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余梅的风景画
/文林
当我决定给画家余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窗外的香樟树恰好吐出我喜欢的嫩绿色新芽。这是春的气息，有些柔，也有些润。这种柔和润在余梅的画里被概括成了一种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恬适生活的“恬”
余梅沉浸在这种恬适生活中已经很多年了，她一边享受宁静带来的快乐，一边用画笔把这份快乐记录下来，于是，日久天长就有了这些散发着人间温暖的风景画。
有人说，风景画是画家情感最直观的写照，幸福即幸福，悲苦则悲苦。我以为这种说法稍显简单。因为从余梅的画里，我还看到了高于幸福与悲苦的信念。无论是漂浮在雪域山川的流云，还是寂寞岁月中缄默的石头，在余梅的世界里，它们都已超越了自然的意义。那些从灵魂深处打捞的蓝，无不昭示着人性和佛性企盼重叠的愿望。余梅用色彩和笔触告诉我们，这世间的确存在纯粹。
曾几何时，风景在画家那里，只是人物肖像画的附庸，许多大师付出努力，也仅仅道出了景物与空间的关系。即使艺术史出现了“印象派”这一伟大变革，画家们最初的认识也大多停留在科技领域。他们对色彩斤斤计较，沉湎于色调的冷暖，对光与物以及环境的作用反复琢磨，分析一个贵族少妇性感的肤色，是否就是天地间唯一的人伦之美？因此，可以说在十九世纪之前，尽管风景画经过达芬奇和丢勒的孕育，由雷斯达尔、维采尔、霍贝玛等确定，通过康斯泰勃尔和透纳的浪漫主义，再到十九世纪库尔贝、米勒和柯罗的“求真”，历经几个世纪的穿越，其品质依然处于客观表现的层面，无数优秀画家还来不及赋予它更多主观想象的意义。所以，当保罗·塞尚那幅著名的《圣维克多山》出现在世人眼前时，世界才显得如此的惊讶，以至许多先锋评论家在撰写文章时，几乎忽略了先贤大师们的存在。这是可喜又可悲的，作为新篇章，风景画出现质的飞跃，固然是艺术史流光溢彩的一页。但这并不意味着诞生否定，我始终认为发展是离不开规律的，风景画如果没有康斯泰勃尔、透纳、米勒、柯罗、卢梭、马奈、莫奈、萨甫拉索夫、希施金，列维坦等等一大串色彩飞扬的名字，就不可能进入印象派之后的多元时代，也不可能出现伟大的高更、梵高和毕加索。从这个角度讲，还是当代画家弗兰克·奥尔巴赫总结得好：时代都是时代茎上开出的叶片。
现在，我们通过简单梳理风景画的发展史，可以清晰看到余梅作品中的人文特质了。在那些色彩饱满的描绘中，我们可以体会余梅对于生活的理解，生存的乐观和生而为人的自豪；面对这些画作，任何一个有善意的人，都会毫不怀疑的相信，余梅作品呈现的明朗、温情和甜蜜，有着但丁《神曲》“天堂篇”一般的美好。那些来自乡土的世俗，高原的神秘和路途的曲折绵长，在余梅的表述里，都无一例外的顺应着人间正道。纷繁复杂的现实在鲜艳的色块中，归于平静和单纯，而色彩运用的智慧则让我们一再感到，这种平静和单纯其实从未远离，她就在我们心想所及的一次次回望中。毋庸置疑，这样的审美是富足的，也是令人神往和享受的。就像另一位洞察了人间世故的作家张爱玲所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而“懂得”与“慈悲”在余梅这里，恰恰就是不可或缺的绘画源泉。我曾听说，经常默念《心经》，可使天地变宽，也能使苦难随风而逝。我没有这样的体验，但我相信信念即是神赐的力量。这在余梅那些有意淡化了“远中近”视觉差异的作品里，表现得尤为凸出：一只鹿，一群羊，一只划过蓝天的飞鸟，一头觊觎的猎豹，宇宙中万物虽渺小，却对世界充满了那么一致的渴望和留恋。这是余梅的表达，也是她超然物外的境界。
一个时代的艺术成就，是不同风格且又殊途同归的艺术家精神面貌的反映，余梅作为其中的一员，正以她独特的感应，诠释着已经出现的和将要出现的事物。在此，我要借英国诗人TS·艾略特的那句话：他们是时代意识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就无从理解这个时代。来证明余梅风景画所拥有的意义。
2018年3月于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