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秦始皇手下有很多名将，比如王翦、王贲、蒙武、蒙恬、桓齮、李信，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在具体的大型战役与局部的战争中独当一面，所向披靡。但是秦始皇要面对的是一场吞并六国的大型战争，这场战争前无古人案例可参考，难度系数大，危险指数高，走错一步可能就会让秦国大伤元气，功亏一篑。他更需要一个能制定战略、把握全局、整合资源、全面建军、统管将帅的军事参谋来帮他操盘这场战争。好比朱元璋手下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沐英、傅友德、耿炳文、郭英，但他更需要一个刘伯温。显然李斯担不起这个重任，毕竟李斯跟荀子学的是“帝王之术”，而非“兵家之术”。
但秦始皇是幸运的，在他继位的第十年，一个叫尉缭的魏国大梁人走进了他的世界。《史记·秦始皇本纪》写到：“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彊，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原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
这是整部《史记》及其他正史中对尉缭唯一的记载。在这个记载中我们得知尉缭给秦始皇出了一个贿赂六国大臣，打乱六国合纵的计谋，并且秦始皇任用他为国尉。如果单从尉缭这个计谋来看，并看不出尉缭在军事方面有多么的出类拔萃。但我们要知道秦始皇是识货的，如果不是军事奇才，绝对不可能授予尉缭国尉一职。国尉是一个什么职位，我们来看一下《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的记载：“昭王十三年，而白起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是岁，穰侯相秦，举任鄙以为汉中守。其明年，白起为左更，攻韩、魏於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又虏其将公孙喜，拔五城。起迁为国尉。涉河取韩安邑以东，到乾河。明年，白起为大良造。”通过白起的升迁路线我们可以得知，国尉是在左更与大良造之间的一个高级军爵。《商君书·境内篇》也写到：“国封尉，短兵千人。”即国尉有卫兵一千人进行护卫，可见国尉在秦国的地位十分显耀。司马迁虽然对尉缭只有寥寥几笔，但没写并不代表没有，所以尉缭的军事水平一定很高。事实也如此，司马迁虽然没写太多，但尉缭自己所著的兵书《尉缭子》却是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其高超的军事理论水平和系统的军事素养。而且《尉缭子》还被北宋王朝收录进了官方指定武学教科书《武经七书》之中。文有《四书五经》，武有《武经七书》，《尉缭子》一书地位不可谓不重，尉缭的水平不可谓不高，不然秦始皇也不会“卒用其计策”。其实在秦国的整个统一战争中，秦始皇与李斯、尉缭构成了秦国的最高司令部与最强大脑。
二
不过问题也接踵而至了，一个是尉缭的身份问题，另一个是尉缭的结局问题。我们先说尉缭的身份问题，身份问题的起因是因为《尉缭子·天官第一》有“梁惠王问尉缭子曰”的一句记载。我们要知道，梁惠王及魏惠王，他的在为时间为公元前369年到公元前319年，而秦始皇十年为公元前237年。假设尉缭见魏惠王是在魏惠王最后一年，再假设那个时候尉缭是二十岁弱冠之年，那么等到尉缭入秦见始皇之时，他已经102岁了。如果尉缭见魏惠王不是在其最后一年，如果那个时候尉缭年龄比二十岁更大，那么尉缭见始皇时就应该远超102岁了。所以很多人怀疑见秦始皇的尉缭并非是写《尉缭子》的尉缭，可能历史上有两个尉缭，毕竟古时候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姜太公一样长命百岁。
但我认为尉缭只有一个，就是见秦始皇的尉缭，《尉缭子》也是由他所写，历史上根本就不存所谓的见魏惠王的尉缭。我的理由有以下两点：
（一）整部《史记》及其他史料中，根本就没有尉缭见魏惠王的任何记载，只有尉缭见秦始皇的记载，可见尉缭见魏惠王是一个伪史料。
（二）整部《尉缭子》中不时体现出秦国的治国特色，因为尉缭在撰写此书的时候完全有可能人在秦国，一边为秦始皇在军事方面出谋划策，一边开始撰写自己的军事著作。毕竟身在秦国，处处感受大秦治国文化，所以著作之中不免吸收一些大秦的先进制度和优秀思想。比如《尉缭子·制谈篇》中写到：“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这句话的意思是奖励耕战，只有通过耕战才能获得爵位。这种利出一孔的耕战制度只可能发生在秦国，尉缭应该是对这个制度十分认同，因而才写进了自己的著作里面。又比如《尉缭子·治本篇》中写到：“善政执其制，使民无私。为下不敢私，则无为非者矣。苍苍之天，莫知其极。帝王之君，谁为法则？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这段话的意思国家要善于利用法制去除人民的私心。治理国家不能依靠以前三皇五帝的经验，过去的时代不可能重现，未来的理想也不能只靠等待，而只能靠自己的创造。这段话的语气和思想像不像商鞅说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及李斯所说的“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可见尉缭在秦国工作，身受秦国国策影响，和李斯也有一定的思想碰撞。
因此通过以上两点根据，我认为尉缭就只有一个，乃是见秦始皇的尉缭，《尉缭子》也是其所著。至于《尉缭子》中的魏惠王，只是尉缭找的一个托名而已。
三
那为什么尉缭要托名魏惠王进行著作？如果说托古，魏惠王离秦始皇时期也不太远，没有必要这样做。如果说要找一个有分量的君王，他更不应该找魏惠王，找齐威王、赵武灵王岂不更好？本身他自己与秦始皇就有实实在在的交集，这本书又是给后人看的，直接写秦始皇是分量最重的，但是他为何恰恰选择了以魏惠王进行问答？
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魏惠王是魏国君主中第一个称王的人。魏惠王前期也是魏国最鼎盛的时代，对其他六国有压倒性的综合国力。商鞅那个时候也在魏国，还受到了魏国老丞相的公叔痤的推荐。可惜魏惠王有眼无珠，错过了商鞅，过后在魏惠王的中后期，魏国国策屡屡失误，造成综合国力逐步衰落，最终失去了霸主地位。作为魏国人的尉缭，在入秦看到秦国的发展后，不免心生感触，开始遥想魏国当年。如果当年魏惠王能够用商鞅，凭借魏国当时的霸主地位和综合国力，今天的格局是否又是一番新的天地！尉缭或许还会想，如果自己能时光穿梭回到魏惠王时期，如果自己能见到这位君王，我应该对他说些什么？所以，在这种复杂的故国情怀的感触下，尉缭选择了托名魏惠王与其对话。
第二，尉缭很不喜欢秦始皇，从他对秦始皇的长相评价及曾想逃离秦国的行为就可以得知。因为不喜欢，所以尉缭在其著作中宁愿使用托名的魏惠王也不想用真实的秦始皇。可能有读者问尉缭既然不喜欢秦始皇，为什么最后还是为其工作。抛开尉缭是否被人身控制等客观因素外，从主观角度分析，不喜欢并不代表讨厌。而且作为一名军事家，总得有一个好的平台供自己去发挥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当了秦国的国尉，那就得在其位谋其政，这就是作为一名职业军事家的职业精神。反观徐庶就不是那么职业了。
四
解决了尉缭的身份问题，还得再分析一下尉缭的结局。因为在《史记》与所有史料中都没有谈及尉缭的结局。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倒是谈及了尉缭的最终去向，那就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尉缭带着自己的徒弟王敖悄然身退，不知所往，也就是说隐居世外了。虽然《东周列国志》是一部历史小说，但我个人觉得这个结局靠谱。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历史都是假的，除了名字；小说都是真的，除了名字。”
不过从常理分析，尉缭的结局也应该如此。首先是因为秦始皇并没有杀戮功臣的陋习，所以尉缭不应该是被卸磨杀驴。其次，尉缭也并非是中途病死或者寿终正寝。如果是这样，司马迁至少会提到。比如写王翦的结局，司马迁就写到“秦二世之时，王翦及其子贲皆已死。”所以，尉缭最大的可能就是悄然隐退，突然消失，让当时的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向。加上尉缭为官之时低调做人做事，多在始皇背后出谋划策，故留下来的史料极少。因此司马迁无法在《史记》中对其单独列传，更没办法对其结局进行评定，只能谨守古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之法对尉缭进行寥寥几笔的记载。
《东周列国志》倒是精彩，里面对尉缭与其弟子王敖的描写用墨很多，对秦始皇“卒用其计策”进行了很好的演义。不过此书有一回看得我十分的难受纠结，就是我最喜欢的战国将领李牧被尉缭的弟子王敖使用反间计害死了。这回的名目叫“王敖反间杀李牧，田光刎颈荐荆轲”，如果真实的历史也确实如此，我们不能责怪尉缭手段卑劣，《孙子兵法》还专门有“用间篇”。我们只能感慨李牧遇到的真正对手并非是王翦这个层次，能死在尉缭计谋之下，李牧不算委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