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下半夜十一点。
烧烤店老板戴着狗皮帽子，初夏二十九度，一部脱离时代感的小说。
朋友要了两个串儿、两个板筋和二十八个外腰。我想，这够流鼻血用的了，而且我刚从北方来，还穿着毛裤。
酒也不能再喝，地上躺着的三十一个啤酒瓶说明了一切。是我喝了十六瓶他喝了十五瓶，抑或他喝了十六瓶我喝了十五瓶，这已不在重要的范畴，重要的是我不能再喝了。
这二十八个外腰你拿回去吃吧，你老婆应该用得着。我说。
说完，我掏钱包去结账。
外腰一个三十六元，老板说，串儿和板筋我白送了，加上啤酒再免你三块，你给我1160。
我每次出差都带四千，公司月底给我报六千，1160，既小于六千也小于四千，所以我觉得没有超支。
老板一张张验抄。大家对现实的死人惊恐万分，对纸币上的死人过度认真，人世间最大的现实莫过于此。
朋友提着腰子走了。我问老板，附近有卖奶油蛋糕的吗?
他指着巷子深处，说，过了厕所，那个蛋糕店二十四小时都开着。
我走向巷子深处。一路是黑暗的幽怨。
蛋糕店有各色奶油蛋糕，店主是个二十来岁的美少女。我点了一块原色奶油蛋糕，坐到角落里的招待桌边吃了起来。在流淌帕卡贝尔《卡农》的蛋糕店里，我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吃到半饱，我对那个姑娘说，你有沒有觉得，1160块钱，三十一瓶啤酒，二十八个腰子，白送的串儿，现在的音乐和我口里的奶油蛋糕，就是一个人大部分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