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作为中国婚姻习俗的核心环节，承载着数千年社会关系的缩影。从周代“六礼”中的“纳征”到当代高额彩礼争议，其归属问题始终是家庭伦理与法律博弈的焦点。有人说彩礼就是给女方父母的养育女儿的辛苦钱，也有的说彩礼就是给新娘子的未来生活保障。
本文试图结合历史脉络、传统功能及现代转型，来试着探讨一下彩礼的归属问题。
先来个历史溯源，说一说彩礼的起源与早期社会功能
在母系氏族朝着父系社会转变的那段时间里，彩礼就有了初步的样子。古希腊的荷马史诗里写着，男人得给女方家里送牛羊当作结婚的证明，，叫做“埃德纳”。这表明了女性作为劳动力转移所得到的补偿。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里挖出来的玉器、猪骨这些陪葬的东西，也在暗暗表示早期的部落是通过拿实物交换来结成婚姻联盟的。
在西周时期，“六礼”这一制度将彩礼（当时叫纳征）正式纳入了婚姻的法定程序当中。据《仪礼》所记载，男方必须用“玄纁束帛”（黑色与浅红色的帛布）作为聘礼，这里面蕴含着阴阳调和的深意。
在当时，彩礼不仅仅是一份简单的礼物，它同时兼具了重要的社会契约与阶级标识的功能。
就拿贵族来说吧，他们会通过珍贵的玉璧、精美的青铜器来充分彰显自己家族的高贵门第。而平民百姓呢，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只能以常见的布帛、粟米等物品来完成结婚的仪式。
比如说，有些贵族家庭在纳征时，会拿出祖传的精美玉璧，其雕琢工艺精湛，材质上乘，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其家族的深厚底蕴和高贵地位。而平民家庭，可能会用自己辛苦纺织的布帛，或者是辛苦劳作收获的粟米，虽然价值不高，但也是他们竭尽全力为婚姻做出的努力和承诺。
这种不同阶层在彩礼上的差异，反映出了当时社会阶级的分明和不同阶层的生活状况。
在繁华的唐代，权威性的《唐律疏议》当中明确地做出规定，那些中途悔婚的人必须要返还聘财。在这样的规定之下，彩礼慢慢地变成了能够用具体数字衡量的财产标的。
到了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这部重要的典籍收录了许多起有关彩礼的纠纷案件。从这些详细的记载能够明显地展现出，此时的彩礼已然演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婚姻债务”。比如说，曾有这样一个案例，男方家庭为了筹备彩礼，四处借债，而女方家庭却在临近婚期时突然反悔，男方为了追回彩礼，不惜与女方对簿公堂。
按老一辈人的传统说法：彩礼是作为家庭联姻的纽带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女性出嫁这件事实际上就意味着其所在家庭劳动力的减少和流失。彩礼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男方家庭对于女方家庭在养育女儿过程中所付出成本的一种补偿。这正如《礼记》中所讲的：“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它强调了婚姻的重要性以及其所承载的家族责任和传承。
彩礼的数额往往与家庭的经济地位有着直接且紧密的联系。就拿汉代来说，在《盐铁论》中有所记载，那些富裕的家庭，他们给出的聘礼能够达到“百金”之多。这“百金”所代表的是极其丰厚的财富，足以展现出富户的雄厚财力和对婚姻的重视。
然而，贫困的家庭却只能以简单的“酒肉”来对待彩礼之事。比如说，某个富有的大户人家，为了迎娶门当户对的女子，不惜耗费巨资，准备了琳琅满目的金银珠宝作为聘礼。而在某个贫困的乡村，一位贫苦的男子因为家境贫寒，只能拿出仅有的一点酒肉当作彩礼，女方家庭虽然无奈，但也只能接受这样微薄的聘礼。
这种鲜明的对比，充分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中不同经济阶层在彩礼方面的巨大差异。
彩礼在很多时候成为了划分阶级的有力工具。在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凭借着“九锡之礼”（包含九种极其贵重的聘物），牢牢地垄断了婚姻市场。他们通过这种奢华且独特的彩礼形式，将其他阶层排斥在外，确保了自身阶层内部的联姻，巩固了家族的权势和地位。
到了明清时期，徽商们为了提升家族的社会资本，不惜以“百两黄金”这样巨额的彩礼去聘娶官宦人家的女儿。他们深知通过与官宦家族的联姻，能够为自己的商业活动带来诸多便利和保障，从而进一步扩大商业版图和影响力。
这种看似“礼尚往来”的互惠逻辑，实际上在深层次上维系着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比如，某个门阀士族家庭，为了与另一个同样显赫的家族联姻，精心准备了包含稀世珍宝的“九锡之礼”，这场盛大的婚姻交易不仅让两个家族的关系更加紧密，也让其他阶层望尘莫及。而明清时期的徽商，在送上“百两黄金”的彩礼后，成功与官宦家族结盟，从此在商业活动中获得了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地位和财富。
这种基于彩礼的联姻模式，使得社会资源和权力始终在特定的阶层和家族中流动和传承，维持着传统社会相对稳定但又不平等的权力结构。
彩礼在传统社会中，一方面赋予了女性“明媒正娶”的合法性，让其婚姻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但另一方面，也在不知不觉中将女性物化为一种交易品。
在汉代的乐府诗《孔雀东南飞》里，刘兰芝在被休之后，仍然能够携带“箱帘六七十”改嫁。这从侧面有力地印证了彩礼对于女性生存保障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彩礼物品在一定程度上为刘兰芝的未来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让她在改嫁后能够有一定的经济依靠，从而在新的婚姻中获得相对稳定的生活。
然而，到了明清时期，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在《列女传》中所宣扬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极端的伦理观念的压迫下，彩礼却异化为束缚女性的沉重枷锁。比如，有的女性因为夫家为迎娶自己付出了高额彩礼，即便在婚姻中遭遇不幸，也不敢轻易提出改嫁，只能默默忍受痛苦，因为她们害怕违背所谓的伦理道德而遭受社会的谴责和唾弃。
还有的女性，因为彩礼的存在，被视为男方的私有财产，失去了自主选择婚姻和生活的权利，完全被困在封建礼教的牢笼之中。
这种异化使得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更加被动和艰难，进一步加剧了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
从现代来看，彩礼已经发生了从家庭本位到个体权利的转型
首先，法律开始对彩礼有所界定：
1950年《婚姻法》规定：首次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实践中仍将彩礼视为民间习俗。
2003年出台了司法解释：将彩礼定性为“附条件赠与”，离婚时可主张返还，开启法律介入彩礼纠纷的先河。
2024年出台新规：明确彩礼归属需考虑“共同生活时长”“生育情况”等变量，如浙江台州案中，法院因女方未举办婚宴且父母支付医疗费，判决返还10万元。
其次，彩礼的功能发生了变化：
在当今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当中，彩礼原本所具备的补偿功能逐渐弱化。这是由于城市环境中，家庭结构和经济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经济参与度不断提高，不再像过去那样完全依赖于男方家庭的经济支持。
与此同时，“面子文化”却在不断推高彩礼的象征意义。在许多人的观念里，彩礼的数额高低成为了展示家庭实力和社会地位的一种外在标志。2023 年，河南某地的“彩礼贷”事件被曝光，这一事件犹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折射出部分家庭将婚姻资本化的扭曲心态。他们为了满足高额彩礼的要求，不惜借助贷款这种方式，使得婚姻蒙上了浓厚的金钱色彩，偏离了其原本的情感和生活本质。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女性经济的独立，一种新的现象——“嫁妆反哺”开始兴起。例如在福建地区，女方会以房产、股权等具有较高价值的资产作为嫁妆。
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仅是财产形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重构了婚姻中的财产流动方向。比如在某个具体的案例中，一位福建的女性在出嫁时，其家庭提供了一套位于市中心的房产作为嫁妆，这不仅为新组建的小家庭提供了稳定的居住保障，也体现了女方家庭对女儿婚姻的支持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许。
同时，女方所带来的股权也为小家庭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可能，改变了传统中婚姻财产流动单一从男方到女方的模式，促进了更加平等和多元的财产分配格局。
第三是文化观念发生了代际裂变：
老一辈：视彩礼为“传宗接代”的道德义务，坚持“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新生代：追求“爱情至上”，北京、上海等地“零彩礼”比例逐年上升。第三方调查显示，80后女性中62%认为“彩礼数额应与男方收入挂钩”，而90后女性仅35%认同此观点。
现实却遇到了法律与伦理相矛盾的困境
在浙江台州的相关案件中，法院所处的境地极为复杂和棘手。一方面，法院必须严格遵守“共同共有”的原则，这是法律框架所明确规定的，需要遵循既定的法律条文和程序来进行裁决。
另一方面，法院又面临着来自社会的“保护弱势女性”的强大舆论压力。在公众的眼中，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可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怀和保障。
最终判决返还 10 万元而非彩礼的全额，这一决定的实质是在传统的“父母之恩”观念与现代的“个体财产权”理念之间努力寻求一种平衡。
在传统观念中，“父母之恩”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回报，彩礼可能被视为对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补偿。然而，现代社会强调“个体财产权”，即每个人对自己的财产拥有独立的支配权和所有权。
比如在这个案件中，女方家庭可能认为收取彩礼是多年养育女儿的一种回报，是传统观念中的“父母之恩”的体现。而男方则依据现代法律主张自己的个体财产权，要求全额返还彩礼。法院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判决返还 10 万元，既是对传统观念的一定尊重，也是对现代个体财产权的合理考量，试图在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观念之间找到一个能够兼顾各方利益、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平衡点。
在广袤的北方农村地区，彩礼的数额普遍要高于南方。以河北的某县为例，当地的彩礼金额之高令人咋舌，竟然达到了家庭年收入的 400%。这一惊人的数据背后，是无数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催生了“因婚返贫”的现象。许多家庭为了筹备彩礼，不得不四处借债，原本还算殷实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比如某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为了儿子的婚事，东拼西凑，借遍了亲朋好友，只为满足女方提出的高额彩礼要求，结果导致家庭背负了巨额债务，生活质量急剧下降。
而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闽粤一带，流行着“黄金新娘”的独特风俗。在这里，嫁妆的价值常常超过彩礼，从而形成了一种“双向流动”的模式。女方家庭为了让女儿在新的家庭中有更好的地位和生活保障，往往会准备丰厚的嫁妆。例如在福建的某个地区，一位新娘出嫁时，娘家陪送了大量的黄金首饰、房产以及现金，其价值远远超过了男方所给予的彩礼。这种模式不仅体现了女方家庭对女儿的关爱和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婚姻关系中的平等和互助。同时，它也反映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和家庭观念的独特性，使得婚姻中的财产流动更加多元化和平衡。
面向未来，该如何构建多元共治的彩礼生态？
我们可以借鉴德国《民法典》第 1314 条的相关规定，来设立“婚姻共同基金”。这一基金的运作模式为将彩礼与嫁妆进行合并管理，不再将其视为双方家庭单独给予的财产，而是作为夫妻双方共同拥有和支配的资金。在分配方式上，按照婚姻存续时间的比例进行合理分配。
例如，假设一对夫妻的婚姻存续了十年，而他们所投入的彩礼和嫁妆共计 100 万元。如果在十年后婚姻出现变故，那么根据婚姻存续时间的比例，双方可以相应地获得一定份额的资金。这种方式能够更加公平地保障夫妻双方在婚姻中的经济权益，避免因彩礼和嫁妆的归属问题产生纠纷。
同时，我们还应当大力推广“彩礼公证”制度。通过这一制度，明确彩礼资金的具体用途，例如将其指定为育儿基金，用于孩子的教育、医疗和生活等方面的支出；或者将其设定为住房首付，为夫妻双方购置房产提供资金支持。
在实际操作中，“彩礼公证”可以有效地避免资金被挪用的情况发生。比如，有些家庭可能会因为突发的经济困难，想要动用原本用于特定用途的彩礼资金，但由于有了公证制度的约束，能够保障资金按照最初的约定使用。再比如，可能会出现夫妻一方擅自将彩礼资金用于个人消费或投资，而损害了另一方的利益，“彩礼公证”制度就能很好地防范这种情况，确保资金的使用符合双方的意愿和婚姻的共同利益，为婚姻关系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经济保障。
从经济方面来说，政府设立了一个叫“婚俗改革基金”的东西，专门给那些收入低的家庭发彩礼补贴，这样就能让因为彩礼而变得更穷的情况少一些。
从文化方面来讲，把“婚俗教育”放进中小学的课程里，用情景剧、辩论赛之类的形式，让大家重新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念。
开发一个“彩礼智能评估系统”，只要把家庭收入、当地彩礼的平均价格等等这些信息输进去，它就能自动给出一个比较合适的彩礼金额建议。
再建立一个“婚约电子存证平台”，把彩礼的具体金额、支付的办法都记录下来，要是有了纠纷，能利用区块链技术来存证。
彩礼归属问题本质是身份认同与权利分配的现代性困境。
从周代“明媒正娶”到数字时代的契约精神，彩礼始终在伦理与法理的博弈中演变。解决之道不在于简单否定传统或推崇西化，而需构建“情、理、法”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
当“天价彩礼”回归“礼轻情意重”的初心，婚姻才能真正成为两个独立灵魂的平等契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