，而是给老师打分，“这个老师有水平”，“那个老师没水平”。凡是下课评点老师的，都不是真学习的。真学习的都讨论学到的内容，不讨论老师行不行。
【一友问功夫不切。先生曰：“学问功夫，我已曾一句道尽，如何今日转说转远，都不着根！”对曰：“致良知盖闻教矣，然亦须讲明。”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讲明？良知本是明白，实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语言上转说转楜涂。”曰：“正求讲明致之之功。”先生曰：“此亦须你自家求，我亦无别法可道。昔有禅师，人来问法，只把塵尾提起。一日，其徒将其尘尾藏过，试他如何设法。禅师寻塵尾不见，又只空手提起。我这个良知就是设法的尘尾，舍了这个，有何可提得？”少闲，又一友请问功夫切要。先生旁顾曰：“我塵尾安在？”一时在坐者皆跃然。】
一个同学问：“我这功夫总是不真切，怎么办？”
王阳明回答说：“学问功夫，致良知一句话已经讲完了，为什么今天越说越远，都不着根！你还要我说啥？”
那同学回答说：“致良知我知道了，但也需要老师仔细讲明白呀！”
“既然已经知道致良知了，还有什么可以讲明的呢？良知本来就是明白的，你实实在在下功夫就是。你自己不肯用功，非要在言语上说来说去，越说越糊涂。”
“我正是请教老师这良知怎么致啊？”
“这也只能你自己去求，我教不了了。以前有个禅师，有人来问佛法，他就把拂尘提起来。有一天，他的徒弟把拂尘给他藏起来，看他用什么办法讲。禅师找不到拂尘，就空手往上一提。我这个良知，就是这个说法的拂尘，除了这个，又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
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位同学来请教功夫的要领。王阳明看着旁边的学生问：“我的拂尘呢？”
满座哄堂大笑。
【或问“至诚前知”。先生曰：“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实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动处就是几。诚、神、几，曰圣人。圣人不贵前知。祸福之来，虽圣人有所不免，圣人只是知几，遇变而通耳。良知无前后，只知得见在的几，便是一了百了。若有个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趋避利害的意。邵子必于前知，终是利害心未尽扈。”】
有同学问“至诚前知”。至诚者能够先知先觉，能实现觉察事变。这是《中庸》里的一段话：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著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无私则明。我们看人看事看世界，总是从自己的私心去看，从自己的情绪去看，从自己的立场去看，从自己一厢情愿的愿望去看，所以我们看不明，我们会主动自欺欺人把自己搞糊涂。所以西谚说:“我们相信一些事情，只不过我们希望它是真的。”
为什么旁观者清呢？就是因为旁观者没有利害，没有情绪，没有期待在这局势里，所以他就看得清，而当局者，总是希望通过自欺去欺人，其结果往往是只成功了一半:自欺成功，欺人失败。看今天政治上倒台的老虎们，回顾他们过去十几年，就是自欺欺人只成功了一半。
至诚者则不同。国家将兴，必有祥兆，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要么龟背占卜表现出来，要么从那人的动作威仪之间流露出来，惟诚之至极，无一毫私伪留于心目之间者，能觉察其细微的迹象。
所以至诚如神。
王阳明说：“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实理的妙用就是神，其萌动的地方，就是‘几’。‘几’是什么呢，是周敦颐说的：‘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具备诚德，感悟神化，通晓几微，就是圣人。几微，是隐微的预兆。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但是，圣人并不贵在前知，也不是在追求前知，祸福之来，圣人自己也免不了。圣人只是能觉察那几微的变化，遇到变化能够通达而已。良知没有前后，只要知道那几微的前兆，便是一了百了。如果有个想要事先知道的心，想要趋利避害，那就是私心。邵雍研究术数之学，老是想预测吉凶，想要前知，这就是趋利避害的心还没有除尽。”
至诚之道，没有利害，只有义理。所以我心光明，意志坚定。因为心如明镜，所以物来心照，能通晓几微，于是可以前知。如果存了一个想要前知的心，想要趋利避害，自己的心先浑浊了。那祸福之来，圣人都躲不掉，你哪里躲得掉呢？
所以，可以前知，是因为不可前知，也没想要前知，那良知自己就前知了。前知是结果，他自己来的，不是我要的。想要前知，就失去了良知，就不能前知了。
我想起我们搞的丰田生产方式5S管理，处处追求“标准状态”，连桌子上水杯放什么地方，都要画一个圈，规定它放哪里。工具箱、文具箱里，每一件工具、文具，都用泡沫挖个槽放进去，每一支笔，每一块橡皮，都有它规定的位置。这是干嘛呢？这就是管理的极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平时我们不知道丢掉多少之笔，他这么每支笔都规定一个位置，哪只笔不在位置，就一目了然，可以前知。知道一支笔丢不丢干嘛呐？以小见大，这就是生产安全，由于每个人的眼睛，都习惯了这车间里的“标准状态”，每个人都变成了“至诚如神，可以前知。”有任何一个地方不在标准状态，心如明镜，目光如炬，马上觉得不对劲，马上觉察出来。他并不需要去搞“安全大检查”，因为他每分每秒都在标准状态，都在无前无后的良知状态，都在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状态。
日本的管理，有别于美国管理之处，全部是从儒家思想发展出来。明治维新时期，福泽谕吉提出一个词——和魂洋才，和清朝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差不多。而日本的“和魂”，几乎全是他们之前吸收的儒家思想，福泽谕吉本身就是儒生学西学。清朝的“中体”呢，法家成分太多。两国洋务结局的不同，也可以说因为日本主要是儒家的底子，清朝主要是法家的底子。
我的《传习录》学习参考书目：
《传习录 明隆庆六年初刻版》，王阳明撰著，谢廷杰辑刊，张靖杰译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