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浙江省东阳市白云街道杨大坞村在工程施工期间发现一座宋代墓葬，墓中无墓志铭因此无法确定墓主人姓名及社会关系，但依据墓葬形制与出土文物，推测此墓年代应为南宋时期。该墓坐落于金交椅山山坡之上，坐北朝南，为夫妻合葬墓（一夫一妻一妾），整体保存较完好。
该墓共出土珍贵文物30余件，目前收藏于东阳市博物馆。此批文物数量虽不多，但规格较高，涵盖玉器、金银器、青铜器等诸多类目，当是主人平日所用之物。其中尤以金银器样式居多，包括鱼龙双耳金盏、银鎏金托盘（与鱼龙双耳金盏一起，系一套金银酒器，为宋代金银器艺术品中的佳作）、缠枝纹金手镯、银鎏金云龙纹瓶等器物，施有锤蹀、錾刻、焊接等工艺，较唐代剪纸式平面化的镂揲工艺，呈现出鲜明的高浮雕式的宋式风格。从这些器物来判断，墓主人虽不知姓甚名谁，但生前应是当地望族，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家境殷实。
其中一件金竹叶桥梁式钗（出土文物中记录为“卷草纹金发钗”），弧长11.6厘米，高8.4厘米，应为女主人日常佩戴之物。此钗钗头梁上锤蹀錾刻出竹叶纹样，再以粗金丝连续弯曲成15支实心花头，竹叶纹下部刻有细小纹饰。金丝两端弯折成钗梁，向中间聚拢，并向下延伸出钗脚。花头与钗梁用细金丝缠绕绑结固定。整件钗形如孔雀开屏，展现出宋式钗特有的立体灵动与细节刻画的统一。
「桥梁钗」之名，见于明永乐本《碎金》，是宋元时期的典型样式。其样式多为多对花头并排呈弧形排列于钗梁之上，钗梁由两边向中间聚拢，又向下延伸出钗脚。有学者根据辽宋时期墓室壁画中的女子插戴推测，桥梁钗的设计灵感很可能来自“头上金钗十二行”的插戴方式。钗首形成展开的一排，颇有以一当十之感。其钗梁上花头数量并没有定式，少则十来对，多则甚至能达三十多对，但多为单数组合，于钗梁正中独留一对花头与钗脚呼应，应是为对称美观而专门设计。桥梁钗并不局限于金银，琉璃等材质也有发现。
无论是上图的“北周铺造”、“王乍工夫”，还是一些因年代久远而无法清晰辨认的文字，我们总能在宋代首饰上看到一些小字。这些小字或位于钗脚，或位于钗首。有的代表铺号，有的另加刻日期等。可见宋代首饰已多具商品属性，是社会经济繁荣与充满活力的一个体现。
幽兰居士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开篇序中写道：
“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琦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北宋之繁华可见一斑。
至于南宋，《梦梁录》中也有描述：
“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钗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最是官巷花作，所聚奇异飞鸾走凤，七宝珠翠，首饰花朵，冠梳及锦绣罗帛，销金衣裙，描画领抹，及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
服装首饰在这一时期的商品化与市场化是前所未有的，华服金冠虽不是生活必需品，但往往于此处更能感受到社会繁荣、工艺制作水准的发达与多样化追求的装饰审美趋势。宋代人口较之汉唐，已从5000万、6000万发展至突破1亿，金银产量更较唐代增加甚多（《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中漆侠先生已做过具体分析，在此仅引数据为证）。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更加细化。这一时期，私家制作和买卖金银器具的作坊行铺多而广泛，并有意识地在自己出售的商品上打上铺号（品牌），所制作产品若能成为「时样」，则能广受追捧，行销多地，而制作金银器的手工匠人们，有些甚至可以到各地去为人专门制作、加工，方式十分灵活多样。
一枝看似简单的宋式桥梁钗，将我们带回千年之前的大宋。且不论大宋国运到底是“积贫积弱”还是“空前繁荣”，宋人风雅的品味与审美无疑越来越多地为今人所倾慕神往。彼时，后世首饰上镶嵌大颗彩色宝石还未形成风气，宋女子们偏爱衣着花罗，追逐着各式「时样」，或戴“金花”或插“银叶”，又或“荔枝、瓜瓞、蝴蝶、鸳鸯”，恰如金交椅山宋墓的女主人，在日常生活中品味着生活美学与时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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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吕海萍 《东阳金交椅山宋墓出土文物》《东方博物》（39）
2. 刁文伟 翁雪花 《江苏江阴长泾镇宋墓》《文物》2004（08）
3. 扬之水 《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卷一 故宫出版社
4. 镇江博物馆 《镇江出土金银器》 文物出版社
5. （宋）孟元老撰 伊永文笺注 《东京梦华录笺注》 中华书局
6. 漆侠 《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 经济日报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