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登老城故事——范家大院与流落永登红军李向前
童僖
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的金秋时节，我慕名前往城关镇北街十三社拜访了今年83岁的范学智先生。
范先生，生于1941年12月，他自称祖籍“北门岗岗子人”，指永登县城关镇北灵观村岗岗子自然村。
他是一个精神矍铄、思睿敏捷、健谈话多、很有见地的老者，也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只是历史的原因，他没有入学读书的机会，只能“遗憾了几十年罢了。”
范先生如今耄耋之年，每天早上骑自行车，出北门，永登服务区溜达一圈，或走南街，去满城南门加油站回头，或过庄浪河大桥，沿幸福大道溜坡下滑到新九中绕一圈回家。
他拿出一盒好烟“鄂州”揣进怀里，从裤带上解下一串钥匙，打开老旧的电视机柜下面从上往下翻开的柜子门，从里面取了一沓子野鸡红的百元钞票，从大门外的理发店里的女老板那儿借来了推式的理发剪，左手拿起一片书本大小的老旧的不像样子的水银镜子，照着自己的一张古铜色的脸，刮起了胡须，修整一下自己的妆容，准备和我们一起出去正式接受我的采访座谈。
到了庄浪河桥头的瑞湘园203房间，我们泡上了白茶，喝茶聊天中，范学智老先生应我们的要求，打开了话匣子，给我们讲开了一个个故事。
一、李府
李府位于永登县城西大街（今和平街七号楼地段、广电大厦对面），解放前的一度时期是永登县城很有名气的大院，是相当于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官员的官邸。
永登的李家庄园，人们都称李府。
作为永登县名列前五的超级豪门，整座庄园，是建在西大街“棺材头”的最热闹的地方，防卫森严，不说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却也经常是门前有警卫站岗，而除此之外，还有一群荷枪实弹的军人在大院里担任流动哨，昼夜巡逻保护家园安全。
据说是李家无福享受，自从李司令在永登西大街建起雄伟壮丽的李府后，家人得病，家中连年出事，不得已而为之，1938年将李府大院以价银一万大洋卖于永登有名的时任永登县枝阳区区长范连城后远走他乡。
范家接手李府后，将偌大的李府家院进行了长达六年的“技术”修葺改造，拆除原来的一连五进的深宅大院，改造成商业街式的东、西是“出步廊”的商铺走廊，南、北是“掐脖子的”租户住宅和生活用房，连同“棺材头”的大部分铺面或经营权一并买了下来，一年的租赁收入比一万大洋还要多的多。
范学智回忆说，当年的范家，在永登，那可是上流家族，改建后的李府成了范家商业大院，院里面的西房子座的高蛤马（高家湾的地主），枝阳镇满城村人。
我记得当年，高贻式（字钰如）去世时，我爹在钱箱子里数大洋，十个十个的数了几十摞子，我问我爹，“你数钱干啥去呀？”我爹说，“高参议长去世了，我要去参加祭奠仪式，给他搭奠礼。”我说“这么多啊！”我爹回答说“五百大洋恐怕别人还要笑话呢。”
望着钱箱子里白花花的银元，范学智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爹的钱这可是真多啊！
话说这永登县城大名鼎鼎的范连城，在永登的身份可不简单，挂着永登枝阳区区长、商人协会会长的头衔，更是名副其实的本县第一首富！
整个永登，能跟他身份相当的，不超过五个人！
他是一个深不可测，有当世无双的男人味，并且给人一种天上地下，唯他独尊的感觉！
他斥资一千大洋，购买了百灵观岗岗村的娘娘庙的地方，先后花费五千块大洋，整修校舍，购置桌凳，办起了永登县私立北灵观学校，也叫“连城小学”。
为青龙山永宁寺捐资一万块大洋修复了祖师大殿等。
范连城娶一妻一妾，生有长子范学礼，妻生。次子范学智、三子范学信妾生。
二、范学礼
范学礼生于1920年，他因为是老大，“沾”了很多“光”。
别人家的老大，早娶媳妇早得吉，分家产，长子长孙多一份甚至多几份，可范学礼因为父亲1949年解放前夕去世了，刚解放时，工作组带着解放军战士给他们家站了双岗，直到土改结束，家里的老货一个也没有拿出来，原本他们家被定为“地主恶霸”成分，范学礼和他母亲一起被关押在县看守所，范学智那年刚刚十二岁，没有法子，就寄宿在娘娘（姨姨）保家（姑父保国英，家居满城北门三队，是解放前范学智的母亲偷偷给了她姐200个银元帮忙盖了房屋添置了家具用具）。哥哥范学礼曾经被内定要以恶霸地主枪毙“镇压”了的，因为在开会时，一个人给他说了一句“好话”，他是一个当年的花花公子，吃喝玩乐无所不为，人称范烧，把范少爷叫成了范烧娃（永登土话烧娃子——小有点神经失常或头脑不太清楚），其实他是一个往里“烧”的人，范学礼专门有一个专用的坐骑“走马”枣红马，他有专门溜走马的长工叫尹壬午，段德成是牵走马的。
满城驻军韩启功师长的舅子是范学智的姑父。
范学智的姐夫是满城南门（今复兴村）的鲁秉钧，曾经是永登鲁土司复兴土司的直系血亲。
范学礼的一个朋友科长说“把那个烧烧耶耶的人知道个啥子事”，土改工作团就免死改判范学礼为无期徒刑了。五三年又因“恶霸地主罪”重新判刑一年，羁押县看守所，由看守带队从满城每天背城墙砖到县城。几个月后押送到窑街矿务局，去井下挖煤、背煤炭出井口的劳动改造，一年多后减刑被“刑满释放”出狱，回到永登在家里继续接受村民（后来是生产队社员）的监督改造，只需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顶着一顶“劳改释放犯”的帽子，尤其后来的WG期间，天天站在大队南墙跟前，脖子上挂个“地主恶霸”的牌子，今天是纸的，明天是架子车的后插板，偶尔会是胶轮皮车的铁质刹车锅，吊牌子的有时候是毛绳子，有狠心的造反派们会独出心裁的给他来一个细铁丝吊上，几十斤的刹车锅坠的铁丝进入脖子肉里面，还不准你用手托起，直痛的范学礼昏死过去才算罢休。
下雨天，贫下中农们都在家休息，全大队的分子们披上麻袋片，戴上草帽子，去街道上填水沟，铲平沟槽，挖土填沟，修整道路，排除排水沟内的污物垃圾，疏通水道，引流排污。
下班后，别人休息聊天，“分子”们像疯子一样，背着背篼，手拿粪杈抢拾马粪、猪粪，给生产队积肥，一月积够一方算“改造”合格，抢不到粪便积肥不够的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带有抵制情绪”、不按时完成组织下达的任务指标，态度不好！改造不彻底，在生产队的社员大会上要“站起来，头勾下，说清楚。”
遇到政治运动，无论大会小会，都要先把他们站在南墙根里，一排排挎着、戴着各类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分子名称牌或是高帽子，诸如“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恶霸地主”、“右派分子”、“臭老九”等等，范学礼每场都离不开，不是陪斗，就是上台说清楚。
范学礼绰号“范獭（ta）狼”，其实是永登人说的“狼有状元之才”，人很聪敏睿智。
1968年以后，文革高潮时期虽然结束了，但一打三反、清清理阶级队伍、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都离不开他当靶子，动不动就让他站起来！头勾下！在树欲静而风不止、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口号中他过得日子是提心吊胆、胆战心惊。
1979年政府给他落实政策时，乡党邻居们给范学礼放鞭炮庆贺大吃了一顿。
自此后，他仍就在北街十三社的农业社里“苦”庄稼。
范学礼于1984年9月去世，那年他64岁。
可是，范家老爷子曾经解释说道：“当年我在青龙山山顶观星，亲眼看到学礼这娃的影子如同流星一样从天而降，重重地摔在我面前。”
还说，“这娃不一般，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当时我就看出这娃绝非凡人，很有可能是仙人下凡。”
“只可惜，一直没人相信我说的话。”
哪怕到了后来，老爷子也坚信老大范学礼绝非池中之物，早晚会龙傲九天。
范学智当时就脸色怪异地看着老爷子，别说其他人不相信，就算他也不太相信老爷子说的事情。
太匪夷所思，太离奇了。
直到大哥范学礼去世，范学智也没有觉得大哥有什么出奇之处，更不要说“绝非凡人、仙人下凡”什么的。
范学礼，娶妻妾二人，妻未生育，解放后，妻回娘家后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改嫁到红城镇张家。
范学礼与妾生有一女范秀兰，兰州居委会工作人员，女婿王富英曾任兰州市大沙坪化肥厂厂长、兰州市团委书记等。
范学礼有四个女外孙，南京、上海、外国等地的建设银行、民政局等单位工作。
三、范家大院
有文字记载：范家大院座落于永登县城北大街新城弯子山水间，掩映在一片林地之中，放眼望去高耸的门楼，宏伟的建筑群，院内皆是翠绿。徜徉在清新的大自然中，处处弥漫着诗意和浪漫，坐上摇椅品茗把酒，营造静逸质朴、闲情优雅的中国式田园生活意境！
院外山花烂漫、山岚水漪，院内烟火气息里平淡温暖，在不受世俗惊扰的小院里，与家人朝夕相伴，达到人与自然、人与家人之间“天人合一”的境界，桃源胜景不过如此！或许，曾经所期盼的美好生活不在远方，就在眼前......匠心精工尽现当年木制建筑之美。
范家大院的确是永登县城颇有名气也很恢宏气派的大院，位置在北大街的新城弯子大路东侧，范家大院的上面（北侧）是乡公所（当时天祝乡驻永登县城办事处），再上面是唐国柱家。
下面（南侧）隔了一家白家，白青云是永登信用社干部、白彩云曾担任过红古区政协主席。
白家下面就是赫赫有名的张华堂的张家大院。
范家对门是鲁钧鲁家和曹家。
范家大院坐东朝西，门楼桥式起檐，甚是雄伟壮观，一块蓝底金字的匾额《范府》悬于门上。大门院进去，北面是长工屋，南面是马棚、草料房。左侧拐进约五米的巷道后便是二门，二门是由北向南，门台子有一米五左右高，二大门是向西巷道右拐弯对直是西倒坐的步廊，北厢房的胯墙上是照壁，东堂屋比二院子高一米左右。照壁上画有梅兰竹菊图，后背面是一幅“富贵险中求”的牡丹图。二门进去南北两侧是厢房三间，两头是各两间耳房。东堂屋，西倒坐。南北五间厢房都是出步廊加耳房（有立柱的走廊）。
从南北两侧各有一个通往后院的过道。
过道南一侧是杂物间，北一侧是长工居住房。
第三院是酒坊、料库、成品酒库。
三院的中间有一颗两个人抱不住的粗大百年柳树。
三院后门进去是园子（后花园），以种蔬菜为主。
范家有水磨坊、榨油房，还有永登县城颇有名气的“范家树林子”，在县城西门外收废品的摊子西面，朱家院子上面。
范家在峡门沟新墩有草山，可谓“牛羊满圈，骡马成群”，那里有他们的山圈和长工屋、避暑山庄，还有什么好看的跑马场、赛马会。
范家在仁寿山上修建有豪华的避暑山庄。
范学智的母亲李秀珍，枝阳镇满城村人，1984年润十月去世，享年78岁。舅舅家庭一般，主要靠范家资助支持。他母亲的外家是冯家，是永登有名气的大户人家。
四、范学智
范学智家离龙岗小学几步路，可范连城为了永登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先后拿出五千余银元，在百灵观娘娘庙办起了私立“百灵观小学”也叫连城小学，范学智不愿意远去上学，他父亲便让收留下来的外地人长工李向前每天早晨、中午、晚上背范学智来去北灵观小学读书（娘娘庙的厢房是教室，是父亲范连城自办的小学），都九岁了，该上三年级了，还是不愿意走路去上学，一直是李向前背来背去。邻居们都悄悄议论，“学智娃就是命好，区长的儿子，少爷啊！天天让人背他来去自如，这么大了都还在背来背去的。”
范学智自幼口齿伶俐，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双眼皮，颇受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喜爱，也受邻里乡亲们的称赞，在“这娃心疼的很”的赞誉中长大成人，更是爷爷奶奶的含在嘴里怕化掉，掌在手中怕摔疼，是在亲戚家人们的倍加呵护中逐渐长大。
可是好景不长，1949年七月，父亲范连城因突发疾病离世。
虽说当年他的丧事办的那个场面恢宏红火，真是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纸烧了几十卡车的，羊杀了几群，三百多只。奔丧的人群车辆走满了整个街道。
范连城去世后的二十多天的 1949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四军十二师派出工作团进驻永登，将一面鲜艳的红旗插上北街钟楼顶，宣布永登解放。
解放军工作团在范家大院大门口加了双岗，他们范家大院成了解放大军工作团指挥部。
随后，范学智就从此变成了这个世界的可怜虫，九岁，父亲死了，十二岁，母亲和哥哥进了政府的看守所，母亲和大哥都被劳动改造的名义“押”进了县政府旁边的监狱看守所，十二岁的范学智无奈只得投靠姑母家，由公子少爷一下子就变成了落汤鸡落水狗似的“要讨吃”。
1979年范学智担任北街村十三社社长。
1983年9月，41岁的范学智担任城关镇北街村委会副主任，一直到2002年卸任，当了二十年的北街村委会副主任和海德寺寺管会主任，由于他在群众中的威信特别好，许多棘手难办的事情，村书记吴振海和村主任王宗东就都交由他去办理或处置。
范学智生有三子，长子范永利，次子范存雄，三子范存杰于2010年起曾先后担任永登县树屏镇计生站长、副镇长、镇长、党委书记，2023年任中共永登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永登县树屏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县市场监管局局长、县发展改革局局长等。
范学智的三弟范学信，十三社村民，2019年去世，享年78岁。
五、流落红军李向前
查阅《祁连巍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河西》战斗历程，许多流落永登的西路军红军大多都是装傻、装哑巴，他们害怕马家队伍的残酷无情的迫害与蹂躏，尤其在那个特殊时期的年代里，寄人篱下者有之，装哑巴不说话者有之，装疯卖傻者更是一种苟且人生的生活方式。
让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里，感受“特殊”时期背后的牺牲与苦痛，胜利与喜悦。
国庆长假期间，我前往城关镇北街村高家磨拜访了流落永登的西路军红军李向前的儿子李天德老师，敲开李天德老师家的大门，头戴鸭舌帽，今年77岁、精神矍铄的李老师热情的和我握手寒暄，生炉子加火，随后就给我讲起了他父亲李向前流落永登的故事。
李向前是西路红军老战士，原籍四川省苍溪县，百庚街，井高山人，原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五团一部伙夫（炊事员）。1933年，十三岁的李向前，他跟随红军队伍要求参军，还没有枪杆子高的他，就这样晚磨硬缠的参加了红军，后来跟随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参加了长征，1935年9月，他跟随红四方面军先是南下，后又西行，寒冬腊月经过四川夹金山大雪山，翻过雪山，走过草地，过腊子口，到甘肃岷县，长征胜利，三大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后，中央决定组成红军西路军，他所在的三十军渡过黄河西进，一路经过无数次的大小战斗，河西张掖之战战败被马家队伍俘虏，1937年2月，马匪们押解李向前等红军俘虏到永登清真寺大院关押，李向前给守卫的马家队伍打手势比划要上厕所“消水”，从厕所低矮的围墙上翻过逃跑出去到了满城，在马少福的家里寻求避难，由于四川口音浓浓，马家害怕连累他们，让他在洋芋窖里藏了半个月，每天都给他饭吃，后来给马家做了一段时间的农活，马少福感觉总不是办法，害怕万一被马家队伍发现有杀头之难，马少福家（有一女儿现在高家磨居住）是种菜的菜农，经常给范家供菜，马少福就来到范家，介绍给范连城，央求他把这个红军娃娃救下。
范连城答应了马少福的要求，让李向前在范家大院当了长工，喂马、苦庄稼。由于李向前人很诚实，当时，范区长问他，你姓啥，他回答说姓李，叫啥名字，他回答：“不迟道”，他有点“嘴吐”。其实他叫李绍元，为了纪念他是徐向前的部下，后来就干脆改名李向前。他是四川口音，为了纪念红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他就一直自称李向前。范连城明知他是四川人，是红军娃，便大发慈心，就让他装得有点傻傻的（其实他是在从张掖当了俘虏被押往永登的路上，马家队伍动不动就用刺刀痛死他的战友们吓傻了），收留他为佣人，看着李向前傻傻的，使唤起来得心应手的，后来成了贴心使唤者，大小事情都交由他去办理。再后来就把给范家大院里厨房里的使唤丫头苗冬梅（武威人）嫁给李向前为妻（两人同岁，属牛）。
1947年11月，苗冬梅给李向前生育了一个儿子李天德。
李向前他除了喂马，背范家公子老二，后来又背老三上学，喂马、遛马，偶尔也参加“苦”庄稼的农活。清水边细狗种走庄稼，就到边细狗喂马。苗冬梅也就去边细狗给长工们做饭洗衣服当锅婆子。
解放前夕，范连城获悉共产党要分地主家的财产，就提前将一部分土地、房产都分给了长工和一部分亲戚朋友，给李向前家分给了范家大院在大路西侧、大院对面的粮食仓库房（永登人俗称“栅子”，用木头板子铺地装粮食用的库房，是一个小四合院），给李向前分给了三间两披沙的北房子（相当于六间）。高自凡、徐汉文分别分得东房子（四间）和西房子（四间），南房子三间也给了高自凡。
还给了李向前家一匹役畜牲口，岗岗子村的六亩水地。
文革期间，李向前被造反派们挂上“叛徒”的牌子，在旧法院里集中学习，写甄别材料，交待问题，不会写字的他央求别人代笔写材料，成了大问题。在召开大会上和同类们一起接受批判斗争，在造反派们的口号声中上台下台，挂着“叛徒”牌子“”头勾下，说清楚”，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受尽了苦难折磨和人格侮辱。
1979年落实政策，李天德写了许多份申诉材料，要求落实政策，平反昭雪，直到1984年8月，李向前被民政部门确定为西路军红军老战士，颁发了“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光荣证”证书和每月五元、涨到每月二十元的“定期定量补助费”领取証。
李向前于1986年8月13日在永登城关镇北街村新城弯子土改分得范家“栅子”院去世，享年72岁。
李向前的儿子李天德，今年77岁，城关镇北街村九社社员，曾经在龙岗学校任民办教师，乡党邻里都亲切的称他为“李老师”。
李天德生有两个儿子，老大叫李全红，曾用名李建新，老二叫李建中，老宅子于1983年翻修后由老二和他居住，给老大李全红在高家磨申请了宅基地，后来在老宅子的基础上老大盖了二层楼，李天德老师和老二到高家磨居住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
李天德老师还特别介绍说，要解放了，范连城是一个先知先觉的聪敏人，他提前获知共产党要没收地主财产，提前将一部分房屋、土地分送给了长工和伙计们。
李天德的大儿子李全红，曾用名李建新，北街九社社员，永窑路新市场卖肉为生，夜间还去屠宰场杀猪另干一份工作，以获取更多收入为目的。娶妻柴氏。
李天德的二儿子李建中，西安财经学院2008年毕业，后在南方打工，自谋职业为生，目前在京城北京发展，已经着手编辑爷爷李向前的故事的剧本创作。
追寻流落永登的西路红军老战士的记忆，旨在传承红军精神，弘扬革命传统，回顾和纪念红军长征历史事件，同时也是对红军壮举的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