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11月来到这个世界，也在11月离开。周六，是他离开的第12年。再过几天，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8年。
他离开这个世界后，在商业和媒体的圈子，不时听到有些人提起德鲁克这个名字。德鲁克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然而，最反映他人生转变和思想根基的著述却一直默默无闻。
德鲁克在8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领着参加音乐晚会，德鲁克的祖母曾经是维也纳爱乐的钢琴独奏家，这样的家庭，似乎并不需要信仰上的支持。事实上，德鲁克一家是路德宗的基督徒。但像很多近代以来的欧洲人家一样，这信仰基本只是形式上的。德鲁克后来回忆，除了“圣诞节的一棵树和复活节的巴赫清歌剧”，就不剩什么了。
18岁那年，德鲁克厌倦了维也纳的学校生活，去德国汉堡的一家棉纺织外贸公司做了学徒。然而抄写发票的枯燥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乐趣，他真正的收获是在工作之余。他每周都去听歌剧，那一段的生活让他开始思考如何避免度过乏味的一生。他惊讶于自己耳朵听到的充满活力的《法斯塔夫》旋律竟然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在80岁的作品。
到了1949年，德鲁克写了一篇跟他终生的专业看来很不相关的文章（最初写于1933年）。然而正是这一篇却最可能表达了德鲁克管理思想的根基。他给文章起名叫做 “不时髦的克尔凯郭尔”。
几十年后，德鲁克将其列为《生态愿景》的最后一章，加上了一个大题目，“为何（只关注）社会是不够的”。德鲁克说，这篇文章源自他的绝望，他写作的目的，是为自己确立希望。他在晚年回顾，自己能在年轻时遇上克尔凯郭尔对他的帮助，看起来是“偶然，却更是创造主对他的眷顾”。
德鲁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他早已被公认为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他在2005年11月11号离世［他的夫人多瑞丝（Doris Drucker，1911－2014）于2014年10月1日去世］，世界各地的人们仍在学习他的思想，无论政界、商界，还是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人士。
德鲁克指出，有效的管理者具有不同的类型，缺少有效性的管理者也同样有不同类型。因此，有效的管理者与无效的管理者之间，在类型方面、性格方面及才智方面，是很难加以区别的。有效性是一种后天的习惯，既然是一种习惯，便可以学会，而且必须靠学习才能获得。
作为"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的思想几乎涉及了管理学的方方面面，现在我们熟知的许多管理理论的概念都是他最先提出来的，如营销、目标管理和知识工作者等。菲利浦·科特勒说:"如果人们说我是营销管理之父，那么德鲁克就是营销管理的祖父。"德鲁克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管理学者，实际上他和管理的学院派一直格格不入。他在谈到自己的职业时说:"写作是我的职业，咨询是我的实验室。"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了管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诸多范畴，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宽广的视野和恒久的穿透力。
德鲁克对中国发展也是深远的，他提出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并懂得如何管理，知道如何去领导企业并促进它的发展，也知道如何去激励员工和让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当中。使他们能与世界顶级强手竞争，显然是中国最需要的，也是中国社会与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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