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博物馆所收藏的清宫旧藏一一北宋卤簿钟，几十年来，有很多专家学者在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其中著名的研究结论：卤簿钟上的城门图案，是北宋皇城正门宣德门。
傅熹年先生所著《中国古代建筑十论》中的《宋赵佶〈瑞鹤图〉和它所表现的北宋汴梁宮城正门宣德门》（论文完成于1984年）。傅先生根据辽宁博物馆所藏宋徽宗赵佶画的《瑞鹤图》和北宋卤簿铜钟上城楼形象，考证钟上城门就是北宋皇城宣德门。
傅先生作为中科院院士、国内古建筑泰斗，其扎实的学术功底、严谨的考证值得学习与崇敬，我等后辈终尽一生也难望其项背。
然而，卤簿钟门楼的“宣德门说”，却是我多年的困惑。
当我仔细研究辽博的“卤簿钟，细读《宋史》及更多的相关文献时，我对此结论的疑问就越深。
卤簿钟上的“城门”实另有所指。
卤簿钟上的门楼不是宣德门
谁敢将一国之门弄错？
傅先生对卤簿钟上宣德门的认定，是从宋徽宗赵佶《瑞鹤图》开始的，《瑞鹤图》作于政和二（1112）年。
在这幅画上，徽宗用他潇洒而又纤柔的“廋金体”，题写序言和诗。
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忽有祥云拂欝（yù）低映端门。众皆仰而视之。倏有群鹤。飞鸣于空中。仍有二鹤对止于鸱尾之端⋯⋯感兹祥瑞，故作诗以纪其实。
30岁的徽宗皇帝，在当年正月十六挥毫工笔纪实，明确画的为“端门”。
皇宫正门谓端门，边门为掖门。大宋国之正门为宣德门。
宋人《雍录·卷二》说：“凡宫之正门皆可名端门。（汉）文帝初入未央宫，有谒者持㦸端门。师古曰：殿之正门也。⋯⋯正门之旁乃为掖门，虽殿门外他出之门皆可名为掖门也。”
傅先生认为，《瑞鹤图》所表现的宣德门的形象虽屋顶以下未表现，但现有形制与辽博卤簿钟上基本一致。
《瑞鹤图》所画主建筑是庑殿式屋顶，五脊四坡，前后两坡相交处为正脊，左右两坡有四条垂脊。四个面都是曲面，又称四阿顶。为屋顶最高等级。
上面这个，便是宗徽宗在《瑞鹤图》中画的宣德门两侧的朵楼。此朵楼为单檐歇山顶，因为是主门的陪衬，这种屋顶级别低于主门。
上图便是傅先生认定的“宣德门朵楼，与宋徽宗画得屋顶制式完全不同。
观察卤簿钟上的“城门”，与《瑞鹤图》有两点不同：1）两边朵楼的屋顶是单檐庑殿顶，而《瑞鹤图》中的朵楼为单檐歇山顶；2）在两左右两个阙形楼，为“三出阙”，是阙制的顶级规格。而《瑞鹤图》中并没有画出来。
尽管卤簿钟与《瑞鹤图》两图“朵楼”形制有异，傅熹年先生仍确定：卤簿钟上的门楼，为宣德门无疑。
傅先生得此结论的似乎有个假设：卤簿钟错了。
宣德门是北宋皇宫正门，宋之大典、大赦均在此门。时逢大节，皇上都要亲临此门，这是北宋国门。
政和八年（1118），宣德门曾由三开门改为五开门。但未见改制朵楼的记载。
宣和二年，上元节，宋徽宗召群臣到宣德门观灯，王安中在此列并奉命赋诗。
斗城云接始青天，汴水浮春放洛川。
缯巘千峰延壁月，珠帘十里晃灯莲。
五门端阙初元夕，万历宣和第二年。
圣世亲逢叨四近，颁觞连日缀群贤。
这首诗第三联句：“五门端阙与宣和第二年”。此年是1120年，宣德门早改五开门了。
在皇帝心中，宣德门地位从未变过。
如此一国之门，大宋象征，制卤簿钟的人吃多少个豹子胆也不敢弄错的！
同时，傅先生还忽略了卤簿钟上此门楼图案至关重要的几点：1）门楼处是卤簿钟唯一一处祥云缭绕处；2）此门楼是被大树掩映的；3）有些树是长在傳先生认为的城门两边朵楼的前面。
屋顶的疑问且不说，光后面这几项可都太奇怪了！
若假此门是“宣德门”。门两边的朵楼是与城门同在东西轴线上，朵楼是建在城墙上的，难道，这树长在城墙上？城墙前？
这两棵树呈明显对衬布置，位置是特意为之。再看城门下两边的树，也是同样树种有意对衬布置。
整个卤簿钟唯一一处六棵大树的地方，在祥云的笼罩下，怎么看都像个院落。
为什么说这像个四方形的院子，而不是缩小版的皇城宣德门呢？
北宋皇城正面宣德门两侧是有左掖门与右掖门的。皇城六门，其正面三门，宣德门居中。仅有正门，那掖门何在？明显不是缩小版的皇城！
宣德门里面是大内深宫。此门直对着大庆殿，皇帝天天都在那儿办公、这么多大树，藏了刺客那还了得？
当然，皇宫最关键的是合礼制，办公区有树，可能不合礼制风水。
宣徳门外不能有大树吗？还真不能有。宣德门是大宋的政治中心，门前面是世界著名的广场。
国家仪仗大典，大赦天下，圣上观灯看焰与民同乐，都在宣德门上，徽宗没事还爱独自登楼。这里有大树是不可能的！
蔡京的儿子蔡绦，写过一本《铁围山丛谈》笔记，就写了个当朝故事。
宣和六年春正月上元节，徽宗带后宫登宣德门那是要“帘幕重密”，不让下百百姓知道。“是日，上偶独在西观上，宦官左右皆不从”，没想到下面有人指楼上出言不逊。
事大了，严刑拷打直至打死骂人者，也没查出什么来。
为皇帝的安全，不可能容许有安全隐患。
其实，之所以让这里祥云飘飘，绿树掩映就是要告诉：这里不是宣德门！
那这个气派而招摇的场所是哪儿呢？
卤簿钟上为何有个神秘院落？
不是宣德门更合理
大专家的结论在先，一般人都不再深究。
曾经在辽宁省博物馆工作过的学者王明琦，在《卤簿钟的年代研究》（载《辽海文物考辨》，辽宁大学出版社）说，“若按卤簿钟饰纹中所表现的中心，皇宫大内的宣德门，当是作为北宋王朝的象征”。
他根据宣德楼于政和八年由三门改开五门，设想卤簿钟铸于政和八年后并挂于宣德楼。
主楼与《瑞鹤图》所画一致，又同为五门，换了谁都会确信卤簿钟上的“门楼”就是宣德门。
但是，人们偏偏忽略了卤簿钟上这个“门楼”种大树的细节。
在皇宫大内除了后宫花园，能够允许种植高大乔木的殿堂，是什么样的地方呢？
只有一个地方一一明堂。明堂是古代建筑中礼仪规制最高（不是最大）的建筑。是用来祭祀上帝(天）的地方。
按照古制，明堂是要植树木的。
十七岁便登基的赵佶，是一个复古控，恢复合古制的明堂，是他的梦想。
崇宁元年，赵佶就想建明堂。丞相蔡京推荐了一直研究明堂的库部员外郎姚舜仁，他给徽宗献了《明堂图议》。
但是，在徽宗决定建时，天现慧星，此事只好作罢。
政和五年（1115），徽宗下决心建明堂。他下诏公示自己对上帝与祖先的尊崇。“命蔡京为明堂使，开局兴工，日役万人。”
他亲自为明堂选址、定尺寸，并为此动迁了大内秘书省机关。
蔡京的儿子蔡攸，与父亲一起帮徽宗实现梦想。在一次他向皇帝汇报工作时，奏疏写：“明堂五门，诸廊结瓦，古无制度，汉、唐或盖以茅，或盖以瓦，或以木为瓦，以夹紵漆之。今酌古之制，适今之宜，盖以素瓦，而用琉璃缘里及顶盖鸱尾缀饰⋯⋯堂阶为三级，级崇三尺，共为一筵。庭树松、梓、桧。”
这个明堂实际是个大院落，墙四面都有门，每个大门都是五个门，各个连接的长廊古制是不用瓦的，汉唐两代有用草的，也有用木瓦，蔡学士用无釉的瓦，以合古风。
他特别强调：院子里种松、梓和桧树。松桧都是常绿乔木，而大叶的梓木，民间有连理树之称。
种这个梓树，真体现了宋人之雅。
《诗·小雅》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为何对这两种树如此恭敬？因为这两树为“父之所树。”
桑梓是故乡，因为父辈种的树在。同时，梓宫在汉代就指皇帝的棺木。
《晋书·帝纪第一》“及魏武（曹操）薨于洛阳，朝野危惧。帝纲纪丧事，内外肃然。乃奉梓宫还邺。”
明堂有上天和祖先牌位在，种这种梓树特别贴切。
细看卤簿钟上的“院门”图，其中高高的乔木，就像冠为塔形的松桧。而，那种大叶，两两相生的树，正是梓。
赵佶建的明堂院落中，主建筑上圜象天，下方法地，五室象征五行，主供昊天上帝配祀他父亲，并在此发布重大政令。
《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五，记载了设计师姚舜仁的建明堂奏疏。
外辟四门，以示明四目、达四聪之义。四面各为五门，以应五行，皆法《礼记》明堂位之文。
院子四面都设门，每门开五门，这都是古制。
卤簿钟的设计者在钟上门楼安排大树，一是这是明堂的特色，二是在建筑物间加树可增强纵深感。
这纵深感在告诉人们：所谓的“朵楼”与主门楼不在一个轴线上！
钟上门楼两边今天普遍认为的“朵楼”，不过是明堂东西两个大门，根本不是朵楼。
其实，这也是傳熹年先生当年的疑问：为何《瑞鹤图》中宣德门两朵楼是歇山顶，而卤簿钟上是庑殿顶？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元佚名 《宦迹图》 卷，画出了宋·宣德门。主门两侧朵楼是标准的歇山顶。
烘托主建筑的朵楼，制式比庑殿顶低。徽宗的画是合制的。但是，卤簿钟上那两个所谓的“朵楼”，与主门同是两个门，就不一样了！
卤簿钟是徽宗朝重器，设计方案是要反复论证的，一向矝雅的宋人不会犯弄错主副制式的低级错误。如此国之大事，弄错了也是决不允许的！
那么，明堂的四面的大门长什么样子呢？是庑殿顶吗？
宋初聂崇义是个礼学大师，少学《三礼》并著有《三礼图集注》。看看这本书中对明堂大门的设计图。
聂崇义的明堂大门是以古制为蓝本，其设计图与卤簿钟上“院门”同为庑殿顶，鸱尾装饰，楼下门的造型也极为相似。
作为祭天的场所，换言之老天爷待的地方，明堂享最高建筑等级，其正门一定会采用庑殿顶、“三出阙”，来体现至高无上。
《宋史·志八十七·乐九》记录一首宋初时，真宗皇帝写的国祀歌词：“峨峨双阙，济济明堂。诸侯执帛，天后当阳。⋯⋯”
宋初没有建正式的明堂，多利用一些大殿（如大庆殿）临时改建。但是，既便这样，也会建起峨峨双阙。这就是宋人。
在卤簿钟上的“门楼”前，我们还能清楚看到两个独立的阙亭。
宋末·陈元靓《事林广记·京阙之图》是研究北宋皇宫最重要的图像文献，此图右下面角便是的方框便是明堂，可清楚看到门前两个阙亭。
今天虽看不到宋明堂建筑原图，但是其门必然是庑殿顶、三出阙这样的最高礼制，五门、双亭外加高大乔木，常年香烟缭绕，这不就是卤簿钟上的“门楼”形象吗！？
卤簿钟到底是干什么的？
对此钟的研究还不够
赵佶这个皇帝当得，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本来，皇位是他白捡来的。他是继承了哥哥哲宗之位（儿子夭折），而弟弟中他也不是年龄最大的。
非嫡非长继承了大统，曾遭到了一些辅政大臣的强烈反对。
这或使作为艺术家的他，内心深处对“天意”极为敏感，也过分关注。
五代时齐梁间有位礼学大师何胤，他曾言国之法统三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铸九鼎，三者欲树双阙。”
正郊丘是正礼乐，古天子祭天地郊丘；九鼎为国之象；树阙亦是立王权。
赵佶登基后建成按古礼制基本就干了这三件事。而明堂称得上他最大的贡献之一。
宋前几千年历史，除上古夏商周三代，一国内按古制建成明堂的，在历史记载中，宋徽宗徽是第三个。
这是他的“不朽”。不是帝王不愿得到上天眷顾，而多是不会建。弄不好，反受责罚。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明堂属祀中之重。可礼崩乐坏，没一定的魄力和胆量，这事都不敢想。
必须一提的是，徽宗一上台，就盯上了礼乐改制。从大观元年（1107）开始，赵佶大到礼制原则，小至仪物规制，所有细节他都事必躬亲。他以手书“御笔手诏”形式批示礼乐奏章，形成了《政和仪》《御笔手诏》等一批礼乐制度文本。
赵佶还亲自撰写了《御制冠礼》（十卷）。大观四年，完成《大观新编礼书》，包括《吉礼》以及《祭服制度》等内容。《大观新编礼书》成书呈徽宗审定后，又经过议礼局多次的讨论，最后确定徽宗作序的《政和五礼新仪》。
此文本包括明堂祭祀等一系列卤簿礼仪。1117年明堂建成，1119年，徽宗又颁布了明堂礼仪轨制1206册。
辽博卤簿钟也是这次乐礼改制中示上苍告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此钟上门楼图为宣徳门说法，只能铸就政和八年之后。
可实际上，从政和七年始，徽宗便减少了在宣德门外的卤簿仪式。
《宋史·礼四》载：政和七年明堂建成，徽宗发诏：“今明堂肇建，宜于大庆殿奏请致斋，于文德殿礼成受贺。宿斋奏严，本以警备。仁宗诏明堂直（对）端门，故斋夕权罢。今明堂在寝东南，不与端门直，将来宗祀，大庆殿斋宿，皇城外不设卤簿仪仗，其警场请列于大庆殿门之外。”
这就是说，政和七年后，宣徳门外不搞卤簿仪仗，设警戒也只在大庆殿外。宣徳门是政和八年改开五门（也是想合五行）的。
圣上这么定了调子，宫中哪个不知趣的家伙敢顶烟上？你还相信卤簿钟上的门楼是宣徳门吗？
笃信道教的宋徽宗在他在位的二十几年中，时时祈天求福，弘扬正统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他铸九鼎、建明堂、改制礼乐等等一切，都在向人们昭示法理正统。
《资治通鉴长编拾䃼·卷二十五》记录赵佶为铸国之九鼎，亲手写的文章《御制九鼎记》。
（朕）以崇宁四年乙酉三月戊戌朔二十有一日戊午，即国之南铸之。中曰帝鼐，后改为龙鼎，金二十有二万斤。熔冶之夕，中夜起视，炎光烛天，一铸而就。上则日月星辰云物，中则宗庙朝廷臣民，下则山川原隰坟衍，承以神人，盘以蛟龙，饰以黄金，覆以重屋。既而群鹤来仪，翔舞其上，甘露感于重屋之下，不迁之器，万世永固。
这个铸鼎的高人叫魏汉津，也是丞相蔡京推荐的。魏道士给皇帝铸的鼎上有四个层次的图案：日月星辰；宗庙臣民；山川原野；最下面是神人蛟龙。
这与辽博现藏的卤簿大钟是何其相似。特别是最下面那两层，如出一辙。
这个道士明确告诉徽宗：等我忙活完了九鼎就铸大钟。
《宋史·乐三》：（崇宁）三年（1104）正月，汉津言曰：先铸九鼎，次铸帝坐大钟，次铸四韵清声钟，次铸二十四气钟，然后均弦裁管，为一代之乐制。
辽博卤簿大钟虽不是魏汉津道士的杰作。但热衷于铸鼎造钟的徽宗，无疑将卤簿钟当作正郊丘的功徳榜和纪念碑。
政和七年，徽宗又铸九鼎。洪迈在《容斋三笔·卷十三》记载了此事。
七年，又铸神霄九鼎，一曰太极飞云洞刼之鼎，二曰苍壶祀天贮醇之鼎，三曰山岳五神之鼎⋯⋯明年鼎成，置于上清宝籙宫神霄殿，遂为十八鼎。继又诏罢九鼎新名，悉复其旧。
热衷道教，热衷铸钟鼎这或许是赵佶的信仰。但何偿不是他对苍天与世俗昭告！
大钟作为宫廷礼仪和祭祀大礼的遗物，卤簿钟也充满了浓浓的道家之气。
乞求上苍，保江山永固，凭这个重器怕是远远实现不了。
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政和七年之后不过十年，金人的铁蹄踏中原，破汴京，虏二帝。
此钟更同宫中编钟、仪仗、卤簿一道北掠而去，历尽难言的沧桑。
今天，当我们再面对当年这个不迁国器时，这个被掠的大钟能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会不会像当年空慕中原文化的金人一样心虚？
往事越千年，默然于她祀祷的江山人物的大钟，让今人感到那么陌生。
卤簿大钟的密码，今天并没有破解。
参考书目：
傳熹年：《中国古建筑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王明琦：《辽海文物考辩》 辽宁大学出版社
《宋史》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梁书》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长编拾䃼》中华书局。
张劲：《两宋开封临安皇城宫苑研究》齐鲁书社。
伊沛霞：《宋徽宗》广西师大出版社。
《全宋文》《三礼图集注》《事林广记》《铁围山丛谈》《文献通考》《容斋随笔》等均中华书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