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说：“一切有文化之人莫不有一种向往：接近人群，打入群众，与之结合，融合于其间。不单是同人们，是同民众人群，同广场上的人群进入特别的亲昵交往之中，不要有任何距离、等级和规范，这是进入巨大的躯体“。
狂欢化这一理论，对于程式化、教条化的思维方式，是一付十分有益的清热解毒剂。这里重要的是狂欢化式的“世界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巴赫金向往着这种自由的感受、交往与对话。这时的人具有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思维，享受到一种自由的感觉。
《罪与罚》小说，描写的是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毒害，认为自己是个超人，可以为所欲为。为生计所迫，并且出于一种理性的“人类分级理论”或者说是“人类基因净化理论”，他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和她的无辜妹妹丽扎韦塔，制造了一起震惊全俄的凶杀案。
这出发点是包含善与理性的，虽然这种理性看起来合理且善良，却有漏洞：一旦这种理论渗入集体，将成为集体的狂欢，“净化基因”“消灭蛀虫”“让有用的、非凡的人获得幸福”将成为人们相互攻讦、报复、泄私愤的工具，成为人们权力斗争的掩饰，集体陷入混乱、斗争的状态，导致更多无辜的灾难 。
自然，狂欢式的交往与对话是不拘形迹的、任意的、一种自由的交往，一种理想的人生关系。但要看到，当狂欢化摆脱官方、教会的约束时，它实际上已改变了一般交往与对话的意义，变成了交往与对话的一种极端形式，一种变体。实际上，现实的境遇往往会促使人们向往乌托邦的理想，两者注定是要结伴而行的。
十九世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种思潮凝结在复杂丰富的人物形象里，对其进行批评，但也并阻挡不了二十世纪的后人们做出与拉斯科尔尼科夫、伊凡·卡拉马佐夫、宗教大法官等人一样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