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叫老班
老班，只是他的外号，实名叫梁延强，一九七四年我们一起下乡插队到涑河公社大岭大队，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情同手足的兄弟。
陆续回城参加工作后，当年在乡下我们同宿舍的知青战友情深意长，常常在周末聚在一起，弄些猪头肉、花生米之类菜肴，喝点小酒，谈天说地，甚为惬意。一天，我们“知青五魁”又相聚在一起，大家习惯了用在家里兄弟姊妹排行相称的小名，平日里也就呼三道四。建新是家中的老大，个头也高，我们都叫他“大刘”，自然居头位，可他的年龄却最小。我与大石和保华三人按小名排列，正好是三、四、五，这样就缺少了一个老二。梁延强有个妹妹，家中也是老大，按理讲他年龄比建新大，应该排在前面。可多年来我们叫大刘已习惯了，习惯成自然，大刘这个老大就不能憾动了。兄弟五个缺少一个老二岂能称“五魁”？为了队伍建设，保华便做起了梁延强的思想工作：从老二这个地位的重要性谈起，到该位置要承担联络兄弟人重大责任等等，苦口婆心，煞费苦心。我们几人也在一旁推波助澜，劝说小梁当老二固然委屈了一点，但无论如何就算“忍辱负重”，也要接下重任。这样，在大伙的一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感化下，攻心战术取得圆满成功，梁延强虽然心存不甘，还是接受了老二这个光荣称号。至此，兄弟五个有了虽然算不上名正言顺，但也顺理成章的排号。
老班， 这个外号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他的本意是想给老五起的。八十年代初，当时上映了一部国产反特故事片《猎字99》，电影里面有个伪装成送牛奶的国民党特务，企图刺探国家机密。此人姓班，长得面貌黝黑。他说那人穿着雨衣的背影像老五；老五说那人不穿雨衣也像老二。就这样俩人辩来辩去，论证不休。旁观的哥几个心里都明白，嗑嗑巴巴的老二哪会是能说善辩老五的对手！果不其然，一会儿的功夫，老二便败下阵来，结果是自酿苦果——自己被打成了老班。
我与老班同岁，因为比他早吃了几个月的奶，当了哥。尽管他是老二，我是老三。
老班个头不高，但矬实。身上的汗毛黑密，肤色也黑，深凹的一对眼睛嵌在包大人似的脸上，让人惧色。还是个嗑巴，说句完整的话很费劲，不如唱利索，但为人却直来直去，实在得很。
那是乡下时，有一天傍晚，我们饭后正一起闲聊，村支书来到知青组，大家让出一个板凳，支书坐下后喊：“小梁，快去村东六队的场院看看“二十八”在家吧！” 梁延强得令，急忙而去。不一会儿便满头大汗地跑回来说：“我问、问了，没、没有叫二十……八的。”大家先是一愣，而后哄然大笑起来。我们都知道“二十八”指的是村里那台大马力拖拉机，是村里有急事时支书用的专车，小梁竟然忙中出错当成了找人，他就是这样一个憨直愣愣的人。
当时我们八个男生住在一处桶子屋，年龄都差不多，彼此很容易熟悉。下乡的日子是隆冬，天寒地冻，无事可干，早晨大家都赖床不起。老班的床铺和茂财的对着，恰巧两个人都是放屁虫。一天早上醒来，俩人躺在被窝里打赌，比谁放的屁多，赢家得一包“大前门”烟。于是乎两个人乒乓噗哧地干上了，一点也不压于两门迫击炮。大约有一袋烟的功夫，茂财败下阵来，俩人一算，茂才竟然输了三十七个！赢家美恣恣的直蹬被窝。
那天早晨我们起得比往日都快，也早。
下乡的日子虽然清苦，但也不乏苦中作乐。
夏天的傍晚，收工回到知青大院，简单一洗，各自打上饭菜，男女围坐在伙房前的青石条边，一边吃饭一边说着看到的新鲜事儿。
这时的小梁插不上言。体格健壮的他力气大，是生产队里的壮劳力，每天推着三四百斤的独轮车往地里送肥，因而饭量特别大。人又馋，一对饿狼般的眼腈便盯上了女生碗里的肉片。只见他叭叽着嘴，底下嘭嘭几声炸响，女生放下碗筷捂着嘴便跑，小梁便从容不迫地把几只碗中的肉片，挑到自己的碗里。要知道那时一个月难得吃回肉。几番过后，再故技重演时就不灵了，大家都不再上他的当了，只是捂着碗哈哈大笑而矣。
第二年初夏，我们告别了四处漏风潲雨的茅舍搬进了新屋，我、老五和小梁同住一宿舍。老五年长我一岁，长得浓眉大眼，肤色白的像大家闺秀。因为喜欢看书的缘故，我俩颇为投机。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到村外走走，海阔天空地漫谈，互相交流交流思想，也说梦，谈理想。这时的小梁会往往远远地跟在后面，如同一个称职的保镖，警惕地注视着四周，好像随时都会扑向来侵之敌。
这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我在睡梦中被他俩惊醒，两人似乎在商量着逮什么东西。我眼神不好，天生胆小，便假寐。听见他们敞开屋门，不一会儿从院里把一只小动物赶进屋内。关好门，老五把我叫醒，说是逮了只兔子。我起身一看，小梁咧着大嘴，手里正提着一只四爪乱蹬的肥硕兔子，足有四五斤重，三人击掌同庆。大喜所望之余，又犯了愁：这是像一只家兔，公开吃是万万不行的，一是怕兔子的主人找，再者知青组人多肉少；又不心甘情愿地交出去。于是三人密谋，先藏起来喂几天，有人找就还，没有找的再说。几天后，没动静。我们把村里一个要好的外号叫“老单”的春才喊来，让他把兔子拿到外村的集市上偷偷地卖了，买回些猪头肉和鱼罐头，记得还买了两瓶沂河白干。晚饭时我们留了两碗大锅菜，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观察到其他人都睡了，小梁把春才叫来，没敢开电灯，掩耳盗铃地点了盏煤油灯，我们四个人闷声地大吃二喝，欢天喜地地过了一回嘴瘾。
几年后，知青招工，我们陆陆续续地返城，有了各自的工作单位，再后来各自成家。但我们仍然常常相聚在一起，从未忘却当年知青生活结下的、亲密无间的、兄弟般的情谊。
记得有一年临近春节，大约是腊月二十八的中午时分，梁延强的媳妇眼角挂着泪珠来到我家。“这大过年的又出何事？”我急忙让她坐下，细问因由，听来好笑。
梁夫人说来话长，原来在这年春天，下来黄鲫子鱼季节里，一天中午小梁去市场买回一袋鱼，吩咐她晚饭煎黄鲫子鱼吃。下班后，小梁兴高采烈地回家，想着妥妥地享受一顿美味大餐 。刚拐进胡同，便闻到四处飘散的鱼香，心中不由大喜。推开院门 ，只见炉上的油锅滋滋作响，香气扑鼻而来。兴致勃勃地奔到锅跟一看，梁延强的心一下凉到脚底，锅内乱成一团，竟然连一条完整的鱼儿都没有！本应是一条条黄橙橙冒油的小鱼儿，变成了一锅渣豆腐。勃然大怒的小梁，端起油锅连锅带鱼甩向门外，自己愤然下了馆子，自此不再给老婆说半句话！一地油汪汪的碎鱼，不一会儿便招来一群不捉老鼠的黑猫白猫，很快竟把锅也舔得干干净净。老二这一憋就是大半年的时间。转眼就要过年了，俩口子互相之间有话不说，这年怎么过？！
我劝说弟妹回家，晚饭多炒些菜等着，我约哥几个前去召开批斗会——愤怒声讨老二的恶劣行径。下午，我联系了其他几位兄弟，简述小梁所犯的错误，约定下班后都去梁家。掌灯时分，我们兄弟四人先后到齐，梁家已备好六个菜肴，加上我们带的熟食，甚是丰盛。杯中斟满兰陵大曲，我把小梁媳妇叫来坐下，问向小梁：“这个年打算怎么过？”在哥几个的怒视下，小梁服软说：“俺一、一家子上老人那里过年。” 在欢笑声中，俩口子和解如初；在玩笑中，我们兄弟把本来的一次批斗会，换成一个提前拜年的欢快夜晚。
二0一五年，临近春节，梁延强不幸病逝。他的离世，让我们失去了一位耿直忠厚的好兄弟，也使得我们“知青五魁”痛失曾带给我们无数欢声笑语的老二。
每当我回忆起知青岁月，就会想起梁延强和他的外号——老班，就会感到心痛。
老班，梁延强——我的好兄弟，我很怀念你。
。 作于二0一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改于二0二二年深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