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除交涉使臣出洋以外，一些普通官员也开始涉足海外。
1879年底，时任道员的王之春赴日游历一月，作《谈瀛录》三卷。次年，江西省吉安府莲花厅同知李筱圃赴日观光。两人赴日，表面上似乎并未带有明确的政治任务，但随着国际局势的紧张，时人已察觉到日本的潜在威胁：“防俄必先防日……顾欲防日而不先悉其形势要害、风俗美恶、政治得失，则无由攻瑕击隙，以制其死命。而又虑临之以师旅则易启事端，重之以使节则反遭猜忌也。思期得一不动声色，直探巢穴，密访周览，洞悉虏情于胸臆者，久之难其选，王爵堂观察闻命奋袂请行。”王爵堂观察即王之春。李筱圃对东京博物院故意陈列中国鸦片烟具与旧式兵器，刻意贬低中国的做法极为“愤懑”，认为日本“居心已显然可见”，不值得与其谈论邦交之事。
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推进，“师夷长技”的思想与实践得以发展。为进一步认识西方世界，拓展官员视野，有人提出派官员专门考察游历的主张。1884年，御史谢祖源上折建议，为训练洋务人才，改变士大夫“限于方域、囿于见闻”的状况，可令出使大臣带翰詹部属出洋游历。此建议得到清廷认可，但由于当时官员多视海外为畏途，故具体实施一直拖到1887年，经光绪帝严旨催促，六部方开始陆续保荐本部官员。6月12日至13日，总理衙门通过考试，共选拔出傅云龙等12名游历官员。根据总理衙门拟定的《出洋游历章程》，游历人员“应将各处地形之要隘、防守之大势，以及远近里数、风俗政治、水师炮台、制造厂局、火轮舟车、水雷炮弹详细记载，以备考查”，并要留意“各国语言文字、天文算学、化学重学光学及一切测量之学、格致之学”等，将所写手册录交总理衙门“以备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