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回家，必去拜访二爷爷。我故乡的村子叫孙贾城，实际上无孙亦无贾，我们一姓倒占了十之九。据说，我村族人都是从20里外的村子迁来的一支族人繁衍起来的，彼此都能论上辈份。二爷爷与我家已出“五服”，比我父亲高一辈，所以我要管他叫二爷爷。悲催的是，他的儿子比我小10多岁，还在襁褓之中时，我就要管他叫小叔叔！
闲话休提。二爷爷和我是“忘年交”，他和我父亲是一辈人，俩人一个直脾气，一个脾气直，聊不两句就面红耳赤，跟我却能谈得来，所以我们一老一小颇为投机。随着我慢慢长大，尤其来到繁华都市，数十年也可谓阅人无数，越来越觉得，在村里显得“两样”（家乡话，即“个色”“不合群”之意）的二爷爷，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属于“稀有物种”。他那种坚持老理儿、拒不退后的人生态度，在世风时雨的洗炼中，越来越有味道。
（一）饱受争议的人
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实用主义，在对待老理儿上尤其如此，平常怎样怎样，遇到特殊情况就变卦了，而且振振有辞，也能说出一套道理来。这叫脑子灵光、聪明。但是，总有一些人偏不认同、学不会这种灵光。可以用来形容这种人的“荣誉称号”特别多，如死脑筋、直肠子、短根筋、榆木疙瘩、认死理儿，乃至死驴蹄子不分芽等，用数字王国成员作比就是“二”。二爷爷就是这样的人，可真没浪费这个“二”！
在村里，二爷爷为下了善良、仗义、忠厚、勤恳的好名声，但也落下了犟孙（对极犟者的恨称）、单纯、圣人（受不得委屈）、认死理的坏名声。在农村数千年受压制而有些势利的氛围中，二爷爷这种人往往出力不落好。
比如，二爷爷家境在村里属于中等偏点下，但有谁要借钱到他的头上，除非与他有深仇大恨，他肯定借，但是人家还钱往往最后才还他的。遇到有人需要帮助，没人爱管的时候，他肯定仗义出手，但事过之后，有人并不承他的情，遇到事上反而可能比别人更凉薄。谁家盖房子，需要人手垒砖上梁搭把手时，无论多忙，他一定带上工具上门，那时候不时兴给报酬，但是请酒吃饭时，他往往是最后一个。因此之故，二爷爷胸中往往有一股子闷气、怨气，容易着急。尽管这样，下次人家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仍然不计前嫌，克服困难，仗义出手。因此，在村里人眼中，他不像那些“精细人”一样小肚鸡肠、睚眦必报，不像平常人那样恩怨分明、斤斤计较，反而不正常，显得“两样”，不合群。也亏得二奶奶人极其敦厚，事事都让着他、向着他，家里倒也和睦。
我母亲千里迢迢，因为月老不可思议的想象与伟力，从识书达礼之家，奔着父亲一笔好字，跨越千里关山，嫁到这个世代务农、并无半分诗书气息的家庭。人生地不熟，父亲又在外工作，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着实得了二爷爷一家太多无私的帮助。父母都是知恩图报的人，母亲回千里之外的老家探亲，捎回点心，总想着给二爷爷家一份；当时过年家家都时兴请客，把族里的老人、帮过自家的人请来，拿出珍贵的酒、肉、菜，招待一顿，我家请客，年年少不了二爷爷。于是两家人逐渐走得近了起来。
（二）忠厚与“痴”
家乡把过于忠厚的人叫“痴”。痴者，病于知，不知变通之道也。二爷爷性情极为忠诚憨厚，确实达到了痴的程度，令人扼腕感叹。
割麦
农村收割麦子又叫“夏忙”。一到这个时节，整个村子仿佛进入了紧张炽烈的战斗状态。整个期间满打满算10天，但要看太阳他老人家的心情。实际上急雨是经常的事，也是农民最害怕的。所以，家家户户全体动员，在外上学的、上班的、做生意的，通通召集回来，一边超高速度割麦，一边看着天揪心，惟恐哪片云彩不给脸下点雨，一年就白忙活了，所以又叫“抢麦”。割完麦子，要抓紧运到麦场，急急忙忙地晒干、脱粒、装袋，农民们才能喘口气，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抢麦时期，家家不遗余力，亲兄弟也是各忙各的，谁家不得吃饭啊！
我家麦收一直是个大难关，父亲是手术科医生，全县一号麻醉师，休息时也要听班，参加麦收最多也是一、两天。金黄熟透的麦子铺展在地里，耽误一天，就可能碰上雨水，而叔叔们家里地都多，自家麦子还割不过来，只能过来帮把手而已。这时，母亲最是心急如焚、左右为难。每年都是二爷爷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全家上阵，先把我家的麦子全部收割完毕，找同村一位村民用驴车拉到麦场，再去割自家的麦子。
割过麦子，就没有吃不了的苦。抢麦是最苦的农活，上有三伏天大日头如烤似炙，下有麦叶拉皮、麦芒如刺，不小心锋利的镰刀还会割伤手脚，眼巴巴看着满目黄澄澄望不到头的麦陇，让人满心绝望，每年都有人连热带累晕倒在地里。
每年二爷爷一家都特别累、特别苦，二爷爷的女儿在我家地里中了暑，累得直哭，还是坚持收完麦子。我长这么大，吃的馒头里，渗透着父母亲尤其是二爷爷一家人滚烫的忠厚之心和苦涩的汗水。
撂猪粪
撂猪粪，听上去很脏，却家家必做。小时候，农户家家养猪，猪粪累积，中间不断填土，渐成一池，就需要将其挖出。这是春季肥田的主要肥料。
猪的肠道不如人类长，食物消化不彻底，所以猪粪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难闻，但也绝对不好闻。但气味并不是挖掘猪粪的最大问题。考察前人之所以用“撂”这个字，确是深知这项艰苦劳作的三昧。猪粪池低于地面，人要穿上水靴跳下去干。因池中有拌有大量黄土，所以比较坚硬，且有粘性，铁锹铲下复掘出，殊为不易。最难的是，铲下后紧接着腰部带动，从腿脚到臂膀同时发力，咳哟作声，方能将其撂上地面。地面上有人用独轮车，一次又一次地运到门外不远处，堆成长方体，等待春季运到田里。数百上千次这样的撂的动作，腰臂往往累到酸痛难耐。我的叔叔和二爷爷都帮过我家，父亲干的就很少，因为他是知识分子，一周回家一次，兼且“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干完活胳膊就废了，估计回到医院都干不了活了。
那时候帮忙不讲代价，最多千方百计地留人家吃一餐饭，往往是半天忙活完，人家自己家里还有活计，摆摆手就回家了。帮忙次数多了，也就是逢年过节摆席时叫上，敬个酒，一次性地道个谢而已。因此论实惠，这样的忙基本算白帮，属于完全奉献。二爷爷与我家非亲非故，这样不计利益的帮忙，不是憨厚（用时下的观点看是否痴、憨？）到一定程度，是不可想像的。
醉酒
母亲千里至此，需人帮忙之处甚多，加之热情好客，每年春节都要摆上几桌，感谢多次帮过自家的村干部和乡里乡亲。母亲做饭极好吃，远近闻名，在贫乏年代，总能把简单的块肉菜蔬烹调得色香味俱佳。
二爷爷是我家春节酒席必请之客。春节聚餐，来的都是左邻右舍，劳累一年，辞旧迎新，谈天说地，心情畅快，酒席桌上人声鼎沸。我在各房间窜来窜去，吃几口大人夹给的好肉好菜，听几耳朵似懂非懂的内政外交、家长里短。当时听大人说“大包干”，还以为是爷爷喝的老白干酒，上中学后才明白，那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俗称而已。母亲为人公道持重，尽管来自他乡，但素有声望，所以来我家吃饭的人也都比较文明，鲜有划拳行令、持酒相灌的，也极少有大醉而归的。在我家酒席上喝醉的，记忆中只有二爷爷一个。
二爷爷酒量不大，在街坊中排行倒数第二。倒数第一是我父亲，号称“碗底倒”，喝盖住碗底的酒都会醉，后来经过30年酒精锻炼，终于将酒量练到了2两38度白酒，之后便再无寸进。二爷爷性情质朴热烈，好与人争论，一喝酒更加兴奋，声透前屋后院，过来帮忙的大娘、婶婶们听了，都抿嘴笑个不停。刚直憨厚的人往往经不起劝酒，几乎来者不拒，尽管过节聚会主要是聊天，但搁不住量浅，三杯两盏便已过度，再喝就是醉了。有一年可能喝得急了，二爷爷醉得厉害，坐不住席了，被大家扶到另一个房间躺着。
村里爱喝酒的人多，醉酒的样子也千奇百怪，有的骂人，有的打架，记得有个人一喝醉，就顺着村中心大街一边蹦跳一边唱戏，孩子们跟在后面大笑大嚷，比放鞭炮还高兴。二爷爷醉后既不吐也不闹，就那样躺着。这是惟一的一次，他突然大哭起来。可把我吓坏了。那个年代，农村男人普遍性格刚强粗糙，砍头不过碗大的疤，耻于流泪，认为流泪是女人的专利。二爷爷又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个倔汉子怎么哭了？！酒席早已散了，二奶奶听说后来看自己的丈夫，一看醉成这样，这位心地极为善良、心肠极为柔软的女人，叹着气责备了几句，用衣襟悄悄擦了擦自己的眼睛。
不知道为什么，二爷爷的哭和二奶奶擦眼，这两个动作给了童年的我极大冲击。一个是巨大反常，一个是极度细腻，都是我未曾经历的。当时的我不能理解这个汉子的内心块垒，需要经历过一定人事后才能体会。
（三）拒不变通与“死硬派”
二爷爷讲话不太利索，一着急就急巴，一个字得重复三四遍，比如，你你你你说能这样嘛！是是是不是！他爱说理儿，爱较真，三里五乡出名，经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是“他们行，我不干”。意思是，他们心眼活，不讲道理、不守规矩也行，但我不行，因为那样就不成活了。
当村里收各种费用不合理了，他顶头而出，不管村长、村委书记，也不管爷爷辈还是老爷爷辈，非要理论出个公道。当兄弟在赡养父母上做得不对，他横眉而向，非得扳过人家的筋儿来。当别人一次次辜负了他的善良，再次需要他的帮助时，他依然不拗不过“乐于助人”的古训，拒不听从好心人“这种人不能帮，省得以后难受”的规劝，又一次带着工具、一身正气地出手了。
二爷爷的这个劲儿，放到现在可谓深得“二”的精髓。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一位古人曾经这么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核心意思似乎也是“我不干”，但似乎大家都认为那是“大丈夫”。不管怎么样，二爷爷在拒不变通上的确达到不分对象、死硬到底了。
二爷爷爱憎特别分明，虽然不富不贵，但村里他看不上的人不在少数。说到看不上的人了，一歪脖子甩一句：“气！他啊！”一票否决，那是道德上的宣判，或是不诚，或是不孝，或是不公，等等。在他心中，挣大钱、当大官，均不足以成为他佩服的理由。他只佩服一种人，就是有德性的人和老实人。父亲属于老实人、大好人，二爷爷很喜欢，但是两人都是直性子，几句话不过就能争起来。我人小特喜欢和二爷爷说话，二爷爷也不讨厌我，大概因为小屁孩没有什么所谓的德性吧。
身为草民，二爷爷喜欢谈国家大事、时事政治。我稍大以后，大年初一晚上没有特别的祭祀仪式，便到二爷爷家，我喝葡萄酒（实际就是甜水，那时也是稀罕的），他喝白酒，二奶奶弄两盘子肉，几个菜，天南海北地聊起来。他的家人往往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也不插话。他特别痛恨贪污腐败，一聊起来，就唾沫星子乱飞，从百姓生计到国民经济，头头是道，一幅民间高人、洞察世务的认真样子。有一次，我有些戏谑地问他，如果你当了县长，你贪不？他张口结舌了半天，少见地皱巴起黑黝黝的脸，半是真诚半是戏谑地说，人家贪，咱也贪！我没大没小地用手指点着他，两人一起大笑起来。无庸讳言，二爷爷的这种观念在当是并不少见。一老一小，一个是拒不变通的死硬派，一个是心地纯净的少年派，笑声里包含着对人性微微的失望，包含着对中国治理长久之道的未知与期盼。
二爷爷喜欢鼓捣，笃信靠自己吃饭的信条，种庄稼、栽果树、烤大棚，他一样没落下。上一样新项目，就从学技术、搞投入，到抓管理、跑销路，辛辛苦苦，夙兴夜寐，黑发熬成了白发，又变得稀稀落落。家里翻新了房子，儿子娶了媳妇、生了孩子，几个女儿体面出嫁。儿女们品行端正，都很争气，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二爷爷和二奶奶没有负担了，虽然还是手里没有多少钱，但现在种一个是一个、挣一分是一分，原来削瘦的人变成福态的老头儿。一生劳作，赚下个好身体，有点小病小灾，就到县城找我父亲看看，两个老头凑到一块说一气。我们家人说起来，都说二爷爷好人有好报，一辈子终于熬出了头。
13余年前，劳累一生、未及享福的母亲过早离世。在在母亲生前，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这样的话，你二爷爷是个好人，帮了我们很多，一定要记得人家。所以，每年春节回老家，我都会去看一眼这位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人。每次到他家，照例会有一阵狗吠响起，二爷爷吆喝着在狗吠声中走出来。他矍铄依旧，惟耳朵有点儿背，性格稍微平和了一点，但基本没什么变化。一番攀谈和挽留未果后，又站在门口远远地望着我离开。
这个形象常常浮现在独在异乡的我的脑海，常常刺激我思考，不要失去忠诚公道、自尊自立的本色，要警惕那些不忠不孝、不清不白的事物，一辈子做个好人，即便为此受些委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