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鹤《我感到了真正的危机，中国要建一道防火墙》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一篇好文章，确实让人回味良久。
刘鹤，中国经济的高参。对这个瘦瘦的领导，因为近年来经济的大幅调整，很多经济体表现出很不适应，从而剑指刘鹤。老领导在微信圈里推荐了这篇写于2008年的文章，至今读起来仍然不觉过时，对理解当下的经济现象启发很多。陡然对刘鹤顿生敬意！他的看法和见解我完全赞同。如果我们对今天的经济金融政策不理解的话，说明自己的认知有局限。
文章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和六个成功因子的分析是非常精辟的。其中一些话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理性思考和高度概括，时至今日依然光彩熠熠。如：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机时指出“受重大历史影响，对传统思想观念批判和要求变化的强烈社会共识逐步形成，这使得发动改革的新思想获得了光电一般的传播速度。伟大的历史人物出现，正确的重大决策使得思想解放成为发展的实践”，确确实实应了“没有危机就没有变革”的哲语。文章进而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大部分崛起的国家一样，中国经历了危机催生复兴的历史过程”。
谈到坚定不移对外开放时说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这句话在今天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中国发起的“围堵”严峻形势下，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我同意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讲到的，中国应对美国等围堵，依然要坚定走开放的路子。
谈到坚定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文章指出“改革最为核心的变化是承认物质利益追求和保护合法的经济利益”。“中国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非常务实，因为两者最终都是为发展服务的”。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的独特道路，就是不照抄西方东方任何方，依据发展的现实需求，把政府的导向作用和市场的基础作用发挥好。今天，面对巨大的危机与挑战，依然要坚持发挥好市场的效率，更要用好政府的调控和导向作用。刘鹤说得好,“政治和经济从来没法分开，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作为市场的主体，无论实业还是金融，都要牢记“国之大者”，紧扣国家战略和中央调控政策来制定企业的策略，坚定市场化改革方向。
谈到地方的比较优势，有一句话深度认同，也为欠发达地区提气，就是文章中说到的“比较优势从来都是一个动态现象，发展初期的不利条件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会逐步变成新的比较优势，这是快速发展大国中比较普遍的区域发展现象。如果相对落后地区找到了适合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商业模式和具备融入市场体系能力的话，这些地区就开始进入经济快速增长的轨道”。
对文化的重视，在经济学家中鲜有人在。刘鹤在这篇文章中鲜明地指出，在经济发展中“文化底蕴发挥着逐步加大的支撑作用”。他说，“经济增长表面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劳动、技术和地理优势，但是最终起作用的是文化和习惯的遗传。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在改革开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传统和中庸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在中国不同地区成功的背后，通常的解释变量离不开资本形成、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或政府政策、技术创新或生产组织创新、重大的外部机会等经典因素，但如果追根问底，为什么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发生了如此这般的变化时，解释变量往往要回到历史文化因素中去寻觅”。这也提示，在组织经济运行、建设项目和进行革新时，一定要对地域文化、人群文化等进行高度关注。
在谈到未来趋势时，13年前刘鹤的判断在今天依然让人十分感慨。他说到，“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将会面临哪些主要的机会和挑战”，“和早期发达国家不同，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复合型而不是线性的，随着时间推移，挑战不会简单化而是更加复杂，但机会将伴随挑战同时出现”，“世界经济生产要素的长期供求格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依赖于少数大国最终市场的亚洲模式受到挑战”，“自由贸易体制在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已经残缺不全”。历史已经对他的判断做了回答。
谈到虚拟经济，他预判，“发达国家虚拟经济的发展，使投机式的发展模式和急功近利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升级，全球金融体系变得十分脆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结构加快升级的国家不断面临金融危机的挑战”。今天，我们已经受到虚拟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伤害，最近国家对美团进行了制裁，联想撤下科创板的上市。
关于中国的外向经济模式，他预判，“从长期供给条件来看，过度外向和重化工化的发展模式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石油和部分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进口是长期现象，水和土地已经成为最稀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而拐点出现得过早”，特别是水和土地已经成为最稀缺的自然资源的警示，今天还有人没有足够的认识。
他对城市化的定义，让我们在今天压缩房地产经济时，也要有更为清醒的认识，当然房地产不是城市化的全部。他说，“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这四个趋势中，城市化是最核心也是最复杂的命题。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市场化的平台和国际化的舞台”。
对于今天要加强“共同富裕”的治理新政，刘鹤在这篇文章中很重视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对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和政治经济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他讲到，“经济增长、合理分配和可持续性是发展概念的基本内涵。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则是高层面的终极目标”，“忽视教育是造成中等收入者比重低的根本原因”，“改变落后的习惯，加强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是减少贫困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根本出路”，“人力资本是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最后，他总结指出，在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形势下，中国的确要建立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墙，这就是真正扩大内需，稳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加强教育，推动城市化的有序发展，使中国成为市场规模巨大的创新型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