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你比年轻时更美，那时你是年轻的女人，与你那时的面容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
——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
杜拉斯是一名严肃文学的作家，她的大部分作品像是海中的孤岛，抽象生僻的词语和复杂的叙事方法使得读者往往难以寻得靠近的方法。但这本《情人》却属于例外，在其获得1984的龚古尔文学奖之前，就已经发行了近100万册。在非畅销书的领域里，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数字，称之为现象级的作品也毫不为过。而杜拉斯在中国的闻名，无疑是得益于王小波先生的推崇。杜拉斯和她的情人不只一次地出现在小波的文章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小波奇特的文学风格也有师承自杜拉斯的痕迹。
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文青还是伪文青几乎都能对篇头那段文字倒背如流。叶芝在他的诗中也曾描绘过如出一辙的“当你老了”的情话，十几年前更是有两个清华的学生据此写下了风靡一时的歌曲。能够经得住岁月摧残的爱情，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对象。
遗憾的是，《情人》所孕育的爱情，胎相却是丑陋，结局更是半途难产而终。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越南西贡，一个15岁的殖民地白人少女与一名三十多岁的中国男子发生了不该发生的爱情。这段感情在所有人的心知肚明下默默死于各自残酷而沉重的家庭、阶级矛盾当中。一切像是理所当然地发生着，那爱情惊世骇俗但却并不轰轰烈烈，两具瘦弱的躯体在矛盾与痛苦中挣扎却不抗争，所有伟大爱情该有的样子在这里却荡然无存。
杜拉斯惜字如金，这部短短十几万的小说里，真正关于情人的描写却是少的可怜。在这部少有人看得懂的意识流小说里，多少人看似笃定但实际懵懂地认为，这便是那不朽的爱情了。
事实上，大部分读者对意识流小说存在着许多理解和认知上的误解。没有一篇伟大的意识流作品是作者内心汪洋肆意的结果，看似杂乱的叙事其实是用心良苦的精细雕琢。若非对文字极其强大的控制力，没有人可以用干枯的词语表达出如此磅礴而复杂的情感。
杜拉斯大部分的笔墨用于叙述少女那贫穷、萧条甚至病态的原生家庭给她带来的阴影，兄长和母亲在少女的内心里都是要被杀掉的对象。一个被生活压抑地难以透气的殖民者白人少女，在西贡那块异乡的土地里，与中国人的爱情也许是那时她在这个世界的唯一出口。在十五岁半遇到那个男人之前，少女一直潜于水下五十米的压迫感里，而这种压迫在她坐上中国人的黑色轿车后有了一口气的舒缓。彼时，依然水深火热的她却在短暂的欢愉中抛掉了烦恼。
白人女孩与中国男人的爱情是病态的，当你已经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爱的是一个人时，这时的爱情多半已是物化的。
王小波在他的《黄金时代》里写到王二与陈清扬“墩革命友谊”时，我们一度难以分辨那到底是两个人的自然吸引，还是时代压抑下的激情宣泄。爱情并非都是现世安稳岁月静好，当你在现实世界中已然无法发现半点温存之时，此时能够抓住的那根稻草也是爱情，我们称之为物化的爱情。大学操场上牵手的甜蜜情侣是爱情，七天酒店里横卧的偷情男女搞不好也是爱情。那人曾是你世界的出口，即使历经时间沧桑，又怎么在意那面容的摧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