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交流共情的具体方式和过程是：仔细倾听，几乎以悠闲的方式对待咨询谈话，不刻意把对话引向任何目标，特别注意避免得出结论，让想法和词句自然从心里浮现出来。

在我看来，典型的后现代取向的心理咨询除了“焦点治疗”和“叙事疗法”外，还有今晨要谈的“合作模式”。它具体又分三类：合作语言系统模式、注重反思过程的合作模式和关注行动的合作模式。这些名字都是翻译过来的，生硬得很，但是能够看出来三者对（咨询师与求助者）合作的强调都各有侧重，对我本人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

我从合作语言系统模式中学会了在与求助者交流时一定要处于“不知道的位置”（position of not-knowing），始终把求助者当作独一无二的存在，而同样独一无二的我真的是对其一无所知。由此诞生的提问，不是为了得到某种答案或印证是对还是错，而是为了求助者对话空间的拓展，或使得对话能够得以维持。于是，在咨询过程中，我经常以无知却好奇的学生身份问求助者一些看似很傻的问题，以利用其“好为人师”的人性弱点，通过他的回答（而非回答了什么）来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当然，我采用的都是一次只问一个问题，而且还确保这是一个求助者有兴趣并能回答得了的问题。反过来，每当求助者在问我时，我则常常以“不知道”或沉默回应，继而以反问的方式再把问题推回去：“您说呢？”

注重反思过程的模式教会了我在咨询开始时就直接提出两个问题：您希望怎样利用这次咨询机会？是哪些因素让您走进了咨询室？第一个问题是为了解求助者对咨询的希望，让其愿望成为咨询对话的一部分，使咨询成为真正的对话，改变现代咨询由咨询师引导谈话的方式。同时，也让咨询师不再固着于咨询前的计划安排，保持开放的态度，加入与求助者的对话中。显然，这样的提问可以创造一种更为平等的咨询关系。第二个问题是为了了解与这次咨询相关的情况，比如是谁最先要求咨询的、在来咨询前都发生了什么、最希望谈什么等等。这可以让谈话集中在求助者最愿意谈的事情上，说出自己最愿说的。

特别想分享的是我从关注行动的合作模式中所学到的那个叫“交流共情”的概念。它与罗杰斯所倡导的共情不一样，认为罗杰斯所言的共情，依据的是个人的感受，把共情视为保证咨询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咨询师应具备的个人品质。就像荣格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扩展到了“集体无意识”一样，关注行动的合作模式也进一步延伸了罗杰斯的共情概念，把它运用到人际交往的过程中。这样，共情不是咨询师个人的内在品质，而是咨询师与求助者在咨询过程中的相互交流状态，同时涉及咨询师和求助者。为了与罗杰斯的共情区别，创立者在“共情”前加了个字母“t”，从而将empathy变成了tempathy，意指交流共情（traveling empathy），并希望借助这个新概念，突出共情是一种整体的、人际的交流状态，远远超出个人理性层面上的理解。而且，这一合作模式指出，产生交流共情的具体方式和过程是：仔细倾听，几乎以悠闲的方式对待咨询谈话，不刻意把对话引向任何目标，特别注意避免得出结论，让想法和词句自然从心里浮现出来等。

以上是我从三种合作模式中撷取了一点所做的分享，以期管中窥豹。在对后现代合作模式进一步了解后便不难发现，尽管三者在理论框架、策略、方法和技巧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但，都强调咨询师与求助者的合作，都关注咨询过程中的共同构建，注重咨询师与求助者的积极参与，而且在理念、策略、方法和技巧上相互影响，相互借鉴，说到底：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