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康之，上海交通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摘自：《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2期，原题为“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思维方式”

科学不应仅仅臣服于分析性思维，而是需要更多地倚重于相似性思维。事实上，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基于相似性思维的科学就会有着更大的施展拳脚的空间。当然，相似性思维也同样具有知识生产的功能，但基于相似性思维而生产的知识更多地属于具体的知识而不是普遍的知识，因而，在实用性方面会有着更优异的表现。需要指出，建立在分析性思维基础上的科学有着对普遍性知识的偏好，对于具体知识，则表现出轻蔑，甚至将具体知识贬为经验，被作为理性知识对立面的感性知识。就思维方式具有高度普遍性特征而言，工业社会的人们在知识追求上也表现出对普遍性知识的偏爱。就这种偏爱达到了偏执的地步而言，实际上也反映了科学的非理性方面，或者说，证明了科学的非理性。如果我们需要对思维与知识进行区分，那么，科学的理性自觉就应放在维护思维与知识的非同质性或非同形化方面，思维具有普遍性的属性，而知识则应是具体的。用这个标准来审查现代科学，就只能作出否定的评价。至少，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如果我们需要进行科学重建，即建立起不同于现代科学的新科学，那么，就需要避免思维的普遍性与知识的普遍性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也就是说，对建立在分析性思维基础上的现代科学加以扬弃，进而在相似性思维的基础上建构起新科学。相似性思维具有普遍性，而基于相似性思维的科学，则致力于生产具体的知识。

奈特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悖论的世界里。其中最核心的一条悖论是：我们之所以需要知识，是因为未来不同于过去；而能否获取知识，却又取决于未来和过去是否相似。”然而，分析性思维所提供的只是在既定思维框架下所包容的未来，只允许那些分析性思维能够触及到的和在逻辑上能够容纳的未来，并将其称作为新知。在分析性思维作为一种模式确立起来之后，在基于分析性思维而建构起来的科学范式成为科学的唯一形态之后，虽然知识增量迅速积累，但也有许多可能应成为知识的因素，比如，诸多人的经验、思考所得、想象的创造物等，都被斥为神秘的或荒诞不经的东西，不被接纳为知识。当人类面对着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时，一方面，我们感受到知识爆炸；另一方面，能够助益于我们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的知识却又极度匮乏。追踪溯源，是因为分析性思维方式阻碍了我们形成具有另一种属性的知识。所以，我们不得不构想一种不同于分析性思维的相似性思维。

由分析性思维所建构起来的科学所追求的是精确性，“精确科学无非是进行抽象，最理想的方法是解析法。解析与抽象实际上同出而异名。我们的任务是将那些盘根错节、相互关联的变化之复杂现象梳理得井井有条。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对复杂的现象进行抽丝剥茧，使之成为前后一致的事件序列或者行为，也就是规律；其次，我们要将各种基本事件序列分离出来，然后对每一项进行单独的研究。”按照这种思维路向，当所面对的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越来越高时，就必须通过方法的改进去实现抽象的目标。但是，当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达到了某个临界点的时候，也就会同时在方法的改进上遭遇瓶颈，从而无法再通过方法的改进去赋予对象以秩序，即无法在各种现象之间找到事件前后一致的关系，无法将事件安排到前后一致的序列中。同时，虽然每一个事件都是孤立的，但若对每一个事件进行单独研究的话，又是没有意义的，无法对行为提供指导性的意见。这个时候，建立在分析性思维基础上的精确科学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事实上，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分析性思维所追求的认识客观性、观察精确性和推理严密性都必将成为无法实现的奢望，甚至是一些荒谬可笑的妄想。一切专注于形式合理性的追求，都因为与实践理性的不合拍而显得毫无合理性可言。所以，如果说人类依然需要科学的话，就必须发展另一种科学。这种新的科学在根本上应当实现思维方式的变革，不再是建立在分析性思维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相似性思维的基础上的，或者说，是由相似性思维建构起来的科学。

早在20世纪初，弗兰克·奈特就对基于分析性思维的精确科学作出质疑。奈特认为，“不管什么类型的问题，运用解析方法总是相当的不完全。对于复杂现象之诸因素，如果我们将它们置于正常而现实的情况下，就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必须应对的情况，解析法对其中绝大多数都将无能为力。解析法是否有价值，取决于以下事实是否成立。在一堆问题构成的某种情况中，某些特定的因素是共性因素，这些因素不仅无处不在，而且数量众多，更兼具作用巨大，足以成为此种情况之主宰。这样，对于这些为数众多的因素，洞悉它们之间存在的规律，将会使我们得到总体情况之近似规律。”而且，它必须以研究对象是一种静态存在为前提，或者说，是可以加以静态地把握的。根据奈特的看法，即便如此，解析方法也是有局限性的，更不用说研究对象处在急速变动中了。也就是说，解析方法只适用于“理想条件”。然而，“所谓的理想条件，仅仅指的是这样的条件：对于那些数量众多、变化万千但重要性稍逊的‘其他事情’，只要我们的规律未将它们纳入考虑，那么，这些事情就被假定为完全不存在。”显然，当科学无视这些事实时，或者，当科学假定这些事实不存在时，却不可能将这些事实从现实中真正抹去，它们只不过是被科学判定为不重要的因而可以无视的事实。的确，如果现实即科学所面对的对象世界处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中，那些被忽略的事实可能并不构成对科学结论的威胁；如果现实即科学所面对的对象世界处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中，情况就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对研究对象的静态把握和对理想条件的追求本身就具有反科学的性质。而且，任何事实在受到忽略时，都会立马引来反击，从而对强行获得的科学结论作出否定。

相似性思维也包含着认识，或者说，在人对世界的认识中，可以运用相似性思维。但是，与工业社会的认识论不同，基于相似性思维的认识可以看做是一种翻译。正如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实现了文本在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这种认识也只是为了把一种形式的存在物转化成另一种形式，使其更加方便人们的把握。也许人们会说，这种基于相似性思维的认识如果满足于翻译的话就只能实现对事物表象的把握，无法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如果你这样提出了问题，只能说明你持有的是认识论的思维习惯，还没有理解相似性思维的目标。对于相似性思维而言，并不打算去认识事物的所谓本质，或者说，它并不希望通过分析、分解去打碎事物，并不打算到事物的碎片中去认识所谓的事物的本质，而是希望在维持事物整体不变的条件下认识事物，而且，是把重心放在了对事物价值的认识上的。就此而言，在事物整体表象的意义上所进行的翻译已经可以达成认识的目的。

当然，基于相似性思维的认识并不会仅仅停留在简单的翻译之中，而是通过想象的应用，在事物之间建立起联系和创造出意义。另一方面，经过翻译，事物的存在方式得以转换，以符号系统的形式呈现出来并为人们所掌握，成为可以交流的语言，从而使事物的意义和价值也得以在行动者之间分享。这样一来，旨在发现事物价值的相似性思维也就达到了目标。不难想象的是，一旦事物的意义和价值通过语言交流而在行动者之间得到分享时，就会发现，“表象并不扎根于它们从中获取自己意义的世界；它们自身向自己的空间敞开，这个空间的内部横肋产生了意义。语言存在于表象为自己创立的间距中。因此，词并不构成一张从外表复制思想的衬度较弱的照片；而是首先从内部，在所有那些表象其他表象的表象中，去回顾思想，指明思想。”由于语言的介入，事物间的间断性不仅得到弥合，而且获得了意义。在翻译中所实现的形式转换，使意义变成了价值，并被贯注到行动中。这种价值既是行动者的观念，也是行动的目标。

在工业社会中，分析性思维的知识生殖功能得到了无比充分的展现，由这一思维方式创造出来的知识体系呈现出爆炸式扩张的状态。在历史比较中，如果说农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的人们所持的主要是相似性思维的话，可能会认为，分析性思维所具有的知识生殖优势是相似性思维无法相比的。这的确是历史事实。但是，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时需要考虑两点因素：其一，农业社会中的相似性思维及其认识对象都较为简单和具有确定性，而且作为认识追求的动力也是有限的，所以，在知识生殖能力方面远低于工业社会；其二，虽然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人们所持的是相似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但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即使知识结构的断裂使认识史中包含着间断性，但作为历史的连续性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影响，因而，知识生殖也表现出了累积状况。也就是说，基于分析性思维的科学，或者说，分析性思维当道的时代，也继承了农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由相似性思维生产出来的知识，从而使工业社会的知识体系更加庞大。

应当承认，分析性思维在知识创造和建构中也对那些由相似性思维建构起的知识进行了清理，甚至对整个基于相似性思维的知识体系做出了扬弃。但是，这个批判、扬弃和清理的过程也是知识生殖的过程，而且，因为有了批判的对象作为参照系，使新的知识体系的建构也显得方便多了。所以，分析性思维的知识生殖能力以几何倍数的形式提升。总之，工业社会知识体系膨胀的事实并不是相似性思维知识生殖能力弱的证明，也不能说它像熊猫那样存在着生殖功能退化的问题。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如果实现了相似性思维对分析性思维的替代，我们相信，相似性思维将会展现出比分析性思维更加强壮的知识生殖能力。因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的社会现实以及在这种条件下开展行动的客观要求，都决定了相似性思维必须拥有更强的知识生殖能力。另一方面，就相似性思维的重建是在分析性思维已经取得的全部积极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就相似性思维在扬弃分析性思维的过程中保留了其全部积极的方面而言，就后工业社会的相似性思维包容了分析性思维来看，它也具有更优越的知识生殖能力。所以，我们认为，相似性思维是在历史发展中被推展出来的，在相似性思维的基础上，我们将会看到科学获得一种全新的面目。或者说，随着相似性思维被建构了起来，不仅社会科学的研究，而且所有被认为是科学研究的活动，都将开始新的征程。

既然我们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既然我们的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既然我们遇到了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那么，在新的历史征程中，我们所需要的是新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于此之中发挥作用，需要把对新的思维方式的建构作为自己当前必须承担的一项责任。实现对分析性思维的超越以及致力于相似性思维的建构，就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心所在。在致力于促进分析性思维向相似性思维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求助于任何既有的理论，唯有对事实的观察，才能让我们获得所需要的推动力。科学以及实践发展的现实要求，将是我们获取这种思维方式建构之必要资源的场所。事实上，科学研究以及社会实践都如此深地陷入了分析性思维的桎梏，在突破分析性思维的既有束缚方面，显得那样艰难。但是，当我们构想这场思维方式变革的运动时，完全可以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的蹒跚步履中发现一种热切的期盼，而这种期盼就是我们的动力，其中也包含着丰富的资源。就人类的后工业社会必然会拥有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思维方式而言，可以相信，科学的发展和实践的要求都必然会把相似性思维推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