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通史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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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世文化与禅（一）
第二节 从庶民教育到宋学的兴盛
足利学校
15世纪室町时代中后期，“寺子屋”制度已经不能满足提高教育水平的需求。由镰仓时代初期足利氏在其原籍地所建专门谈义讲书的大日堂，开始收集佛教经典、汉籍，并将其独立出来，开设书库，发展为足利学校最初的形态。这所普通学校，设在下野国足利庄（今枥木县足利市），其时在足利庄辅助将军统管政务的上杉宪实，从镰仓圆觉寺聘请了高僧快元担任第一任校长，起用禅僧作为讲师，他本人捐出五经疏本，大大地推动了学校的再兴。其后历任校长都是僧师，学生以僧侣以及诸国武士的青年人作为主要对象，实施以儒学古典为中心的高等教育。足利学校最盛期，是第七任校长九华主持时期，号称有弟子3000人。从足利学校于文安三年（1446）制定的校规来看，除以四书五经、《史记》《文选》等为教材外，严禁研读其他典籍。青年武士则多以易学为研究终极，习得占筮，以满足作战时占卜命运的需要。许多足利学校的毕业生，成为易学的权威。连歌师宗长参观足利学校后所写的纪行文做了如下记录：“诸国的学生，在孔子等的肖像前，终日埋头学习。他们的表情严肃，十分可爱。”由此可见当时的学习氛围。入学年龄从15岁起，学生在校学习时间短者三五年，长者8年。学成后，大多由地方诸侯所聘回原地担任教师，对于发展地方文化和教育起到很大的作用。还有，这种学校教育，长盛约170年，培养了师资，推动了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同时促进了宋学的隆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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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学的传入
宋学初传于镰仓时代。镰仓中期即13世纪初叶，宋代儒学已完成更新，形成了以二程（程颢、程颐）、朱熹（朱子）的“理气”新关系为宇宙本体的理学思想体系，并与禅宗的“心性论”结合，影响日益扩大。随着中日两国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发展，两国僧人往返中日两国，日本僧人不仅从中国带回了禅宗经典，还携去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许多汉籍。比如，留宋日僧俊芿于建历元年（1211）从南宋带去汉籍2000余卷，其中包括四书和朱学书籍二百余卷，此乃初传程、朱学说之始。仁治二年（1241），留宋日僧园尔归国时也带回了朱熹的《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语精义》《孟子精义》《孟子注》《大学注》以及其他汉籍数千卷。这一年，日本出现了复刻朱熹著的《论语集注》。日本文化史将宋学，特别是朱学（也称朱子学）区分于孔孟的旧儒学，通称为新儒学。赴日的宋僧兰溪、祖元等，也结合弘播禅法，宣扬佛儒道“三教一致”，大力提倡以义理说经。他们讲理学，目的是有助于弘布禅宗，二程、朱子学也仅是作为禅宗文化的一环而存在。五山派临济宗禅僧，也主张“禅儒不二”“禅儒结合”，但他们不是热衷于朱子学，而是仍然将传播禅宗放在第一位。因而，作为的朱子学新儒教，与作为的禅宗新佛教的结合，其本身未能形成独立的学问体系。尽管如此，这对于禅宗学习儒学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助于禅林学问的兴盛。
在这里补充一点，关于“三教一致”说，日本曹洞宗的开山祖、禅僧道元早就持坚决反对的立场，认为这是“邪说中的最邪说”。此时的梦窗疏石、义堂周信对“三教一致”“禅儒不二”也是持否定态度的。龟井胜一郎指出：“（三教一致、禅儒不二）也有中国的影响，而轻易就受到影响，说明在思想上存在脆弱性。同时，也可以说它是神佛融合思想的‘五山版’。从禅僧中出现了儒者，同时，也可以说其结果产生沉迷于汉诗文的现象，风靡于五山。”这里所提及的五山汉诗文，将在下节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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