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汶川地震的日子里，因为震感强烈，家乡一直人心惶惶，大家密切关注着河流、井水、家禽的一静一动。终于在一个晚上，正在酣睡的我被父亲抱起，耳畔是乱糟糟的声音，睁开眼睛看到广场上人头攒动。后来这当然证实只是一次谣言，大家纷纷打电话给远方的亲人报平安时，我听见父亲对母亲说“有那么一瞬间我是希望真的地震的。”
后来慢慢长大，看着父亲日复一日拖着一身疲累回到家，乐此不疲地和母亲谈论着房价、拆迁、学区。母亲总是帮父亲拿着那脏得看不出颜色的衣服玩笑道“不用操心这些，反正你砌砖的速度肯定赶不上房子涨价的速度。”
我才开始明白，父亲那天晚上话中的话。在父辈们眼里，有人坐吃山空能餐餐山珍海味，有人碰到拆迁就能身价翻倍，而自己累死累活一辈子看着自己一砖一瓦垒起的房子只能望洋兴叹，索性一个地震震得个精光碎，大家都白手起家。
当然父亲那时不明白的是学区房与砌砖匠的鸿沟就如同中世纪欧洲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天堑，没有身份变革是无法逾越的。
于是父亲穷尽一身力气和智慧，慢慢承包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工地，终于将已上初中的我送进了梦想的殿堂---学区房，随之而来的是连老师姓啥都不知道的辅导班和堆得比前排还要高的的辅导书。
初二那年，父亲生意出了点问题，我看着父亲深陷的眼窝和眼里的血色不敢言语。母亲含着泪悄声告诉我，父亲好几天没睡觉了，腰椎盘疼得睡不着。
中考的时候倒是没有辜负父母那要斥出火来的期望，成功跻身市里升学率最高的高中，也就是家门口的学校。班主任家访时看着父亲记事本上密密麻麻记着的分数，笑着说“你女儿比你想象得懂事，别给她太大压力吧。”
走进校园里，鲜红的标语“没有高考你们拼得过富二代吗”红的刺眼，不敢想象父亲失望时抿着嘴唇的样子。跑回家里，书桌上贴着的是我和学区里几个孩子的成绩单，饭桌上离不开嘴的是XX父母又给孩子买了什么学习用品，墙上挂着红笔圈了一遍又一边的日历，大抵只有走出校门到踏进家门之间的百来步是看不到高考的行迹的。
高考的时候发挥还算正常，没进得了前十也没跌出985。升学宴那天，父亲晃着酒杯对我说“你只要再努力7年就苦尽甘来了。”
迈入大学后，与父母通电话的频率也越来越少，害怕那头传来欣喜欢快的声音拷问着我“最近又有啥喜事要跟爸妈说说嘛？”毕竟连驾照科一考了满分这类事情都已经搜刮干净了。
揣着专业第一的身份在市场上待价而沽，才猛然警醒根本不是七年的事情，学历早就不是那稳妥的跳板，鸿沟它早已宽得不见边际。
我惴惴不安地不断和父亲解释“如今的本科不如十年前的大专，二十年前的高中。”搬出扩招比率和就业数据消减电话那头的失落。
于是保研，看文献做实验，继续编织学历梦的锦衣华服。看着师兄师姐们从硕士的塔腰一个个倒下、退回、冲向博士的塔顶、再倒下、再冲向博后、留学的塔尖，再看着手中磨了一遍又一遍的样品和屏幕上波动无规的数据，我告诉父亲，“爸，我不想读博了。”我听着电话那头的沉默，不知所措。我害怕，我害怕梦越造越大越信以为真。
再后来签到上海工作，蜗在外环房租三千的单人间里，挤着两个小时鲱鱼罐头般的地铁，与房东为热水涨价吵得面红耳赤，在网上接20到100不等的文章编辑聊以生存。看着公司财务因为写字楼房价翻番而气得跳脚，知道年薪数百万的产品经理每天开车三个小时才能到公司，听着程序员抱怨着浦东机场的房子吵得睡不着，我终于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爸，我可能要让您失望了。”可是涌到嘴边的话还是落进肚肠，父亲像是心照不宣，如果你感觉到累，那是在走上坡路。我点点头，没说出口的是“那也有可能是肩上载了担子。”
躺在出租房里，看着网上刷爆的待证命题「为什么学历不一定值钱，但学区房却非常值钱？」，一群高学历的人热火朝天地抨击着学区房透支着青年人的未来，吐槽着学历贬值。我曾以为只有低学历才会道听耳食崇拜学历，才发现就算刚被打过脸的人转身就为孩子的学区房殚精竭虑。也是，把自身的焦虑与无力转嫁给孩子大概是为人父母都不以为意的事。
“你看，我千辛万苦帮你选了最好的跑道，你就只管跑，还有什么难的啊？“任何超过自身能力的付出都会带来高屋建瓴般的期望，且理所应当。而任何负面情绪都比正面情绪更具传播性、传染性，所以这个问题之后是更多父母越战越勇誓死为孩子买到学区房。但愿你我为人父母之际，能揣着点退缩者的豁达：买了学区房也不一定能上得了好学校，上得了好学校也不一定能好工作，有个好工作也不一定能为下一代买得起学区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