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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五十岁的老腰不准备再伺候我了，没缘由的痛，起床要靠胳膊支撑，翻身要试试怎样摆放腿和胯才能减少疼痛，像极了一张老桌子，要多挪动几次，要在某个腿下垫个东西才能四平八稳。老妈听到了我的抱怨，她自告奋勇替我到楼下提水——装满七点五升的桶，她说自己经常到超市买东西，十来斤的东西，不换手就能拿回来了。
十来分钟后，老妈开了门，弯腰抱着的桶，咚的一声砸在地板上。我赶紧跑过去，她说是小区扫地的媳妇（她习惯性这样称呼小区内的环卫工人）帮她把桶从门口提进电梯。接着她感慨说自己再不服老，怕是不行了。
为了这件事，我难过了好久，后怕了好久，恨自己为什么就不能长点记性?难道非要老妈像自己的老师一样发火、失态、痛哭，自己才能体会到她的老去，她的无力?
老师姓杨，是我高中时的数学老师，年轻时，学校中的老师都叫她——花木兰，叫得久了，学生们也知道了这个称呼，老师自己也不避讳别人这样喊她。那时的她，短发，运动装，微微发福的脸，双颊如孩子般经常通红。一次我站在教室门口瞥见她那火红的身影出现在四班门口，赶紧闪回教室，作业本还未打开，她已经来到了我的位置旁，我的心咚咚跳着，惴惴中听见她的微微喘气声。事后我给一个男同学说了这一“恐怖”经历，他说你这隔着两个教室算啥，他自己曾经隔了半个操场被赶上。
高中三年，大学四年，我回到了母校，杨老师仍然是带两个班的数学课，带一个班的班主任，每次考试成绩稳居第一，期末表彰回回有她。
不觉中，十多年过去了，杨老师染了头发，还是记忆中的样子——行走如风，唯一的变化是她开始穿深色的衣服。学生们对她仍是敬畏有加。
我觉得她会坚韧地年轻下去，直到退休。
师姐打破了我的信念。
师姐，杨老师的翻版，又一个花木兰。那天下午，我们三个都在办公室批改作业，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无非是说说自己的学生，说说这个聪明，那个毛病多。记不清，是我还是师姐，说了一句老猫不比鼠，原本如林间啁啾的互答突然中断，师姐先发现了老师在哭，我看到一向冷静的师姐慌了手脚，我给老师递上抽纸，师姐开始道歉，笨嘴笨舌的，我也跟着赔不是，结果越说老师越哭的厉害，涕泪横流，气堵声咽。
时间过去有十年了，我想不起当时怎样收了场，只是记得老师吧嗒吧嗒的掉眼泪。
那时的我已经懂得了有些经历注定要烂在肚子里，发霉，沤掉。精明的师姐想来也是如此。我们都没再提起那天下午的事，应该是都没有勇气问个为什么？
这件事产生的压力如岩石间的水，滴滴不息，涓涓成流。我想给自己找一个释放压力的借口。
半年后，“瞌睡”的我盼来了期待中的“枕头”。
老师的生日在阴历11月13日。学校工会的生日送礼物活动已经持续了十五年。可能是粗心大意，工会负责人在阳历11月13日给老师送去了她54岁的祝福，听说当时老师大为光火，闹到了校长跟前，校长自己先道了歉，跟着叫来了工会主席，在主席的再三致歉下，事情算是过去了。听传出来的话说，老师认为提前过生日是对自己的诅咒，咒自己早死。
我可以说老师到了更年期吗？曾经那个严厉、克制、积极的她就这么被岁月打败了吗？
木兰老矣。
老妈早过了更年期了，说是垂暮亦不为过。我自己呢？
长点记性吧，我再次叮嘱自己。
感谢病痛，它也会帮着我敲打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