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是我们高中毕业后的第一年，也是我们走向社会的起点，72年12月份毕业，原本历年是暑期毕业，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伟大号召，小初高由六三三变成五二二，毕业赶在了寒假年底。73年过了春节，毫无选择的无条件的回乡参加农业劳动，由学生变成一个十足的社员，每天早上天刚亮生产队里就敲铧子上班了，想多睡一会儿都不行，心里这个委屈呀，内心深处闪出一种潜意思:这辈子绝不能这样下去，但眼下还是要服从命运的安排。
田间地头歇气儿的时候，大部分男女社员都习惯的卷上颗烟叼在嘴上打扑克，看着他们冒烟咕咚，大声喊话的氛围，内心充满一种鄙视，遂和几个不安于现状的女同伴坐在一边畅谈各自理想，虽然生在农村，却根本没想“扎根农村闹革命”。
这年6月份，姐姐来信说没人看孩子，我便决定去给姐帮忙，其实也是为躲避农业劳动，爸妈也同意了，为了出门，特意装扮一下自己，买了两块布料，妈妈裁剪出来，我自己用缝纫机做了一套衣裤，第一次给自己买了一双塑料底的拉带鞋（原来都是自己做鞋），人生第一次远行两千多里到西北的黄土地，草原的钢城——包头。妈妈恋恋不舍的送我到齐市的列车上，看车窗外的妈妈在哭，顿时我的内心才想起这是第一次要远离妈妈，眼泪止不住了。泪眼向妈妈招手告别。
车行23个小时到北京换车，一路上带着对亲人惜别之情久久不能平静，还有对未来城市新生活的憧憬，行车途中，隔了四五排座有个男生站起来和我搭话，又像是隔空喊话，“你是不是高二一班的，我是高一的姓尼，”“是啊，你这是去哪呢？”“我去秦皇岛”“哦，我去包头…”。接下去就没有了下言。其实我对他没啥印象的，也正是我的性格所致，对与己无关的人和事完全无所用心。其实当人在他乡能遇到一个校友应该有一种“万里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其实不然。
到了北京，按照妈的嘱托顺便到北京的二姨家串门，按照通信地址乘三轮摩托找到了二姨家，地处天安门的西北方向不足一里地，走进门牌号，一个古老的四合院映在眼前（现早已动迁），二姨长得跟妈妈相似，有妈的味道，对我很热情，在姨家我还第一次吃到炒菜花，却不知道是什么菜，二姨的厨艺很好，又给我包韭菜饺子，让表哥带我去王府井玩，按妈的嘱咐给自己买了第一件花色的确良上衣和一斤织围脖的毛线，第二天上午逛了四分之一的故宫，在天安门前留个影，又登上去包的西行列车。
車行至八达岭，车窗外时而出现万里长城断断续续映进眼帘；在长城脚下，青山环抱的青龙桥车站旁，有一尊詹天佑的铜像，作为京张铁路穿行于多重隧道的铁路缔造者，他眺望远方，深邃的目光仿佛穿透了百年沧桑…。不能不说，詹天佑是我们国家的英雄和功臣，当时中国铁路尚没有一条是国人独立建造的干线，外国人冷眼关注下，他用“人”字形铁路首次运用在我国干线铁路上，将原本需要开挖1800多米的八达岭隧道缩短为1091米，这就是詹天佑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的卓越贡献。
行程17个小时到了包头。这一路没吃没喝也没离开座位，爸妈给带的十斤全国粮票一点都没用，也许是第一次自己出远门有点上火吧。姐不知道我去，那时写封信还要一周才能收到，所以没人接站，自己扛着行囊边走边打听找到姐姐家，家里还有姐的几个学生（姐是青山区二机厂子弟三中的班任老师）周末来老师家玩，姐看我来了当然很高兴，又很突然，就是看我的装束有点逊色，本来我穿着自己做的花格衣服和灰裤子觉得挺好，到那里就莫名的有点不顺眼了，爸爸用麻绳给我拴着两个提包，我前后搭着肩就进院了，姐姐刚开始还以为乡下卖东西的，她学生说:刘老师，你看谁来了。这才认出是我。紧忙问我吃饭没有，一阵寒暄，她的学生们识趣地陆续地向老师告别。我到那之后第二天，姐姐就去到邻居家结算了两个孩子每个月15块钱的看护费。
小外甥女刚五个月，大一点的外甥四岁，自己起个名叫大宝，姐姐教我做馒头做菜，带孩子也是力所能及的，比干农活清闲多了。书架上有四册《战地新歌》，还有长篇小说《艳阳天》等文革时期盛行的作品，当时收音机里经常播放一些盛行的红色歌曲，还有刘兰芳播讲的评书《渔岛怒潮》、《桐柏英雄》，百听不厌。这也是那时候唯一的精神娱乐生活方式，偶尔也会想家。
包头是内蒙古一座工业城市，有两家兵工厂，一机厂制造坦克，二机厂制造大炮，还有一个钢厂。所以这座城市也叫“包钢”，坐落在祖国西北部大青山脚下，遥望北边连绵起伏的大青山总是被青气笼罩，据传说此山脉有一种神秘感，看着挺近，走起来一直感觉挺远，一旦走进去多数人就可能被迷路走不出来。姐家就地处本市的青山区，东边是黄河，所以叫东河区，是包头最古老的城区。南边是昆都仑河，是最后开发的也叫昆区。城区建筑有鹿的雕塑很壮观，所以包头也叫“鹿城”。
秋天到了，这里的气候和东北差不多，也许是因为地球纬度相近的缘故吧，秋高气爽的，我经常骑车到郊外已经秋收完的田野里捡菜，其实主要是体验一下塞外风光，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远看是一派黄土沙漠地带，近看黄沙土地上种植着各种蔬菜，土豆长的很小（比鸡蛋大），茄子是绿色圆形的。还有黄土造就的宛如断壁残墙沟沟壑壑；那时候大街上偶尔还会出现骆驼拉的大板车，赶车的老板是包头此地人，肚子带个红色的兜兜就像小孩子带的那样，穿着白色便服敞个怀，头上扎个白毛巾，一副典型的西北农家汉子形象（就像唱歌的阿宝），赶车的口语和北方话“驾喔吁”不同，他管前进叫“嘚”，骆驼们昂着头不紧不慢的啪嗒啪嗒的向前走着。
那里不愧为是一座钢城，就连街上卖的食品名称都带有金属味道，玉米面的面条叫“钢丝面”，粗粮细作的饼叫“弹簧饼”，叫我看就是我们北方做的圆形“锅出溜”，还有“铁塔馒头”，白面叫“九零粉”（说是一百斤麦子出90斤面粉），那时候没有精粉。但是要比现在的面粉好吃，营养丰富。
姐姐对我很好，直性子，心直口快，为人热情，和我的性格不一样，街上流行什么衣服就给我买，经常带我出去看电影和观看各种演出。就有一次好像姐夫说了什么话我不高兴了，倔脾气上来了，不说话不吃饭把姐姐给气哭了，说我“不说话，一说话能把人顶到南墙上”，那时的我还是很不懂事，现在很怀念姐。生前和我有说不完的话，每次给我写信都用七八篇稿纸，而且反面正面都写满，看一封她的信相当于看一篇中篇小说，现在好了，知心姐姐已不在服务区了。
那时候 姐和姐夫都是二级工的工资，每月40几块，多少年都不涨工资，虽然挣得不多，但是大家的收入没有太大悬殊，我最羡慕的是他们同一个家属院的李家姑娘，在厂里挣计件工资，每月80多，我心想自己这辈子能当个工人就好了。姐夫就在二机厂上班，热处理车间主任，全厂大约两千多人，有一次我去了他们车间，出来时正赶上下班时间，电铃一响，全场员工清一色的人手一辆自行车，如同潮水一样涌出厂区大门，大家骑着自行车几乎人挨着人地流向街道，我也骑着自行车随同拥挤的人流走向大街，那时的中国真不愧是自行车的王国。没有摩托车，更没有私家汽车。住的是平房区家属院，烧的是煤，拉着风箱，姐姐会过日子，每天在下班路上边走边捡一些干树枝做烧饭的引柴，但是那时的民众却很知足，有一种安居乐业的幸福感。
在包头住了一年半，75年秋回家，妈妈看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你不想家么？妈这一年多就想你想得呀…。听到妈妈这句话，我才意识到“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回家后又回到了“原单位”——生我养我的家乡小山村，重新投入到农业战线，投入到当时的农业学大寨，兴修梯田的浪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