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从1828 年开始构思到1861 年最终完成, 历时30 余年, 这在雨果的小说创作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其间雨果经历其在盖纳西岛的流亡生涯。作者原打算写一个释放的苦役犯受圣徒式的主教感化而弃恶从善的故事, 后来在流亡期间, 雨果对自我和社会作了重新的审视和反思, 对其小说原名为《苦难》的手稿作了重大的修改, 最后定名为《悲惨世界》。“整部作品焕然一新, 似乎随同作者接受了洗礼, 换了个灵魂。这是悲惨世界熔炼出来的灵魂, 它无所不在, 绝不代表哪个阶层、哪些党派, 也不代表哪部分人, 而是以天公地道、人性良心的名义, 反对世间一切扭曲和剖割人的生存的东西, 不管是多么神圣的、多么合法的东西。”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雨果, 他理解甚至支持革命, 但他最终推崇的是人道主义。他把人道主义置于革命之上, 认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 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话其实不错, 革命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雨果对人类的生存状况和命运进行的是全方位的思考。

        雨果对笔下的冉阿让从人到恶魔, 从恶魔到天使的转变过程的描绘, 表达了他对善良人性的深切期盼和对社会进步的热切关怀。作者坚信善良总会战胜邪恶, 光明一定战胜黑暗。人心:光明与黑暗雨果在作品中指出:“天生的万物中, 放出最大光明的是人心;不幸的是, 制造最深黑暗的也是人心。”“悲惨世界”何以如此悲惨? 在雨果看来, 皆源于社会的“制造最深黑暗的人心” ;如何拯救这个“悲惨世界” , 靠的则是“放出最大光明”的人心。作为浪漫主义旗手的雨果, 小说创作对于他来说, 重要的不是如何编写故事, 而是如何深入挖掘人的心灵。而作品本身, 也是作家用自己的灵魂和心灵浇灌出来的。在他眼中, 人的心灵才是最值得关注的。他说:“世间有一种比海洋更大的景象, 那便是天空;还有一种比天空更大的景象, 那便是内心的活动。”

        冉阿让前半生的悲惨遭遇, 正是来自社会的“制造最深黑暗的人心” 造成的。作者并未意识到冉阿让从善良本分的树枝修剪工变成仇视人类的苦役犯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他把“悲惨世界”的根源归于死板教条的法律和扭曲人性的社会习俗。所谓“习俗” , 指的是社会普遍存在的愚昧、偏见、歧视等恶习。它们不是统治阶级所特有,而是更多地来自愚昧无知的下层阶级。冉阿让出狱之初, 辱骂驱赶他的、把他逼得走投无路的正是那些客栈伙计、马车夫和庄稼汉;而当他露宿街头, 过来问寒问暖给他钱并指引他去敲主教家的门的, 却是一个侯爵夫人。小说的另一个主要人物芳汀, 正是由于社会的偏见, 不得不把孩子寄养在一个毫无人性的客栈老板家;也由于私生孩子的秘密给发现, 她从一个勤劳的女工沦落为街头妓女。作者沉痛地控诉:“社会造成了一个娼妓!”至于对珂赛特残忍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德纳第夫妇, 作为小说的丑陋人性的样板, 也不过是朝不保夕的小客栈老板, 后来一家沦落巴黎陋巷行乞偷窃。根源于不良人性的社会陋习是作者最关注的社会问题, 他借卞福汝主教的口说:“永远不要害怕盗贼和杀人犯。那是身外的危险。我们应当害怕自己。偏见就是恶贼, 恶习就是杀人犯。重大的危险都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危害我们脑袋和钱袋的人何足介意? 我们只须想到危害灵魂的东西就得了。”

        作者认为, 当务之急是清除陋习, 改善人性。什么是改善人性的有效手段? 最令作者深恶痛绝的是法律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 作者否定“法律” , 并不表示像有些评论认为的小说批判的矛头直指资产阶级法律。作者笔下的法律, 并非阶级的法律, 而是他在小说中多次提及的“人类的法律” ;所谓法律的惩罚, 就是他推崇的人道力量、道德感化的对立面。作者认为, 法律的刑罚是僵化死板、不近人情、违反人性的。“法律的条文是死板的。在我们的文明里, 有许多令人心寒的时刻, 们的文明里, 有许多令人心寒的时刻, 那就是刑法令人陷入绝境的时刻。一个有思想的生物被迫离开人类, 遭到了无可挽救的遗弃, 那是何等悲惨的日子!”作者还认为, 法律的刑罚于人性的改善不仅无济于事, 反而适得其反, 而且是极不人道的。“那种刑罚的最不人道, 也就是说, 最足以戕贼人的智慧的地方, 就是它特别能使人经过一种慢性的毒害逐渐化为野兽, 有时还化为猛兽。冉阿让屡次执拗不变地图谋越狱, 已足够证明法律在人心上所起的那种特殊作用。”

        那么, 什么是改善人性的有效手段? 答案是道德的感化和知识的教育。在雨果看来, 仁爱可以改变人的灵魂, 仁爱可以创造奇迹。教育可以驱逐人心的黑暗和社会的愚昧。作者借小说中的一个国民公会代表的口说:“人类有一个暴君, 那就是蒙昧。我表决了这个暴君的末日。王权就是从那暴君产生的, 王权是一种伪造的权利, 只有知识才是真正的权力。人类只应受知识的统治。”小说的主人公正是在卞福汝主教大人的感化教育下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雨果呼吁政府当局:“对无知识的人, 你们应当尽你们所能的多多教给他们;社会的罪在于不办义务教育;它负有制造黑暗的责任。当一个人的心中充满黑暗, 罪恶便在那里滋长起来。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 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 “社会必须正视这些事, 因为这些事是它自己制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