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窗外传来布谷鸟的鸣唱。那一声声鸣唱悠远而清晰，掠过城市的天空。
布谷，布谷 —— “割麦，种豆” ……
这鸟鸣把我从睡梦中唤醒，让我再无困意，思绪飞回数百里之外的故乡。
时值芒种，正是农村最繁忙的季节，既要抢收成熟的麦子，又要播种秋收的稻谷、玉米、大豆等作物，农时不等人，要与节气争分夺秒，需要一家老少齐上阵，不知疲倦地劳作。
1983年，村里土地包产到户，我家分得十亩责任田。父亲母亲由衷的欣喜都写在了脸上，侍弄庄稼比养育孩子还用心、仔细，从早到晚泡在农田里。那几年，我在村里上小学、初中，每到麦收时节学校都要放农忙假，从小就得帮大人干农活。大哥初中一毕业就去河南省南阳地区公路段干临时工，身膀骨还十分稚嫩的我竟成了家里的半个劳动力。
天刚刚亮，就被母亲叫醒。踩着布谷鸟的催促声，赶到自家的麦田，父亲已经割完了几垄。趁一早凉快，赶紧弯腰收割。麦芒如针似刺，不得不穿长衣长裤，手腕还得用手绢缠上，不然手臂会被扎的生疼。随着太阳升高，麦地如蒸笼一般，温度很快升上来，让人汗流浃背，衣裤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特别是临近中午，骄阳似火，炙烤大地，晒在背上热辣辣的。麦子得抢收，龙口夺粮，没办法，得顶着大太阳埋头割麦，汗水流进眼里，煞得眼睛睁不开，汗水和泪水流进嘴角，又苦又咸。好容易割到地头，慢慢直起腰来，迈步躲进树荫下，咕咚咕咚喝下两碗水，摘掉草帽，微风吹抚，那一刻，从头到脚顿感惬意、凉爽。用镰刀的木柄硌着疼痛难忍的腰，实在是不愿再走进下火一般的麦田。磨磨蹭蹭不到一刻钟，麦田里的父亲便会直起腰来，用一只手遮住头顶的太阳，高声呵斥:“凉快够了吧？别偷懒！再割一耧，就吃饭。” 又热又累，浑身疼痛，干了一晌午活还被父亲呵斥，心里头委屈，鼻子一酸，眼泪流下来，滴在土上。
牙一咬，心一横，弯腰跨进麦田，麦子还得一把一把地割。
午后两点多钟，母亲和妹妹把饭送到地头。一家人蹲在树下吃饭。由于苦夏，我常常食欲不振，看着饭不想吃，勉强喝一碗大米汤，吃一个咸鸡蛋，父亲就会数落我娇气，不是块庄稼人的料，硬逼着我吃馍，把自己的那个咸鸡蛋偷偷塞给我。母亲总是变戏法似的，再给父亲两个咸鸡蛋，苦口婆心地唠叨:“人是铁，饭是钢，干这么重的活不吃饭怎么能行？这才是个开始，没有十天半个月，麦收、夏种忙不利索，身体得扛的住！” 我泪窝子浅，赶紧转过身去，就着眼泪咽下一个馍。
吃完饭，铺开苇席，在树荫里躺一会儿。等我醒来，父亲母亲已经把上午割倒的麦子捆成一个个麦捆子。从半下午开始，就要把麦捆子装上地排车，垛得结结实实像个小山包，一家人齐用力，把一车麦子拽出松软的田地，运到打麦场堆放起来。
太阳终于落下去，月牙儿缓缓升上来，在星光下干到九点多钟，总算把割好的麦子拉完。
割麦还不算是最苦的。最苦的是用脱粒机打麦，那简直就是一场紧张的集体战斗。
想不明白为什么，那时的农村总是缺电，常常是半夜里才给送电。“来电啦！来电啦！” 有人兴奋地大声喊。睡在打麦场的三爷爷、父亲、母亲、叔、婶子、虎子哥纷纷起来，拉开摊子，用电辊子带动脱粒机开始打麦。打麦需要集体协作，男劳力站在脱粒机前往里面续麦子；妇女用手臂抱、用木叉子挑，保障供给；三爷爷手持木锨，扒脱下来的麦粒；我和虎子哥负责挑脱粒机吐出来的麦秸，踩成结实的麦秸垛 …… 一连几个小时不停歇，直到把小山一般的麦堆脱完。机器停止轰鸣，麦锈和灰尘把每个人的脸都变成了黑包公，连鼻腔、耳洞里都是黑的。又困又乏的我，顺势躺在麦秸窝里，立马就睡着，任凭大人生拉硬拽，一寸也不愿挪窝，真是困乏到了极点。
那时候，血缘关系近的几家会自愿结成互助组。互助组共用一个打麦场。最初的两三年，打麦要用牛拉石磙碾压，后来才兑钱购买了脱粒机。父亲排行老大，互助组都听他的。打麦要排好顺序，先打三爷爷的，因为他年龄大，是长辈；再打七姑家的，姑夫是南阳地区桥梁工程师，七姑住娘家，是村中学的民办教师；然后打二婶家的，二叔在辽宁当煤矿工人，家里没有男劳力；第四打虎子家的，因为他是族外人 …… 每一年我们家总是排在最后。对此，母亲没少生闷气，但是父亲总是说:“今年就这样，下年先打咱家的。”
麦收季节天气变化无常，刮风下雨是常有的事，只有把麦子打好、晒干、储进囤里，才算是自家的收成。如果赶上雷雨大风，正在晾晒的麦子得赶紧垛起来，先用塑料布盖上，再用木棍压住，等天晴了再摊开了晒，不仅要多出许多力，还极容易损毁。1990年的麦收就赶上了连阴天，我们家的麦子没能及时脱粒，眼看着一个个麦穗生芽。那一年，我们家吃了一整年的黏面锅饼。
还有一年，山祥家的憨儿子用竹杆子挂高压线不慎造成打火，火球落在麦垛上引起火灾，风助火势，十分凶险。我们家的打麦场距离不足三十米，母亲吓得脸色煞白，束手无策。父亲招呼着本家爷们全力救火，根本顾不上自家的事。我急中生智，叫上母亲和妹妹从临近的田地里拉土，把已脱粒的麦堆埋上。万幸的是，大火被及时扑灭，避免了火烧连营的可怕悲剧。
母亲的不满，不仅仅是因为父亲的先人后己，还缘于父亲总捡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干。
农村刚开始使用脱粒机的那几年，十里八村接连发生脱粒机飞转的齿轮“咬”掉人手指头的惨剧。每当父亲站在脱粒机前操作，母亲就会提心吊胆。每年都会有几次，脱粒机把父亲手中辅助续麦子的木棍卷进去，虽然有惊无险，但总让人心惊肉跳。母亲便禁不住唠叨，让父亲歇一会儿，交给年轻的小叔操作。父亲总是憨厚的笑笑，轻描淡写地说: “没事儿，没事儿。”
麦子打好、晒好，还没入囤，公社和管区的干部就下到村里来催公粮。“三提五统”加起来数量不小，并且年年递增。一大早，我和父亲就拉着满满一地排车小麦，步行七八里路，到镇上交公粮。粮所门口的马路上已排起长队，大家一点一点往前挨，粮所的工作人员戴着墨镜，用一根带凹槽的钢钎随机插进装满粮食的编织袋，去出麦样在手心里把呵，用牙咬几粒小麦，随口说个价，不容商量不容争辩。等过完磅，把一袋袋小麦扛进粮仓，到结算处给公粮本盖个红章，算是完成了今年的公粮任务。
坐在树荫下嚼着早晨从家里带来的油饼，我脑子里像放幻灯片一样，从去年秋天耕地、播种，到今年开春浇水、施肥、锄草，再到仲夏收割、脱粒、晾晒，一幕幕就在眼前，辛苦劳作了大半年，拉来两千斤小麦竟然没给一分钱，父亲连个烧饼也不舍得买，余下的粮食也仅仅够一家人的口粮。我越想心里越不平，便问父亲为什么会是这样。父亲平静地说: “哎，咱农民能吃上白面馍就得知足，几千年了，交公粮是天经地义的事，谁叫咱是农民来！” 听了父亲的解释，我还是愤愤不平。
回家的路上，父亲边拉车边教育我: “你要是想不出苦力，还能吃好的穿好的，就用功读书，将来考上大学，转城市户口，分配工作，吃国库粮——就像粮所的干部，坐在风扇底下拨拉算盘、摁印章—— 这是爬出地埫沟的唯一出路。”
我记住了父亲的话，发奋读书，每当懈怠动摇的时候，就会想起烈日下割麦、半夜里打麦的辛苦，那种苦让人一个麦季脱三层皮，想一想就从心底里打怯。
三弟不愿受这种苦，学习成绩又不行，小学毕业就去投奔大哥，到南阳地区公路段打工了。虽然修路架桥也很辛苦，但总比种地好得多。后来，我上了高中，没有了农忙假，到了麦收时节，三弟不得不请假回来帮父母收麦。连续三四年，三弟都是哭着离开家的，一方面是心疼父母，另一方面是看到他寄回家的钱都用于供我和妹妹上学、买化肥农药了，没有给他买砖瓦盖房子。每一次，目送三弟返回南阳，父亲母亲心里都不是滋味，毕竟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考上大学离开家乡已经三十年了。从2000年开始，年迈的父母就不再种地，搬进了城市，先后帮我和妹妹看孩子，帮助三弟照顾生意。2014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彻底打破，我把父母的户口迁过来，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居民，享有了医疗保险、老年人生活补助等福利保障，再也不用从土坷垃里讨口粮了。
前两天，老家的小叔来看我父母，父亲依然惦念着老家的乡亲邻居。小叔告诉我父亲: 从2006年开始，国家取消农业税，不用交公粮了，收多少都是自己的，种粮食政府还给补贴；收麦子用联合收割机，从麦田里过一趟直接出麦粒，麦秸粉碎了还田；夏种有了播种机，播种、施肥一次完成，夏收芒种也不用受苦受累了 ……
年过八旬的老父亲一遍遍感慨:“真是没想到，没想到啊，国家发展这么快！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才十二岁，那时候我就一个想法 —— 不用再逃荒要饭了！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土地包产到户的时候，我就想 ‘咱好好劳动，一定能吃上白面馒头，一定能住上新瓦房’ ；再后来，我盼望着能和城里人一样，天天有肉吃，冬天有暖气，出门有车坐，看病能报销。现在， 这些都不是事儿啦，真好！哎，可惜我老了，干不动啦，不中用喽！”
是啊，老父亲很知足。辛劳了一辈子，他还想为这个美好的时代做点什么。我想告诉父亲的是: 在这翻天地覆的城乡巨变里，凝聚着您、大哥、三弟和十几亿农民及农民工的辛勤付出与无私奉献，您应该为之自豪。
～庆祝建国70周年系列作品
作者简介:鹿剑林，全国公安文联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济宁市作家协会会员，济宁市散文学会理事，诗歌散文见于《山东文学》《星星*散文诗》《作家天地》《当代散文》《西部散文选刊》（原创版）《家园》《人民公安报》《齐鲁晚报》《联合日报》《山东商报》《济宁日报》《济宁晚报》《济宁文艺》《大运河文学》等报刊，多次在全国和地方主题征文活动中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