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江南的一个阴雨天里遇见刘子超的新书《午夜降临前抵达》的。彼时我也在旅行途中，江南城市的傍晚小雨霏霏，入秋时节温度下降，不免让人想迅速钻进一家饭店或者是酒馆，不仅为了躲雨，吃上一碗热饭，呷一口老酒取暖也好。景区里游人如织，湖中划船的，岸堤上漫步的，他们大多都拿着自拍杆对着自己与景点合照，马路上汽车堵成一排，广播里放着管理人员提前录好维持秩序的语音。

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在景点无限制地拍照，然后把一张张照片永久地存储在电脑硬盘里？抑或是写一篇篇甜腻的游记，把世界上众多著名的景点描绘成美不胜收的地方？哪怕它们如此平庸，也要不加节制地渲染。英国作家毛姆曾经这样描述他对旅行的见解：“我旅行是因为喜欢到处走动，我享受旅行给我的自由感觉，我很高兴摆脱羁绊、责任和义务；我结识一些奇人，他们给我片刻欢愉，有时也给我写作主题；我时常腻烦自己，以为借助旅行可以丰富个性，让我略有改观。我旅行一趟，回来的时候不会依然故我。”

刘子超把自己定义为旅行者。这种身份赋予了他既可置身其中，又可超然世外的特权。旅行中，他收获喜悦，却不必害怕乐极生悲；他见证苦难，却不必担心承担重负。如今社会最为稀缺的东西，恐怕就是这种自由自在、若有若无的归属。于是，他背起行囊，悄然上路。

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地方比欧洲大陆尤其是中欧更适合幽灵搬的游荡。中欧始终生长在帝国和强权的夹缝中，执拗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性，它具有一种强烈的撕扯和游移感。所有这些，让作者感到了某种心灵上的契合。夏天，柏林下着小雨，刘子超完成工作，拐进一家意大利餐馆，喝着冷冽的“柏林客”鲜啤酒。他想起常去的酒吧里每晚上演的爵士现场，那些即兴的片段才是爵士自由的灵魂——而这也应该是伟大的旅行所具备的特质，每一段旅行没必要安排得严丝合缝，没有即兴，没有随心所欲和突发奇想的旅行更像是一种苦行。他上了Eurolines的大巴，前往布拉格，很快睡意朦胧，旅行即刻开始。冬天，他在布达佩斯和佩奇散步，回到那些梦中的房屋和街道上，在茫茫黑夜中翻越阿尔卑斯山，转车前往的里雅斯特——那是简·莫里斯提到的“流亡之地”、“乌有之乡”。他租了一辆菲亚特500，开着它穿过威尼斯，穿过托斯卡纳，翻越亚平宁山，沿着海岸线一直开到罗马。此时此地，他突然觉得，自己的旅行已经结束，他无法感同身受，多年前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乔伊斯里尔克们，当年各自走回自己公寓的时候，是否想到了什么？广袤的欧洲腹地习惯了变迁，旅行者们幸运地在城市中游荡，杳远，自由，略带孤独。

1914年，奥地利流亡作家茨威格在维也纳附近度假，他坐在一条长椅上看书，享受温暖的阳光，听到有乐队在远处演奏，他感到“世界就像一枚果实呈现在我眼前，在这灿烂的夏天，它看起来美丽而诱人”。突然音乐停止，刚贴出的布告里说，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及其夫人在萨拉热窝被人暗杀。巴尔干半岛上响起的枪声“粉碎了这个安全、充满创造性的理智世界，这个我们一直从中受教育、成长并创造家园的世界，像击碎一个空泥罐那样把它击碎了”。30年后，二战爆发，身为犹太人的茨威格躲在巴西撰写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他对欧洲充满了失望，他沉浸在过去的世界，感到现实的荒诞与虚无。茨威格是欧洲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受到纳粹德国迫害，最后在巴西自杀身亡。他离开逐渐衰亡的精神家园，心碎而死，是犹太人的流亡史，也是欧洲传统文明的衰亡史。随着工业化深入，世界大战，纳粹崛起，凡是和人文关怀，人道关怀，实用关怀的东西迅速衰亡，理性，集权，现代化，快餐化的东西在崛起，欧洲这块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被铁蹄蹂躏，精神强奸，物质上发达进步了，但是传统消亡和丢失，人性也在淡漠。遥远的中欧如同一个现实的镜像，在撕扯、游移、焦虑，却依然保持了某种永恒不变的特质：有不安与刺痛，也有亲切与安慰。老布拉格的幽灵、波西米亚平原上缓缓的风、分裂的南斯拉夫、萨尔茨堡的雨，这一切就像失落文明里的花，独自凋谢与开放，不被这片大陆上的工业文明所打扰。

旅行写作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旅行文学应该有一种更为严肃而精致的呈现。刘子超把旅行之后的记录作为获得现实世界“支点”的过程，他让语言既明晰表述，又焕发暧昧的光晕，他在中欧漫游，穿越夜晚的小酒屋和清晨的薄雾，道路漫长，充满奇迹。他裹挟着读者穿越在中欧大地，忽焉旅行结束，留下动辄心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