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书店中，我随手拿起了一本书。

还是一如既往的周末。

书店中付费的咖啡座已经满员，能称得上座位的地方已无虚席。此时的读书人，颇有周秦古风，捧着书卷席地而坐，流连于各自的颜如玉、黄金屋。角落的“雅座”已无立锥之地，我索性坐到了台阶上。虽有被来往之客践踏之风险，双腿尚能伸展，怡然自得。

屋中舒适的沙发，书架上精心挑选过的待读书物，还有随时可取用的手冲咖啡，我通通抛之脑后，跑到这里憋屈着自得其乐，到底为的啥？

我就这尿性！

这本书叫《简读中国史》。写中国史的书汗牛充栋，吸引我的不是书名，而是作者：张宏杰。

张先生的书我读过《中国国民性的演变》、《饥饿的盛世》。通俗又有深度，关键能说到点子上，实在大爱。

翻阅几页之后，我决定把它带回家。

有些书，读过了，开心过了，合上书本时挥一挥衣袖，不带走片点尘埃。

有些书，读之如耕耘，翻过了，舍不得遗漏一束麦穗。

这本书是后者。

在翻阅过程中随手摘录无数，窃喜能做个“拿来主义”。整理时发现，凑在一起倒是勉强能成一篇，隐约可反映原书脉络之一二。

遂决定发出来供有需者取用。

算不上读书笔记，纯属拼凑。

1.中国历史的几条大脉络

整个五千年中国史，可以总结为如下五个脉络，整个历史的迈进都是围绕这五个脉络进行的。

第一脉络：未曾中断的文明

杜赫德 (Jean Baptiste du Halde）在《中华帝国全志》中用惊讶的口吻说：

“4000多年间，它（中国）自己的君主统治着自己的国民，从未间断。其居民的服装、道德、风俗与习惯始终不变，毫不偏离其古代立法者们创立的智慧的制度。〞这在世界各国中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第二脉络：早熟的文明

李侃如说：“发端于秦朝的官僚制度，经历几个世纪，呈现出近代西方官僚制度的特点：界定清晰的职位，基于功绩的任命，明确的报酬结构，职能的专业化，高度发达的正式沟通体系，关于权力行使的适当路线的详细规章，定期的报告职责，正式的监察组织，等等。〞李零说，秦代政治的那套“理性设计”，包括“郡县制”、法典化控制以及文官制度等，“若以西洋史的眼光看，都是非常‘现代’的创设”。

西方学术界往往把中国文明的起始定于商代，也就是更晚。因为国际学术界判断文明产生所惯用的三大标志是城市、青铜器和文字，安阳殷墟是上述三大标志性要素都齐备的最早文化遗址，这在中国境内具有唯一性。

从这样的标准来看，四大文明中中国文明是起步最晚的。

四大文明：

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500年；

埃及：公元前3000年；

印度：公元前2500年：

中国：公元前1700年，二里头文明

但是，起步晚的中国文明到了秦汉就已完成了从封建向官僚制国家的转变。

第三脉络：两头变化剧烈，中间不断循环

中国文明的两个断裂式的突变有两个：

1）周秦之变从封建向官僚制的转变；

2）清末全球化之变，让中国接入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过程。

第四个脉络：循环中固定的趋势

朝代更迭的循环是中国历史的固定的模式，但社会的发展却非两千年固定不变。在循环中社会是存在一些稳定的发展趋势的。

第五个脉络：边疆与中央的关系

到了汉代以后，还产生了一个固定的模式，那就是几乎都是起自东北的少数民族占据半壁江山，或者一统天下。占据半壁江山的是鲜卑的北魏、契丹的辽朝和女真的金朝，一统天下的是蒙古的元朝和满洲的清朝，他们都曾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这些民族有很多相似性，比如鲜卑、契丹、女真和满洲人都剃去前额和头顶的头发，鲜卑有 “八柱国”，契丹有“八部”，满洲有“八旗”。

2. 中国人的起源

中国人来自哪里？目前基因研究的结论是人类智人六万年前从非洲出发，三万年前到达中国。在《Y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李辉、金力，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一书中，金力说：

“在做2001年的那篇论文时，我心想我是中国人，祖先是从非洲来的？我非要找出一个人，不是非洲人的后代。做了覆盖整个东亚、东南亚、西伯利亚⋯…的12000人、163个群体以后，我都傻眼了。我都不信这个结果。我对学生说，你把数据拿来看一下，看上去比较模糊的，你给我重新做一遍。又有400多个样本重做了，结果，还是这样子，那我没办法，我只能说，大概就是这样是对的。”

虽然中国人不是独立发展，也是从非洲发源的智人的一支，但中国因为地域封闭，其文明是独立萌芽，然后受到了外来文明的刺激。比如玉文化是中国独有的。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很多文化中心就出现了玉器，比如红山文化那个著名的玉猪龙，是距今约8000~7000年的东西，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在中国各个文化中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都出现了玉器，这在人类历史上其他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因此费孝通先生曾经说，中国的玉器“是西方文化中未见而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表明中国各文明中心之间的交流密切”。

青铜文明最早也产生在中东，然后输入到中国。中东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已经开始使用青铜器。人类学界己逐渐达成共识：

“大约五千年前西亚和中亚部分地区己进入青铜时代，逐渐形成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欧洲与东亚都是这个体系的边缘地区。大约四千年前东亚开始进入青铜时代世界体系。”

牲畜和粮食的引进。

中国内地的所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没发现过公元前2500年之前的驯养黄牛和绵羊的遗骸。距今10000年前，人类在中亚西部驯化了小麦；也差不多同时，也就是10000年前，人类在中东驯化了绵羊和山羊；距今8000年前，人类在中东一带聊化了黄牛。“根据考古资料，中国没有小麦、大麦和燕麦栽培过程的证据”。

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列养的牛和羊的骸骨开始出现在中国内地的遗址中，而且数量越来越多。所以考古发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公元前2500年以前用来祭祀的供品一直是猪，从来没有出现过牛和羊。而到了商周时代，就普遍地改用牛和羊了。

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 “太牢”和“少牢”，太年就是指祭祀时用牛、羊和猪，少牢就是只用羊和猪。因此，六畜之中，只有一半，也就是猪、狗、鸡，是中国的土产。其他三种，马、牛、羊，都是从中亚传进来的。

公元前5000年左右，人类在中亚高原驯化了马。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的人又发明了轮子。这两者一结合，便诞生了战车。

比如中国的十二生肖。其实不只中国有十二生肖，埃及、印度和希腊都有，只不过十二种动物不完全一样。比如印度的十二生肖，用狮子取代了中国的老虎，其余都一样。郭沫若认为，各民族的生肖都起源于巴比伦，是中亚地区居民模仿巴比伦黄道十二宫而制定的。

另外，对于中国自古以来用来纪年的干支中的十二地支，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千》中也认为其起源于巴比伦黄道十二官。

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当中有这样一段话：

太岁在寅日摄提格，在卯日单阙，在辰日执徐，在已日大荒落，在午日敦并，在未日协洽，在申日涒滩，在西日作噩，在戌日阁茂，在交日大渊献，在子日困敦，在丑目杰奋若。

这些词明显不是汉语。晋代著名学者郭璞虽然 “博闻多识，犹云字末详”。足以证明外来文明对早期中华文明的影响。

3.中国文明的个性：血缘家族和祖先崇拜

夏商周三代的城市遗址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宗庙都位于国都的绝对中心。而且兴建都城时，第一位要考虑的是宗庙。或者换句话说：建都，首先是为了祭祀祖先。《礼记 • 曲礼》说：“君子将营官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 要建一座宫殿，首先要考虑的是把供奉祖宗的宗庙建好。

其他发达文明在氏族制度解体时，通常打破了祖先崇拜观念，转求于与人类建立了契约的上帝，或者其他宗教。中国虽然也属于拥有发达文明的国家，却没有突破血缘社会的瓶颈，而是停留在祖先崇拜阶段。

相对于以商业为中心的希腊文明，中国文明从根上就是农业文明、定居文明。定居文明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过是对上一代的重复，老年人的经验和智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发洪水，什么时侯播种。在农业社会，老年人是永远的权威，一切社会资源都掌握在老年人手里，老年人对家族的支配是终身制的，年龄越大，辈分越高，发言权就越大。所以中国社会是一个“尚老社会”，与“老”有关的一切词都是好的：“老实”“老练”“少年老成”“老板”“老总”。

商业文明则是要求打破传统，尝试各种新的机会。可以说希腊是“弑父文化”与中国是“杀子文化”。

祖先祭祀占据了中国文明的核心位置。

商代中国看起来和比它早一千多年的苏美尔城邦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城市、官殿、文字和青铜器。但这只是表面类似，骨子里，中国早期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及后来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有很多截然不同的地方：在两河流域，青铜器之所以出现和发展，主要是由于耕种和作战这些实用因素。而在早期中国，青铜器主要被制造成礼器，用于政治目的。虽然中国的青铜文化如此发达，但农民们用的一直都是简陋的石器。苏美尔人创造文字是为了记账，或者说为了服务于经济。而中国的甲骨文记录的几乎都是占卜，而占卜是商代政冶的运作方式。在苏美尔，城市是从经济中心或者说商品交易中心发展来的，而在中国，最早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而非经济中心。因此，考古学家张光直强调，推动中国文明形成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是政治而非技术和贸易。而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比如希腊和苏美尔，是相反的。

苏美尔文明则完全不同，他们的中心是神庙。

他们不存在如中国这样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同地区的物产必须大量交换，大商业特别是长距离的远途贩运在苏美尔社会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并且决定性地影响了社会组织的形成。

“在苏美尔人那里⋯…大商业的存在是生产分工或者说社会劳动分工中不可缺少的，而且是将整个社会生活整合起来的黏合剂，因此，苏美尔人的血缘纽带也很早就断裂了，血缘纽带断裂的一个表现就是神庙的兴起。因为人群不再以血缘为联系纽带了，自然也就不能用共同的祖先来维系团结了。他们要寻找新的共同的信仰，这就令中东地区出现了巨大的神庙。

血缘关系是中国最核心的人际关系

血缘这个纽带，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一直牢牢地束缚着中国人。儒家的政治学说原理，其实就是把血缘原则放大到国家。有人说，中国人的宗教是儒教，而儒教的核心是孝道，是“慎终追远”、“无后为大”。语言学家研兖统计，世界上主要的民族的语言中，关于亲属的称谓有25个词左右，但汉语中有多少个呢？350个。与父亲同辈的男性，英语只用一个uncle就打发了，而汉语有伯父、叔父、姑父、舅父、姨父5种称谓。英语中cousin这个词，在汉语中要用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弟、表姐、表妹这8个词才能表达。这正说明血缘关系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直到明清，太庙仍然建在离皇宫最近的位置上。在中国南方，一个村子中心最精美的建筑基本都是宗祠。

4.商周：分封制和礼仪、宗法制度的兴起

中国最早的朝代夏，它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各个部落形成零散的联盟关系，夏部落仅对自己的领域完全掌控，对诸侯完全没有控制能力。

后来起源于东北的夷人商族灭夏，但这却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全球性的浪潮。

《全球通史》斯塔夫里阿诺斯：

马和铁制武器的结合，促使游牧民发起两次席卷诸文明中心的大规模的入侵浪潮。第一次约在公元前1700至前15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手执青铜武器，驾着马拉的战车侵入文明中心；第二次约在公元 前1200至前1100年之问，入侵者通常都是骑在马上，用铁制武器作战。这些入侵不应看作取代当地种族，完全改变种族分布的大规模的游牧部落的入侵，而应说，是为数不多的入侵者，凭借军事技术上的优势，组成武士贵族集团，统治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他们的诸被征服民族。

商族建立了分封制度，但仅靠分封，制度不能稳定。商族重视鬼神，重视占卜，崇拜商族祖先的神“帝”。

周人推翻了商朝之后，需要为自己的这一行为进行辩护，即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进行论证。因此《诗经·大雅·文王》里说，“天命靡常”。上天或者上帝并不是商族一个民族的祖先，而是普天下各民族共同的主宰。天下各族都是平等的，哪个民族能入主中原，关键是看他有没有德行，获没获得天命。当初商汤因为有德行，所以被上天选中了当了天子。然而商纣胡作非为，已经耗尽了祖先的道德资源。而周人因为有德行，所以成功地实现了改朝换代。

周又完善了分封制度，并配以礼仪和宗法制度。从此，中国进入了血缘时代。

血缘地位和权力地位是完全一体的。周代的家与国是合一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只是政治关系，更是血缘关系。由宗法所封建的国家，与周王室的关系，一面是君臣，一面是兄弟伯叔甥舅。而在其基本意义上，伯叔兄弟甥舅的观念，重于君豆的观念。

5.中国的贵族时代从战国开始瓦解

黄仁字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 ‘礼’的约束。”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的末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就十分典型。

双方战车在赭丘相遇，华豹张马猪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 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岂不太卑鄙了！华豹闻言，就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张弓，结果公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武士的尊严。

欧洲的贵族时代比中国来得很晚，所以至今仍然对现代的西方产生影响。欧洲的贵族精神，可以举一个例子：法国大革命高峰的时候，路易十六和皇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合，皇后上断头台的那一刻，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优雅的道歉：“对不起，先生。”

贵族的战争从战国开始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战争已经不是礼仪之战，而是演变为关乎存亡的激烈对抗。

《孟子•离娄上》描述当时的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公元前293年，白起大败韩魏联军，史载被秦军斩首者达24万。而据文献统计，秦国在统一战争中一共屠杀了超过150万的他国士兵。

在铁器普及之前，春秋时代的各国并不是连在一起的，国与国之间没有边界。西方汉学家吉德炜说，商代的国家结构如同瑞士千酪，里面充满了空洞。周王分封诸候，只是派自己的兄弟子侄到一片荒蛮的大地上建立一个又一个殖民点而己。所以西周初期的一千多个方国，“好似一个拥有超过1700个周朝堡垒、要塞和据点的群岛，其周围就是由潜在的村民和异族部落组成的汪洋大海”。春秋时代以前的诸侯国，是一个一个点，而不是一片一片的，点和点之间是荒野，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所以叫 “华夷杂处”。当时的游牧民族，并非只生活在中原王朝的北边，很多生活在中原各诸侯国之间的荒野上。

鲁国最早搞了一次改革，叫“初税亩”。按字面解释，就是第一次开始按亩纳税。也就是说，不管老百姓手里是公田还是私田，都要交税。原来耕种公田要交税，现在自己开荒的地也需要交税，这样，国君的税收就大幅增加了。这一制度于公元前594年自鲁国开始，后来楚国、郑国、晋国等国家也陆续跟进。这是国家汲取能力的第一次大幅增强。

国家力量的第二次增强，则是分封制演变成郡县制。郡县制是楚国发明的。楚国原来是南方的一个蛮夷之国，不大懂中原国家的规矩。一般来说，个国家打下一块新的土地，都要新封一个贵族。楚王不这样做，他把这块新的土地叫作“县”，就是“悬着”的意思，意指悬在边疆的一块土地。楚王派自三的一个仆人去管理这块士地，收的税直接归楚王所有。这样的县越来越多，楚王直接控制的土地也就越来越多了。

6.秦国的崛起

1） 西戎文化的融合

秦国在一开始也曾经努力中原化，但是中间因为一次偶然事件掉了头。秦穆公时，西戎的使者由余前来拜访，两人之间发生了一次对话。

秦穆公问：“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我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

由余本是晋人之后，因为投身于西我而被重用，因此，他非常熟悉中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区别。

由余笑着回答道：“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黑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

这一席话说得秦穆公如梦初醒，深以由余为贤，遂聘由余为宾客。从此之后，秦国的立国战略发生根本性变化，它不再致力于向中原发展，而是向戎狄发展，“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吞并了大量羌我人口，大力吸收我狄文化之后，秦国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西北少数民族的强兵良马成为秦军队的有生力量；与西戎的融合，给秦人的躯体注人更多粗犷和野蛮，决定了秦人狼一样的性格。因此，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独特的。秦国百姓和游牧民族一样，俘留在 “浮朴忠厚”的半野查状态。与中原歡漫的农业文明比，秦国文化具有纪律严明、上下一致的军事化作风。

2）拥抱法家

秦国的民族性却与法家文化一拍即合。

《淮南子 - 要路》谓“秦国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趋利。⋯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秦国的风气是贪婪、狠猛、残暴，所以才出现了商鞅之法。

治理的主要手段是“法”和“术”。

所谓“法”，就是指严刑峻法，严酷地对待百姓，运用好赏罚这个利益杠杆：不听话的，狠狠打击；卖命的，就给高官厚禄。

《盐铁论》里说：

“秦有收帑之法，赵高以峻文决罪于内，百官以峭法断割于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

所谓“术”，就是权术。

韩非子说：

“君以计蓄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

皇帝出于算计，任用大臣。大臣们也是出于算计，才给皇帝服务。所以皇帝和大臣的关系，就是相互算计的关系。

儒家认为，要任用知识分子，选拔贤人去治理国家，韩非子认为，这也是

大错特错的。因为这些聪明人头脑大活跃，不容易统一指挥，“儒以文刮決

而侠以武犯禁。“故举上而求贤智，为政而求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

也。〞“故遺贤去知，治之数也。”

这就是法家理论在其他国家都遇到了重重阻碍，变法都进行得不彻底的主要原因。

《商君书• 去强》提出要“以奸民治”。

“国以善民治妍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叙述：

与其他军事化社会相比，周朝的中国异常残暴。有个估计，秦国成功动员了其总人口的8%到20%，而古罗马共和国仅1%，希腊提洛同盟仅5.2%，欧洲早期更低。人员伤亡也是空前未有的，罗马共和国在特拉西梅诺湖和坎尼会战中，总共损失约5万军人，而中国的数宇简直是西方对应国的10倍。

7.周秦之变

在周秦之变以前，中国社会秋序的最高原则是血缘原则：家大于国。

《韩非子》：

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日：“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

1）从小共同体变成大共同体

《帝王世纪》说，夏商之际，天下1800方国，那么按当时的总人口来看，每个方国平均人口不过1300人。

- 消灭贵族阶层

- 强制百姓分家，民众原子化

周秦之变后，小共同体社会变成了大共同体社会，导致中国人的生存逻辑发生改变。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社会价值就从 “父高于君”，变成了“君高于父〞，人们要忠于国家，而不是忠于自己的家族。“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手上〞。所以在秦代之后，中国人开始推崇另一种价值，叫“舍小家顾大家”叫“大义灭亲”，叫“忠孝不能两全”。

这极大提高了国家的动员能力和级取能力。2000万人口的秦朝，可以调40万劳动力去修长城，70万人去修始皇陵，70万人去修阿房官，50万人戍五岭…这是宗法时代的周天子绝对不敢设想的。

葛剑雄先生说，如果长期和短期服役都算的话，“秦始皇时征发的劳力…一度高达2000万，即总人口的50%”

2）人际关系和人的道德水平变化

向大共同体的转变意味着陌生人社会的到来，人际关系变得冷漠。

贾谊说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昂，立而谇语”

薛涌说：

“从我们两千多年后的人的角度看，在这方面，孔子可以说是最早看到专制将腐蚀了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的先知。”

所以孔子主张回到西周。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日：“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文明的动力归根结底来自社会基层。当一个社会活跃着无数自治群体，每个人都参与社区事务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健康的。当一个社会把所有

权力都由高高在上的政府垄断，这个社会注定会失去活力。

3）汉朝对秦的修补：

文景时期的无为而治；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所用的儒家，实际上是法家化了的儒家，外表是儒家，骨子里是法家。

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一番偷天换日的根本改造。比如“三纲五常”。

“三纲”最早是法家的说法。

韩非子：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儒家是强调权责对应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说君首先要像一个君，臣才能像一个臣；父首先要像个父，子才能像个子。这种原则，多少有点契约的意味。因此，儒家是反对法家这种单向的三纲的。

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保留了儒家以天命恐吓君主的理论，发展出一套谶纬之学，与此同时把皇帝推到了至高无上的绝对化地位。

他说：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王是三横一竖，三横，代表天、地、人，一竖，代表贯通。皇权是贯通天地的。他说，皇帝是整个国家的心脏。“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春秋繁露》）

经过董仲舒的理论改造之后，两千年秦汉体制基本定型，其意识形态一言以蔽之：外儒内法。

《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做太子时，看到父亲汉宣帝经常用严刑峻法，就劝父亲，咱们的老祖宗不是告诉咱们要以儒治国吗？您怎么忘了？汉宣帝勃然变色，告诉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街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8.中原和草原的融合

在北匈奴西侵前70年左右，304年，南勾奴乘机南下，引起了所谓的“五胡乱华”。311年，在罗马城第一次陷落于蛮族前100年，当时中国西晋的首都洛阳也第一次陷落少数民族之手，中国因此分裂成两块。

停留在中亚的一支北何奴，在455年左右，又往南进发，侵入印度，导致印度北部著名的笈多帝国的灭亡。大约在484年，中亚的又一支北匈奴侵入了波斯帝国。

也就是说，3-6世纪，欧亚大陆几乎所有大的帝国，都被以原北匈奴为核心的游牧民族入侵了。这是全球范围内第二次游牧民族大人侵。第一次则发生在武王伐纣时期，那个时候是战车加青铜器的大举进犯，而这次则是骑兵加铁器。

面对着呼啸而至的域外胡人部落，《后汉书 •西羌列传》中有这样的描述：

“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

葛剑雄教授对于中原王朝的生存逻辑有如下分析：

农业是中原王朝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中原王朝对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适宜农耕，是否能养活当地的居民为标准的。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而对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称之为夷狄蛮荒之地，非华夏声教所及，本不在九州范围之内。如果硬要去占领，必然会被正统的政治家和学者指斥为穷兵黩武。除去儒家理论的仁义和夷夏之辦的外衣，实质问题还是对农业的依赖。

寒冷和千旱的气候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即使在北方游牧民族退却的时候，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区一般也不会超过这一界限。

游牧民族南下之后，就出现了草原与中原的对立局面，要同时统治游牧草原和农业中原，需要进行制度创新。这个任务由起源于东北的鲜卑人完成，他们创建了一种二元结构，把游牧民族的军事体制和汉族的农耕社会结合起来。这样的模式从此沿用下来，从北魏到隋唐辽金元清都带有二元结构的特点。

以唐朝为例，唐初的二元性主要体现在 “府兵制”上。府兵制起源于鲜卑的部落兵制。府兵制下，鲜卑人当兵，全家可免除赋役。而汉人负责耕种，缴纳赋税来供养府兵。府兵制带有部落兵制的色彩，军人地位高，有特权，有荣誉感，晋升快，所以军队的战斗力很强。

唐代在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制度是“均田制”，由国家均分士地，这在中国历史诸大统一王朝中独树一帜。这其实也是鲜卑人的制度，是北魏首创，隋唐继承，是牧场公有的草原传统的延续。

唐朝盛世正是源于外来草原文化的刺激。陈寅恪先生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很多人认为唐朝是典型的汉族王朝，但这是很大的误解。

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很肯定地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国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朱子语类 •历代三》）

李渊是胡人还是汉人，历来有争议。书中的意见是李渊一族是鲜卑化的汉族。但即使他是汉人，他的生母、皇后和一个儿媳均为鲜卑人，也就是说，唐大宗李世民的祖母、生母和皇后是鲜卑人，唐高宗李治的曾祖母、祖母和生母是鲜卑人。几代连续混血，使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的唐大宗李世民最多只有3/16的汉人血统。所以如果纯粹按血液成分的多少来算，李唐一族也可以算成是少数民族。

所以只有了解了鲜卑传统，我们才能理解隋唐两朝的许多政治和社会现象。比如唐高宗婴了唐大宗的“才人” 武则天，相当于儿子娶 “母亲’，这正是遵从“父死，妻其后母” 的鲜申风俗。李唐皇室中，儿子管父亲叫 “哥”，父亲对儿子也自称“哥哥”。比如《旧唐书 •王据传》：“玄宗泣日：‘四哥仁孝，同气唯有太平。”这里的四哥，指的是唐玄宗的父来唐睿宗。学者认为，这个“哥”宇源自鲜卑语的“阿干”一词，鲜卑人以此称尊长。唐三彩多是胡人模样，唐朝人 “以胖为美”，喜欢体态肥胖的壮实女人。这都是鲜卑人的标准，而不是 “纤纤弱质〞的汉人标准。

《魏书•皇后列传》记载：“（灵太后）临朝听政，犹称殿下，下令行事。后改令称诏，群臣上书日陛下，自称曰朕。〞汉族王朝中虽然也有不少后妃主持朝政，却没有一位后妃公开称朕、称诏、称陛下。

9.中国的人口

周秦之变后，中国从分封制彻底转变为郡县制，极大加强了中央集权，也极大加强了中央的汲取能力。宋代学者罗巡比较郡县制与分封制时说的：“建封之时，一人纵以失德于上，而万国之中，各有政化，闻者得以兴起。郡县之世，一人失德，波颓瓦解，而四海共罹其祸。〞

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农民起义，反映出的是农民与政府的矛盾，而不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历代农民起义，都是农民起来造官僚体系的反，造国家机器的反，而不是造地主阶级的反。《中国近代通史》也认为，真正导致清朝衰亡的，不是所谓的土地兼并，“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

过度汲取和没有福利保障，是中国社会循环性崩溃的主要原因。往往只有到快饿死的时候，农民们才开始起义：“民有不甘心食石以死者，始相聚为盗…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日：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如为盗而死，犹得为包死鬼也。〞

因此周秦之变后，中国从封建转向郡县，朝代寿命明显缩短，中国陷入了朝代频繁更迭的循环当中。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经历一场巨大的社会动荡，造成激烈的人口变动。

根据《中国人口史》：

1）秦始皇统一全国的时候，中国人口接近4000万，秦汉之际，降为1500万~1800万，损失率为一半多。

2）西汉末的公元2年，中国人口达到6000万，成为人口史的高峰之一。然而王莽之乱和东汉初的战争让人口又降到3000多万。

3）东汉后期（永寿三年，157年），再一次突破6000万。三国时期，人口损失达到60%，至2300万。

4）魏晋南北朝，人口多次出现起落，北方地区在十六国期间，人口最低点只有500多万，只及原来的1/4，损失了3/4。

5）隋大业五年（609年），人口恢复到6000万。隋唐易代战争让人口再次损失超过一半，唐初中国人口只有2500万。

6）唐代在安史之乱前的755年，人口增长到8000万左右，达到新高峰。安史之使全国的户口数从891万户锐减到大历中期（770年左右）的130万户。

7）南宋和金的经济恢复使13世纪初全国人口（也就是宋、金、西夏、大理等）加到一起超过了1.4亿，成为中国人口史上第三个高峰。但是宋元易代，使得北方人口损失高达80%，只有1000万。1290年，全国人口降为7500万。

8）明初人口不到6000万，17世纪突破2亿。明清易代损失40%，清初时为1.2亿。

9）康熙时恢复至2亿，乾隆时3亿，道光三十年 （1850年）时创造了4.3亿的新高峰，之后经历了大平天国后又损失了1亿。

目睹三国动乱浩劫的仲长统说：“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

张献忠屠蜀，四川人口骤减。《中国人口史》认为是从崇祯三年（1630年）的735万，降到清初的50万。康照六年（1667年），朝廷委派的四川巡抚张德地抵达四川之后向皇帝汇报说，对四川很多地区来说，他只是个空头巡抚，因为事实上已经没人需要他来管理：“四川有士无民。”

与封建的欧洲人口变化对比，可以看到中国人口变化的激烈程度。

10.传统中国到宋为巅峰

中国历史到了宋代，因为科举制的普及，由半贵族社会变成了平民社会。这一演变，令皇权终于摆脱了地方世家大族势力的威胁，真正做到了独尊。但是宋代的集权与后世不同的一点，也是宋代政治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君权强化的同时，文臣对君权的制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姚大力先生认为，唐宋两朝皇帝制度中，存在着“专制君权持续强化”和“限制君权的制衡程序同样在增强”两种趋势，彼此构成一种“张力”，保证了宋代政治文明向前发展。

科举取士的普及，让儒家 “从道不从君”的传统得到复兴，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非常强烈。他们宣称，“（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安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武于道而曲从〞。

据说赵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与士大夫共天下” 成为北宋君臣间一条不成文的约定。宋高宗时，监察御史方庭实居然敢这样对皇帝宣传“民主理念”：“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在后来的明清，这样的言论那真是要满门抄斩了。

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干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朝第三个皇帝宋真宗的时代，国家财政收入接近16000万贯，这个数字是唐代最高额的3倍。明朝在财政收入最高的时候，也不过是宋朝这个数字的19%。

宋朝，财政收人主要靠工商税收，占财政收人的70%，农业税只占30%。

到了明朝时，农业税又一次占了大头，占了总收入的81%，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12%。学者夏振坤说，宋代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高达22%，这是领先全世界的水平。但是到了明代和清代，城市化水平一下子降到7%左右。而根据学者张杰提供的研究数字，明清的城市化水平只有4%。

宋代在中国古代史上第一次取消了奴隶制。

宋朝对贩卖人口的惩处也是极为严厉的。拐卖人口者，会被处以绞刑。宋代规定，不光拐卖者要处重刑，买方也要从重惩处，买家的罪责仅比人贩子减一等。

唐宋两朝对大臣基本不用污辱性刑罚，宋代更是〝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而元朝皇帝有一个习惯，用鞭子打大豆。这种制度到了明代，被发扬光大成了著名的“廷杖”。

唐德刚说：“吾人如大胆地说一句，北宋的朝政，是近古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起步，亦不为过。可惜的是，传统中国这种有高度现代化和民主意味的开明文官制，在宋亡之后，就再次复古回潮了。〞王夫之则说：“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

11.明清衰落源于专制与禁锢

大明王朝实行严格的职业世袭制，在把人口分门别类后，朱元璋又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严厉周密的户口制度。全国山陬海隅、每村每乡、每个人的个人信息，都被国家机器清楚掌握。在大明王朝，每个人一生下来，就会被政府登记在户口本上，每10年进行一次户口信息更新。长成之后，子承父业一辈子不许随便迁移，不许随便改变职业。

“如今士农工商都要各守本业，医生和算卦的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如果你因为天灾人祸在出生地生活不下去，逃往他乡了，那么“地方有关部门必然穷究你逃到何处，行文到那里，令当地官府捉拿你回原籍，依大明律问你的罪，命令你依然老老实实在原地居住，从事原来的职业”。

他制定了诸如 《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大明礼制》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这些制度主要包括：

1）规定了全国百姓如何穿衣。

除皇族外，官员百姓的衣服上不能绣飞鱼、大鹏、狮子等图案，不许使用黑、紫、绿、柳黄、姜黄、明黄等色。他规定老百姓不许戴 “四带巾”，要用“四方定巾”，又规定农民只能穿绸、纱、绢、布4种衣料，而商贾则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他还规定农民可以戴斗笠、蒲出入市井，不搞农业的则绝对不可。他还严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

2）规定了全国各级别人士的居住面积。

公侯级别的人，可住七间、九架的房子。一品、二品，可以五间、九架。司长级，可以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可以三间、七架。老百姓的房子，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栱，不许饰彩色。

3）对其他一些生活细节做了规定。

公候及一品至三品级的官员，喝酒时可以用金子做的酒壶。三品至五品，只能用銀子做的酒壶。没有级别的普通百姓，只能用锡酒壶。他还对妇女们发型的严格要求。民间没出嫁的姑娘，“作三小髻。金钗”；丫鬟们“高顶髻，绢布狭领长袄，长裙”；小丫鬟“双髻，长袖短衣，长裙”。

中国城镇民营工商行业，师傅与学徒、主人与雇工之间的关系等级森严。明清时代法律规定，“雇工人”不是“凡人”，也就是说，他们在法律上不是自由人，他与雇主是“主仆名分”。雇主可以任意处罚 雇工，雇工必须遵守雇主的家法，即使受虐待也没有告发的权利。《大明律》规定，雇主殴打雇工，只要不出现骨折以上的重伤就不追究：“若家长及家长之期亲若外祖父母殴雇工人，非折伤勿论。〞而雇工如果骂一句雇主，都要判刑：“若雇工人骂家长者，杖八十，徒二年。”

在继承了明代遗产之后，清朝统治者对朱元璋的政治制度赞赏不已。

顺治帝说：“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善者，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联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

清代对朱元璋制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文字狱上。乾隆皇帝通过修《四库全书》，开展“消灭记忆〞运动。史载乾隆销毁的书籍 “将近三千余种，六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也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文字狱最酷烈的乾隆朝，文人学士再也不敢吟风咏月，甚至不敢再写日记。皇权由此伸入豆民的大脑深处，造成〝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

12.抑商主义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

古代中国，“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确实，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万能，那么中国传统社会则是权力万能。

管仲提出了著名的“利出一孔” 理论，即天下所有的好处，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要从由权力这个“孔” 出来，由君主来赐子。他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故子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

中国法家变法，几乎无一例外地〝抑商”。

比如商鞅制定了一系列歧视性规定，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 例如“废逆旅”，即废除旅馆，使外出经商的人没有住处。他用重税限制农民弃农经商，指出“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

因此中国多数朝代都对商人阶层设置了歧视性规定。

例如

- 西汉“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不能穿丝绸，到哪儿都得步行。

- 晋代让他们“—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一脚白鞋，一脚黑鞋。

- 前秦皇帝苻坚规定：“工商皂隶不得服金银、锦秀，犯者弃市”。即不能穿金戴银，穿绸裹缎，否则杀头。

- 唐代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

- 朱元璋则规定，在穿衣方面，商人低人一等。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4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2种料子的衣服。

这就造成了一个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古代中国，如果想经商致富，就必须与权力结合起来，寻我权力的保护。“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

王毓铨研究明代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发现，明代那些能赚大钱的大商人“不是一般的大商人，因为他们的商业活动不同于一般的商业经营。他们所凭借的主要不是资本而是封建特权和职权，他们所进行的完全不是公平交易而是用强豪夺，他们所获得的基本上不是商业利润而是豪夺的财富。只有他们，如皇亲寿宁侯张鹤龄，才能‘横行江河，张打黄旗，势如翼虎’。只有他们，如勋臣翊国公郭勋，才能‘水陆舟车皆悬翊国公金字牌，骚扰关津，侵渔民利’”。

相较于极度中央集权的中国，政府权力的涣散是欧洲商业精神生长的前提条件之。赖肖尔说，欧洲缺乏强大的中央集权，因此也培养了高度的企业精神，让人们敢于进行长期投资。

而这一点，近代的日本也有很大的相似性。

所谓 “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这种在日本出现的情景，在中国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在诸侯割据的时代，因为政治权力的松散，日本传统商品经济程度反而很高，商人更有安全感，更愿意扩大投资，更容易影响诸侯的政治决策。这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经济实现顺利转型的一个历史基础，也是日本企业家精神的一个生长基础。

所以赖肖尔说“在促进日本迅速近代化的诸因素中，有许多因素恐怕也是欧洲近代化的重要因素”。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

“城市权力的发展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地位和权力，这在欧亚大陆上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之外商人根本没有机会上升到权威的地位。例如，在中国，政府的职位由学者占据;在日本，武士享有权力；在马来亚地区和印度的拉吉普特邦，地方贵族管理政府，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由商人占据要津。”

在北宋时期，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处于顶峰，确实领先于欧洲，然而中国农业几千年大致保持同一水平，没有出现过质变，发展曲线是比较平直的。而西方从中世纪后期开始，经济曲线迅速开起，到了1300年，也就是元朝建立之后不久，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就已经落后于意大利地区。到1400年，也就是明代建立不久，又被英国超越了。到了1750年，也就是中国乾盛世”的顶峰，中国从整体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欧了。

1840年左右，中国的人均GDP只是英国水平的15.04%。中国近代后期人均GDP是反向发展的，1600年，中国人均GDP大约为白银4.5两，到1840年下降到了约3.4两。

李伯重说，中国不存在所谓的 “资本主义” 萌芽，之所以出现这一说法，是一些中国学者基于 “别人有，我们也有”的“争气”心态引起的对西方的比

13.中国古代的官营经济

对待经济政策上，中国传统政治的原则从来都不是放任，而是控制。

周代，中国就实行“工商食官”（《国语•晋语四》）制度，就是手工业和商业要国家来经营。

管仲除了 “利出一孔”理论外，还提出了 “官山海”的思路，即由国家来垄断和经营自然资源（“山海之利”）开发的理论。他开创了盐铁专营制度，目的一是〝塞民之羡，隘其利途”，即通过垄断堵塞民众致富之途，以控制国民经济。因此他规定，所有食盐都必须由政府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定价销售，即 “官收、官运、官销”。

秦灭楚汉争霸，百业凋零，汉朝初年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治理模式，工商业得到迅速的恢复，实现了“文景之治”。但是汉武帝为了更好地控制社会，再一次实行大规模“铁盐官营” 政策，将原由豪富占有的矿山和产盐滩灶收归国家，由官府直接组织盐业和铁器的产供销。垄断性的官营企业在汉代大量出现。除了工业官营，汉代商业也有一部分是官营的。这就是汉武帝时的“均输平准制度”。汉武帝在长安设了一所 “国立贸易局”，网罗天下货物，“贱则买，贵则卖”，叫作“平准”。大体而言，就是凭借强大的国家资本，介人商品的流通买卖，既要打击富商国积居奇，以稳定物价，“万物不得腾跃”，又要赚取差价发大财。

从汉代到唐代的史料证明，官营工商业垄断相对于民营自然经济在很多方面是倒退的。傅筑夫说，正因如此，盐铁官营阻断了中国民营工商业健康发展之路：“（国家）经营的目的并不是要发展这些工业，而是借以剥削消费者，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达到重本抑末（即工商）的目的。这样一来，最有大量发展可能的工业部门被政府垄断，则一般商品经济自然就难以发展了。”

宋代是整个中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一个朝代，在官营企业保持巨大规模的同时，民营经济也非常活跃，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宋太宗时，年的商税总额达400万贯，此后一直保持在1000万贯上下，商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虽然民营经济为国家财政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但是很多政治家仍然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持负面的看法。

比如王安石就这样批评民营经济的发展：

“阡陌同巷之贱人，皆能私取子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

王安石变法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这些成绩只局限于 “富国”，而不是 “利民”。政府通过青苗法“岁收息三百万贯”；市易息钱并市利钱〝总收百三十三万二千缗有奇”，据说通过交法获得的财富“可以支二十年之用”。但核诸史实，这种累千巨万的财富大部分是来自对民间财富的剥夺，民众利益受到很大损害。

到了明代，中国社会治理出现重大倒退，皇帝都不愿意动脑筋设计王安石这样复杂的制度。他们的方法更为简单，就是只开办官营工业但是不付工资。具体做法是通过户籍制度，专门设立匠籍，工匠这个职业代代世袭，每年都要无偿地为官营工业服役，一分工资不出。明初全国名列匠籍的工匠近30万，无偿地为国家工作。明初匠户分为坐匠和轮班匠两种。坐匠每年要为官府免费服役120天，并须连家带小迁至工场所在地。轮班匠则每三年服役90天。

韦森总结说，白西汉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沿着一个封闭的圈子遵循：新王朝建立，减轻税负，放松管制，商品经济获得一定恢复和发展，出现繁荣。到了这个阶段，朝廷就害怕了，往往就要强制推行官营工商业制度，以“重本抑末”，导致工商业发展受到打击，工商业的发展因此受到制约，财政也陷人困难，只好加重对农民的聚敛，手是农民起义，推翻王朝，从头再来。

14.与西方的碰撞

乾隆时期，中国的经济总最在当时世界居于第一位，是没有疑问的。当时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是英国的8倍，俄罗斯帝国的6倍，日本的9倍，比刚刚建国的美国更不知要多多少倍。

就在这一盛世之中，1793年，英国国王派出一支庞大的使臣队伍，前往中国。

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的研究，18世纪，普通英国农户一年的收入是137英镑，除去各种花费，每年能有11英镑的剩余。换成中国的白银，大约40两。而同时期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全年支出平均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乾隆朝的又一个纪录是人口发生爆炸。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多数时间在数千万左右，只有少数几个历史时段突破过一亿。然而在乾隆60年的统治生涯中，中国的人口增长非常迅猛，乾隆晚年，中国人口接近3个亿，增长率是108%，比世界水平高出了65个百分点。

据《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一文，历代粮食人均占有量，秦汉为985.75斤，隋唐为988.7斤，宋辽金元为1457.87斤，明代为1192.94斤，而乾隆年间，仅为780斤，处于秦始皇以来历代最低水平。

所以书中言，乾隆一朝可谓“饥饿的盛世”。

到了中国之后，英国人发现，大清王朝虽然不那么富裕，但是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在政治统治上确实是井井有条。“自进入中国境内以来，在这样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这样整齐划一，这在全世界是无与伦比的。”

曾经欧洲国家对中国是充满了憧憬，“中国热”曾席卷整个西方世界。例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他家的小礼堂中，毕恭毕敬地供奉上了孔子的画像，他称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被称为 “狂热的中国崇拜者”，他认为中国拥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

但英国使臣到来后，这样的憧憬就彻底被撕得粉碎。

回国后，英国使臣代表马戛尔尼宣称：“如果中国现政府由一个会保证其居民财产安全的政府所取代，那么亚洲农民和工匠的技术与进取心以及亚洲商人的商业敏感就会激动起来。从随之而来的财富增长中，欧洲贸易将会获益，世界将会在互惠的商业中联合起来。”

这就为后来的鸦片战争进行了思想铺垫。

他还说：“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才使它在近150年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

清王朝每年的财政收人，大约在4000万两白银。具体到1840年，中国的财政收人是3904万两。鸦片战争的军费占中国全年财政收入的70%以上。而英国那一年的财政收入是15540万两。也就是说，英国的财政收人是中国的整整4倍！对英国来说，这场战争，只花掉它全年收入的8%。

在与西方的碰撞中，中华文明看到了与历史任何时期都不同的全新的蛮夷。

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在混乱期间，上海海关官员逃跑了，没有人收税。英、法、美三国的领事商量了一下，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了一个税务司，“代替中国政府” 收关税。这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严重侵犯。不过令中方官员意外的是，外国人居然能认真地收税。过了两年，上海收复，外国人居然将他们收到的税款70余万两，老老实实地交给了清政府。而且，更关键的是，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上海海关收的税明显增多，也就是说，贪污腐败现象不存在了。“税收大增，政府善之。”

英国外交官威妥玛跟中国大臣文祥说，等中国海关改革完成后，中国人可以自己管理。没想到文祥马上回答，“用中国人不行，因为显然他们都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还说，原来管理上海海关的薛焕近3年来根本没有报过一次账。后来英国人赫德跟恭亲王奕诉聊海关改革时，“恭亲王说，中国官员几乎无人可信。对比之下，外国人的报告较为可靠”。

书中做了很多对比，描述工业化之后的欧洲与日落西山的大清。在此仅摘抄清朝的监狱：

《清稗类钞》载，清代监狱〝诚为黑暗世界，基址狭小，内有狱舍五六所，四周环之铁栅。有内地数人，政治犯也，科终身禁锢罪，居于形似棺之笼，外加铁锁，不能直立，亦不能平卧，其得稍见日光者，则每日二十四小时中，递食二次之数分时而已。因徒反以就死为乐”。

合上书本，窗外阳光明媚，我的背脊瑟瑟发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