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安蓉来说，呆在看守所的这五天，比五年还漫长，比五十年还难熬。
如果岁月拒绝创新，日子只会抄袭，今天复印昨天，明天复印今天，失去了移动的参照物，时间就好象停止不前。不要说五天，就是一分钟，都长过一万年。
或许，这就是坐牢的滋味吧？安蓉事后这么想，而当时的她是惘然而茫然的。
在她的记忆中，前四天的生活，基本上一模一样：睡觉，吃饭，提询，吃饭，提询，吃饭，看电视，睡觉。唯一不同的，除了每天提询的问题，就是红姐用安蓉的钱，买了小炒和零食来改善生活。
总的来说，这四天都是在恍惚与沌乱中度过，她曾努力的想作一次系统的分析与评估 ，然而资料的繁杂，数据的无序，令她徒劳无功。她曾拼命的想从办案人员的言谈中，收集有关文浩的信息，对方的欲盖弥章和虚实相济，又让她真假难辨而最终放弃。于是她干脆不让自己思考，只做条件反射的回应。
唯一值得庆幸，也令人满意的是，她始终坚持了文浩的“两个凡是”，主观上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判断，客观上建立了逻辑的连续和贯穿，以不变应万变，反而简单。
峰回路转在第五天。
女警官突然问了安蓉一个很弱智的问题，“你跟文浩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女儿的父亲。”安蓉随口答道，显得有几分白痴。
“这就对了！”女警官释然的说，“你看这是什么？还记得上面的内容吗？”
安蓉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对方手中拿着的，居然是几年前两口子”真戏假做“签了字的那份离婚协议。
安蓉怎么会忘记上面的内容？
当女警官问她，为什么没有完善最后的手续时，安蓉的智慧从天而降：第一，文件双方签字，就已具有法律效力，办理离婚证只剩一种形式；第二，无论民政局还是法院，都会让她们离婚的消息在区上传开，这对文浩和孩子都是不利的，也和协议本身的意思相违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