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40年，道光二十年，曾国藩二十九岁。
二十九岁是一个人十分重要的时间节点，“三十而立”，这是每个饱读儒家经典的读书人不可能绕过的时间坐标，它是孔老夫子当年回顾自己一生的经验之谈，也是每个读书人拷问自我成长的一把戒尺，三十而立，立什么，又如何而立？
在1840年的春天，即将踏入而立之年曾国藩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两年前，他高中进士，之后再接再厉，在朝考中发挥出色，授了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有清一代的人才储备基地，也是决定仕途走向的一道重要门槛，点了翰林，意味着将接受最完备的官场训练，也意味着能够有机会伴君左右，感受皇恩浩荡。翰林院庶吉士决定了做官的下限，混得再差至少是个知府道员，如果祖上有灵，部堂总督大学士都有可能。无疑，那时的曾国藩在乡人的祝贺声中，正踌躇满志，“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阅尽长安花”。
可是来京数月以后，也就是在1840年的春天，曾国藩陷入了深深地焦虑和自卑。
京城不是湖南，人文荟萃之地，人才济济之堂，论气度，论谈吐，论才学，论修养，周围可谓是十步芳草，能人众多。可曾国藩呢？一副少年沧桑的模样，一身土里土气的打扮，再加上一口晦涩的湘乡方言，跟周围人比起来，顿时相形见绌。
更要命的是，曾国藩突然发现过去颇引以为傲的知识储备现在看来十分匮乏。曾家没有出过读书人，家里没有多少藏书，曾国藩之前只读过四书五经，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八股文的写作中来。用现代话来讲，他过去接受的都是应试教育，读的都是考试教材，没读过什么像样的课外书（偶然看到一本当时常见的《归震川古文》，便高兴得不得了）。
正是在这样的应试教育背景下，年轻的曾国藩满脑子想的都是金榜题名，升官发财，这既是他读书的目的，也是他人生的追求。连身边好友都说他“锐意功名”、“急于科举”。总之，这时的曾国藩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透着一个字，“俗”，庸俗，鄙俗，俗不可耐。
这还没算完，知识匮乏，大不了咱们从头再来，翰林院藏书那么多，一本一本读便是。可在与周围的朋友、同事接触之后，曾国藩发现自己的性格中有一些相当严重的缺陷，那个年代肯定没有什么“性格决定命运”之类的口水话，但他意识到，如果不正视这些问题，后果会很严重。
出生于11月份的曾国藩属于射手座，射手座的人大体上乐观、诚实、热情、为人善良、喜欢挑战，这是往好了说。反过来讲，射手座的人好动，静不下来，缺乏耐心，容易心浮气躁，意志力薄弱，缺乏自制，当然，还有每个男人的通病，好色。
首先是浮躁、坐不住。翰林院的差事相对清闲，自由时间多，曾国藩一有时间便到处串门，喝酒下棋聚会聊天，时不时还会跑到城南菜市口看杀人，他的日记里经常会记载他对于虚度光阴的懊悔“自究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晏起，则一无所作又虚度一日，浩叹而已……”
其次是傲慢、脾气暴。他离开家乡前，老祖父对他唯一的忠告便是“尔若不傲，更好全了”，知子莫若父。在北京，与朋友交往，刚开始还能保持谦逊，慢慢的，就会显出自以为是的一面。还经常与人发生冲突，有的时候，一言不合便破口大骂，斯文扫地，最好的朋友陈源兖说他“无处不着怠慢之气”。
再者是虚伪、不真诚。曾国藩年轻的时候时候似乎深谙“人性的弱点”，跟人聊天喜欢拣好听的话讲，夸起人来丝毫不吝啬气力，往往发出一些言不由衷的赞美，有时候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正所谓“巧言令色，鲜矣仁”，一个人如果只会说好听的话，看似不得罪人，可慢慢的就会丧失本色，离心离德。
最后就是好色。严格意义上讲，曾国藩并不算是好色之徒，他只是喜欢见到美女多看两眼。在一个男人生理上最值巅峰的时候，看见漂亮女子浮想联翩似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意淫嘛，发乎情，止乎礼！但曾国藩认为这是个大事，他的妻子容貌一般，时常艳羡朋友家姬妾的美丽，一边是“灭人欲，存天理”的道德训诫，另一边又是诚实的身体，他在上半身与下半身之间来回摇摆，承受着内心的煎熬。
这么看来，29岁的曾国藩似乎对自己产生了自我怀疑，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否定。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给他的内心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更诱发他对自我进行了深刻到近乎严苛的剖析。
不破不立，痛彻心扉之后，他寻求改变。如何改变？他瞄向了翰林院卷帙浩繁的典籍，如饥似渴地开始读书。读圣贤书，所为何事？他想向古人寻找答案。
在大儒唐鉴的指引下，他熟读《朱子全集》，并以朱子之学为宗，身体力行。在《传习录》里，他读到王阳明“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尔”，身心为之一振。阅读面的拓展打开了他的视野，同时也涤荡了他的心灵。在与先贤的交流当中，他似乎开始接近心中的那个答案：“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他立志学做圣人，他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不是一句空话。在即将三十岁的时候，曾国藩立下了中国读书人最高的志向，这不是一时脑热的心血来潮，而是痛定思痛之后大彻大悟。在与弟弟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那么如何学做圣人呢？用一句俗烂的话讲，就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每日写一篇日记。写日记不是记流水账，它先是回忆这一天做过的事情、说过的话，在所有的细节当中挑选不恰当的言行举止，记录下来，深刻反省。为了督促自己完成，防止偷懒，写好后抄送朋友传阅。
每日楷书一篇。
每日读史十页。
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
每日读《易》。
夜不出门。
不与人吵架。
早起。
戒烟。
……
这所有的一切，用两个字概括，其实就是《大学》里说的“修身”。在一个人自我完善的过程中，肯定会经受无数次的反复、失败、挫折甚至倒退。所以，在今天流传下来的《曾国藩日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几乎每一天都在与性格上的缺点做艰苦卓绝的斗争，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可就在这如同西西弗斯推石般的自我磨砺中，曾国藩一生当中最为可贵的品质逐渐显现出来，那就是“有恒”，“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他的天性钝拙经过捶打之后，最终化为朴实与坚韧，并成为那一抹最明亮的颜色。
于是乎，时间的复利开始给他以回馈。几十年如一日的写日记，三省吾身，做事愈加有恒力，待人也愈加宽厚、真诚。每天读书练字作文，小楷功夫和文章功夫愈深，理学功底见涨，每次翰林大考都成绩优异，短短十年间，他从一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升至正二品的内阁学士。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孔子说他“三十而立”，是说他三十岁的时候做事能够合乎于礼，言行都很得当。引申到今天，一个独立的个体在接受了十几年的教育之后，不管是应试教育也好，素质教育也罢；在与社会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不管是屡遭摔打也好，如鱼得水也罢。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他理应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了解他自己，他的优点、缺点，他想要的、不想要的，他想成为的和不想成为的，进而找到一套为人处世的准则，并为之笃信，进而，真正意识到自我作为一个独特个体的存在。
1840年的春天，29岁的曾国藩意识到了自我的某种困境，在经历了一系列智识和心志上的巅峰体验之后，他找寻到了心中的答案，并开启了一段斑驳陆离的人生苦旅。同样在这一年，在中国的南方，一个叫洪秀全的年轻人正在准备他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多年来的屡试不第已让他心力交瘁，经常需要靠一本传教士的《劝世良言》来缓解苦闷。同年6月，出于对林则徐虎门禁烟运动的报复，40余艘英国战舰陈兵广州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至此，一个时代的大幕正向我们徐徐拉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