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于岷峨天府之国，青山绿水、人杰地灵，天赋一腔豪迈之气、进取之心。再经儒学熏陶，成就一个抱负非凡、才气纵横的士大夫。其胸襟浩荡、正气凛然的人格精神，如夜空之明星绽放光芒。
人类社会从不自由到自由，必须依靠这些正直而勇敢的星辰，逐渐点亮万古之长夜，推动文明的进程。自由与专制、理想与现实、优雅与世俗，注定矛盾重重，苏轼一生，几与祸患相终始，其故即在于此。
苏轼生于北宋文化巅峰时代，故能以生长于西南偏僻之地的一个草野青年，一入京朝，立即崭露头角。但北宋文化虽高，政治却低。苏轼从政以来，与当权人物无一不发生冲突。王荆公、司马温公皆君子也，并未予以排斥。然刘挚、章惇等小人，则给予致命围剿。苏轼的伟大，在于他有与权力社会对立的勇气与决心，一则得之于知识力量的支持，二则出于“虽千万人，吾往矣！”那份天赋的豪气。这两种气质合起来，造成他“薄富贵、藐生死”的大丈夫气慨。
苏轼之气，乃胸中自有一股蓬勃之气，能够役使笔力，尽抒心意。有曰：“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又曰：“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映生。”云之行，水之流，皆是气势之动，动止皆由于气。
苏轼逝后将七十年，宋孝宗好其文而追慕其人，赠太师，勅曰：“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御制《苏文忠公集》序并赞，解释“气”和“节”的关联，则曰：“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之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盖存之于身谓之气，见之于事谓之节。节也，气也，合而言之道也。”凡此之论，皆言气之为用。而苏轼自论气之本体，认是形象之外，非力而致，超乎生死的一种永恒的力量。他说：“是气也，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苏轼因为自信，“生有自来，逝有所为”。所以面临天人生死之际，能说：“生无恶，死不坠！”又深信躯体虽亡，但“不待生而存。”的这腔浩然之气永远不死。所以他对维琳长老说：“死生亦细故尔。”气不恃力而行，当维琳劝他临终莫忘西方，钱世雄劝他“至此更须着力”。他便回答：“着力即差。”苏轼生平虽好佛学，但仅用以疏解一时之心理痛苦而已，临命却不苟求“外力”。当钱世雄问他：“端明平生学佛，此日如何？”苏轼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此语亦不受。”维琳和钱世雄都不足以知苏轼。其实，他于病危答维琳谒中，已笑鸠摩罗什妄想以西域神咒的法力来挽救生命之举为“浪出”，焉肯自于弥留之际，妄起“往西方”之念，而抛却儒家的本分“刚大之气，至死不衰！”
苏轼一生荣辱得失的苦难中自寻种种纾解之法，庄子之《齐物论》、佛教的禅宗皆有益。不论如何困苦，他都热爱生命，对于服药求仙、歌咏爱情、友谊、佳肴、美酒、欣赏书画艺术之余，更以最大的热忱，尚友陶潜。要以回归自然，做他最后的归宿。苏轼是一个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他的文章中，充满种种超脱的譬喻、机智的嘲讽。千年以来人们从那些讽喻之中仍可领略他的热情，欣赏他的正直。
古来诗人，被称为仙者，仅李白与苏轼二人。诗仙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坡仙苏轼“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李白是“仙而人者”，以其恣纵不羁之才，生此庸懦鄙俗之世，不为世容。苏轼则是“人而仙者”，他和常人一样有做人的烦恼和痛苦，但他有几分飘忽的仙气，从而超越凡俗，终获解脱。
李白天马行空，如在天之龙，不食人间烟火。
苏轼脚踏芒鞋，似身边师友，可与同悲共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