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献计英法怂恿联军攻入北京城
当乾隆皇帝于1795年逊位之际，清王朝已走过了它的巅峰，衰败的种子早已播下。乾隆的第十五子成为嘉庆皇帝，继承了一个“外强中干”的国家。
1840年的鸦片战争，古老的中国被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强行打开了大门，1842年8月29日在英国“康华丽号”(Cornwallis)军舰上签订了《南京条约》，强制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口岸进行通商。
清政府没有认真反思它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没有深刻检讨它的落后的制度和统治，持续缺乏对外贸通商的认识，致使英国和法国决意再度诉诸于武力，换取对第一次条约的续签和修订。1859年8月，英国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 1811-1863年)率领11,000英国士兵和6,700名法国士兵，在攻陷了天津，率部向北京进发。清皇咸丰帝急忙逃往热河避难，留下恭亲王爱新觉罗·奕䜣(xīn,1833年1月11日－1898年5月29日)与洋人周旋，收拾烂摊子。
英法联军于1960年10月6日攻抵北京德胜门、安定门等处。1860年10月6日傍晚，英法联军到达圆明园大宫门，管园大臣文丰当门劝法军不要劫掠，法军遵守国际法退去，文丰见守园卫兵均已逃散，知道无法抵挡本地抢匪，遂投福海而死。本地抢匪随即进入纵火打劫园明园。英法联军入园的第二天就不再能抵抗物品的诱惑力，联军士兵大肆劫掠园中的珍宝和陈设物。清廷曾捉拿英国军使巴夏礼一行39人，额尔金(Lord Elgin)于10月17日已知被捕的英使中13人已经被虐至死。额尔金(Lord Elgin)为了报复，此于10月18日下令放火烧园，以教训咸丰帝。圆明园大火持续烧了三天三夜。
3.2 软硬兼施迫使清廷签订条约
在这些局势严峻的日子里，俄国大使伊格那提业夫(Nikolay Pavlovich Ignatyev,1832年—1908年)积极地在英法全权代表与留在北京负责和谈的皇帝之弟恭亲王之间，充当了调停者角色。当恭亲王被火烧圆明园吓得想逃离京城之时，伊格那提业夫(Ignatyev)劝说他留下来接受联军的条件，以避免彻底灭亡。伊格那提业夫通过在两边左右逢源，他为俄国获取了一个巨大的外交胜利。1860年10月24日，额尔金逼迫恭亲王签署了《北京条约》，该约一劳永逸地为英国获得了在中国京城长驻外交代表的权利，赔款增加到各付英国和法国800万两，天津对外国商务开放并允许外国人居住。此外，英国获得了香港对面的九龙半岛，而法国则确保了天主教传教士有权在中国内地购置地产。在达成这样的和平条约后，联军在俄国外交官的敦促下于1860年11月8日前后撤离了北京。
1860年11月14日，在联军撤出北京后不到一星期，伊格那提业夫(Ignatyev)得到了《中俄续增条约》(即《中俄北京条约》)，作为其调停的奖赏。根据该约，俄国获得了乌苏里江以东新割让的领土，使它根据1858年《瑷珲条约》获得的权益得以合法化。伊格那提业夫成功地为穆拉维约夫(Nikolai Muraviev)主政下俄国在黑龙江地区近二十年的推进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1825-1855年)时期的俄国人受英国在鸦片战争中之成就的鼓励，加强了在中国的活动，对东突厥斯坦(Sherqiy Türkistan)和黑龙江地区进行了双管齐下式的渗透。通过1851年的《伊犁条约》，他们在新疆北部获得了一个立足点，该条约给予了俄国在伊犁(Ili)和塔尔巴哈台(Tarbgti,今新疆塔城市)经商、建造货栈及设立领事的权利。在黑龙江地区，自1847年起，俄国的推进由担任东部西伯利亚总督的穆拉维约夫(Nikolai Muraviev)执行。穆拉维约夫(Nikolai Muraviev)以伊尔库次克(Irkutsk)为官署，发起了沿黑龙江而下的诸次劫掠，在一些战略要点修筑堡垒并占领黑龙江下游地区。到1858年，他处在一种非常强大的地位，足以威逼懦弱的满洲将军奕山(Yishan,道光帝族侄，镶蓝旗人，一等镇国将军，1790年6月13日-1878年6月30日)签订了《瑷珲条约》，该约将黑龙江和松花江北岸的领土割让予俄国，将乌苏里江以东至海滨的领土置于中俄共管之下。这三条河禁止中俄以外的所有其它国家之船舶通行。然而，由于这项条约完全否定了1689年《尼布楚条约》确立的边界，清廷坚决拒绝批准该约。
伊格那提业夫(Ignatyev)曾担任过沙皇侍卫官，他在1859年夏接替普提雅廷(Ephimy Vasilyevich Putyatin)出任驻华大使。他是一个精明的策划家和狡猾的外交官，受命前来执行微妙使命，为俄罗斯争夺对华事务之国际领导权，使《瑷珲条约》获得批准，并防止满清王朝(俄国与之维持着较有利的条约安排)崩溃。他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是充当中国人和英法侵略者之间的调解人。他由陆路经恰克图(Kyakhta)到达北京，首先与理藩院尚书肃顺(字雨亭，爱新觉罗氏，清朝宗室，镶蓝旗人, 咸丰帝临终前指派的顾命八大臣之一, 1816年11月26日—1861年11月8日)进行了旷日持久但毫无成效的谈判（自1859年7月到9月，又从1859年12月到1860年4月）。肃顺对承认《瑷珲条约》、扩展贸易至中国内地及重新划分新疆边界等事宜毫不放松。愤恨之余，伊格那提业夫(Ignatyev)1860年5月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向英法全权代表痛斥中国刻意刁难英法两国的计策，鼓励英法对北京采取积极的和不妥协的姿态。为取悦于英国人，他向英国人通报了中国京城的状况，后来又指点英国人在北塘登陆，并向克灵顿将军(Hope Grant)提供了一张北京地图，以帮助英国人进攻该城。
伊格那提业夫(Ignatyev)紧随联军后尘返回北京，他狡猾地在中国人面前装作是一个必需的朋友。他向恭亲王自荐去调停中国与联军的事端，力争减少赔款，并促使联军尽早撤离北京，但要恭亲王同意下列条件:(1)批准《瑷珲条约》;(2)沿乌苏里江至朝鲜边界划定中俄东部边界，北部沿中国的常驻卡伦(常设性警戒线)划定疆界;(3)允许俄国在喀什噶尔(Khasagar, 今喀什市)、库伦(今乌兰巴托,Ulaanbaatar)和齐齐哈尔设立领事。恭亲王很清楚俄国人的两面三刀，并不愿意以如此昂贵的代价取得俄国之调停，但他也担心一旦拒绝俄国人的调停，将把俄国人驱到英法一方，从而使中国同时面临三个敌人。抱着将联军打发出北京的指望，他屈从了伊格那提业夫(Ignatyev)的调停提议。
1860年1O月24日签署《北京条约》之后，伊格那提业夫(Ignatyev)迫不及待地扬言，华北的严冬很快就要降临，它将会封冻住白河，那样，所有的外国人将被困住，并将暴露在可能发生的中国暴民之袭击面前;他信誓旦旦地称，他不久就要赴天津过冬。在他的影响下，克灵顿将军(Hope Grant)叫嚷着要早些退出北京，设定11月8日为最后期限。
英法联军撤离，伊格那提业夫(Ignatyev)与清政府谈判时不会有任何外国干扰。11月14曰签署了《中俄北京条约》，这是对他有功于中国的奖赏。这个条约确认了俄国在《瑷珲条约》中的收获，包括黑龙江以北的领土，该地从此变成了阿穆尔省(Amur Oblast);不仅如此，该约还使俄国得以独占了乌苏里江以东至海滨的领土，该地从此成了滨海省(Khabarovsky kray)。而且，库伦(今乌兰巴托,Ulaanbaatar)和喀什噶尔(Khasagar, 今喀什市）向俄国贸易开放，让俄国设立了领事，并允许俄国人居住。俄国人不费一兵一弹就获得了约30到4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还附带大量的商务特权。此外，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俄国也同样享有中英和中法条约的利益。
英法第二套条约巩固了鸦片战争后签订的第一套条约，构成了一部坚固的条约体系，中国在1943年之前一直未能摆脱这套体系。毫无疑问，到1860年，这个中华文明古国被西方彻底打败并羞辱了。欧美海权国家一步一步地从广州向北推进至上海再至北京，而陆上国家俄罗斯则从西伯利亚_满洲边界向南推进到北京。西方国家通过建立条约口岸和扩展商务，争夺贸易利益和经济特权，俄国人则既强调贸易收益也强调取得领土。从南和从北而来的这两股推进势力，实实在在地构成了一种钳形活动，越来越紧地掐住江河日下的满清王朝。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西方和俄国是影响中国的两个主要根源，其后果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清晰可见。
（注：在远东，俄国人每年都会高调纪念《瑷珲条约》的签订，这个有点让人万万没想到。这个国家，正义的胜利要纪念，不义的胜利也要纪念，只要是胜利就成。《瑷珲条约》使中国领土、主权蒙受重大损害，俄国人却获得大幅领土和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航行权，以及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俄罗斯人总结瑷珲条约概括出一个侵略公式：“必须以实际占领地方的办法来支持俄国外交上的要求。”其后割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西北大片领土，都是这样干的。《瑷珲条约》为其掠夺大清领土开了罪恶的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