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最受中国赴日留学生重视的，是翻译书籍、杂志等印刷品。所以如此，康、梁的影响不可忽视。按照康有为的说法:“泰西诸学之书，其精华日本人已大致尽译，其成功之处可以为我所用……由此不费千万金即可悉数收集重要书籍”，必竭力主张利用日本翻译事业的成果。在戊戌新政时期，他更是建议设立译书局，转译日本人翻译的欧美书籍，翻译日本人参照欧美论著撰写的书籍、论稿并普及于中国。
梁启超也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中写道:‘旧本维新30年来，广求知识于世界，翻译、著述有用之书籍不下数千种。尤其是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在日本称为经济学)、智学(在日本称为哲学)、群学(在日本称为社会学)等甚为详尽，学习这些科目皆为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最新、最精之学日本虽尚有欠缺，但大体已经具备。
中国人如若掌握这些学问，即可迅速增长智能，人材辈出……换言之，如同及远需由近处始，高攀需从低处发，首先通过日文阅读日本之书籍，而后修英语，阅读欧洲之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