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国历史之四十八：唐朝篇七
史思明与安禄山的异同，安史究竟如何改变唐朝命运？
和运超
史思明的前半生没有汉名，在安禄山手下当大将，思明二字是唐玄宗李隆基所赐。很多人都认为史思明是突厥后裔，他的史姓是所谓阿史那姓氏的简称，并没有多少依据。笔者还是认为，以史思明与安禄山等人背景，他同样是来自西北塞外昭武九姓中的史国。
假如史思明是来自突厥姓氏，都知道唐代这方面的人不少，如阿史那思摩、阿史那社尔是贞观时期非常有名的，包括安禄山军中阿史那承庆……那么请注意：真正阿史那姓氏的人往往没有几个会在史书中另外改称汉姓史某某的，为什么单单要认为史思明的史姓是阿史那所改的简称？实在匪夷所思。
唐代由阿史那改为史姓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会有特别说明，目前所知，貌似跟从李渊太原起兵的勋臣史大奈一家就是。其余唐代史书的史姓除了确定是汉人外，大多都可以说是西北昭武史姓后裔，基本都有渊源背景。
之所以一些人误认为史思明会是突厥后裔，主要源自史国这一九姓在史书的记载可能不算突出，都不在《新唐书》所开列的昭武九姓名单中，几乎被人忽略。史国又叫竭石国，梵语称羯霜那国，梵语名出自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所记，说风俗与康国所在的飒秣建一般无二，位于今天撒马尔罕以南，据说史国本就是康国的王室庶族出身。所以，史思明出身史国后裔，与安禄山等人有比较亲密的渊源，然后在营州从军结识是没问题的。
安禄山虽然善于笼络，但军中族别亲疏观念还是很浓厚。昭武九姓在中原的发展都带着南北朝隋唐时的门阀习气，加上部族利益色彩，安禄山在这方面是很突出的。史书出于这种背景，刻意记载他和哥舒翰因部族出身发生争执的例子。安禄山原本也希望拉拢哥舒翰，但对方很介意，侮辱安禄山的出身，导致记仇。其实另一方面是哥舒翰与杨国忠关系好，他需要表现出与安禄山保持距离。由于言语过激，一下就让安禄山情绪激动，但足以证明安禄山对家族出身非常重视，他对史思明的提拔和倚重也侧面说明他们都来自昭武九姓的共同背景。
安禄山到洛阳称帝，忽然接到消息，让史思明和蔡希德二人领军回攻河北对付颜氏兄弟，还把三镇中最根本的范阳节度使一度交给史思明，兵马多达八万人。不久，因郭子仪与李光弼的朔方军从今天宁夏内蒙边界进攻山西、河北。史思明负责抵挡，同时还要防守范阳，压力很大。安禄山又派牛廷玠回范阳，这就是牛廷玠又从范阳派兵万人支援史思明的一幕。
虽然安禄山与史思明当年一起从军营州，但很长时间里，史思明的个人发迹与安禄山却没有直接关系。史思明实际起家于平卢镇，不属于安禄山的范阳系亲军。所以，史书会记载史思明对提携他的乌知义比较感激，他们同属平卢镇一系，平卢节度使归安禄山所有也是比较晚的事情。
安禄山手下地位比史思明更高的也不乏其人，比如封为北平王的李归仁，与安禄山一样崛起营州，但属于奚族。李归仁与崔乾祐、安守忠攻长安以后，是坐镇长安的主将。原本安禄山将范阳系亲军都带去出击关中，河北留守的兵力相对杂牌居多，这也就是史思明会屡屡被消耗，不敌郭子仪、李光弼的重要原因。
就在李光弼为收复河北立下大功，打算一举拿下范阳，彻底把安禄山后方之路断绝之际，肃宗李亨偏要李光弼、郭子仪火速都去灵武朝见新君，急着协助夺回长安，史思明就一举反击打破平卢节度使刘正臣。此人为平卢军牙将出身，原节度使柳知晦投靠安禄山，刘正臣杀柳知晦反正，受封平卢节度使。刘正臣失败后被手下所杀。
史思明因此重新在河北站稳脚跟，之后等来安庆绪在相州的求救。史思明出击攻破九节度使的包围，解决安庆绪及其手下，对于下一步行动很有些犹豫，所以思考再三，对前往相州拖延许久。当时不论官军实力还是加上外族援军，唐军的声势已经大不同于安禄山起兵之时。
史思明意图接管安禄山的燕军余部，除了有一些观望的宿将如田承嗣一类，还有不少安氏亲信。换句话说，史思明没有绝对地优势取得整个燕军首领地位，反而他面对的唐军力量又比安禄山那会儿强大许多。
之前安庆绪杀安禄山上位时，史思明就因为不属于范阳阵营的嫡系人员，安庆绪才会很提防他，要安庆绪向史思明低头求援已经一万个不愿意。安庆绪出于无奈，一面派使臣求救，一面派阿史那承庆、安守忠、李立节带五千骑兵到范阳征兵，实则监视，如果史思明有异动就打算趁机偷袭。
史思明听说几人前来，也在营帐设好埋伏，见到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下马行礼，握手叙旧，表现十分殷勤。阿史那承庆等不好下手，随其进范阳城。史思明盛情款待，然后掷杯为号，士兵一拥而入将三人拿下。
史思明对安庆绪和唐朝之间表现灵活机变，一方面示意想归顺，表示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河北十三个郡以及约十三万兵力可以投诚。肃宗李亨接到消息几乎可用狂喜来形容，立封史思明为归义王兼范阳节度使，其七个儿子都被授予显赫官位。显然想用招抚来稳住史思明，再用史思明的力量解决安庆绪。
史思明受册封后，斩杀安守忠和李立节两人表明诚意。而阿史那承庆与史思明交情不错，就没有被杀。然后在河北发布朝廷旨意，好几个州都肯归降，只有相州（位于今河南安阳市与河北临漳县交界地区，但唐代的相州侧重于河北，因临漳这地方实际是魏晋以来的大城重镇——邺城）还属于安庆绪。
史思明的投诚以今天看自然是缓兵之计，除掉安庆绪，同时扩大势力，然后伺机而动，意味史思明虽然吞并安氏班底，但也需要一段整顿内务的时机。 虽然同为燕军，但史思明消化安氏班底的策略不完全等同于安禄山过去的做派，史思明从来没有像安禄山那样长时间统领三镇的威望，很多大将其实是与史思明同样起点，甚至像李归仁等个别人比他的地位还高。
史思明这时不同于安禄山依赖祆教文化的影响。史思明尽管也称帝，但似乎更加倾向于制度建设，更借助中原朝代的方式。哪怕一旦势头不对，宁愿选择与唐朝和解。史思明的谋略意图和灵活性比安禄山更突出，所以他一个人都把战事时间拉长数年。
像史书刻意写到，信都太守乌承恩与史思明有旧，乌承恩之父乌知义为幽州都督府将领，开元后期为平卢节度使，营州都督（封乌知义为节度使的敕书是名臣张九龄所写，收录于张氏文集中），乌知义是提携史思明出道的上级，这也证明史思明其实不是安禄山的范阳系心腹。虽然安禄山后面很欣赏史思明，可不少范阳系将领对史思明比较排斥也是客观事实，所以像安庆绪也不相信史思明的忠诚。史思明攻占信都将乌承恩一家都捉了，胁迫乌承恩归顺。
李光弼向肃宗李亨献计拉拢乌承恩。史思明在相州摆平安庆绪后回范阳，乌承恩这时就受朝廷委派去范阳封赠史思明。当时乌承恩的儿子在史思明身边等同人质。史思明招待乌承恩住在自己府邸，还让他去探视儿子，父子间商议密谋被密探发觉，随后从乌承恩的行李中搜出李光弼的牒文，文中让乌承恩邀同阿史那承庆一起行刺史思明，事成将赏赐阿史那承庆免死铁券；另有一本小册子列满了史思明心腹的名单。
史思明也愤愤不平质问乌承恩背叛，乌承恩不停磕头：“我有罪！我该死！这都是李光弼的阴谋。”史思明集合部众、官吏和幽州百姓，痛哭流涕：“臣以十三万众归降朝廷，何负陛下，而欲杀臣？！”当众处死乌承恩父子，囚禁宦官李思敬，然后向李亨上表鸣冤。
肃宗李亨慌了手脚，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遣使宣慰：“此非朝廷与光弼之意，皆承恩所为。杀之，甚善！”足以体现李亨作为堂堂皇帝，官军对燕军已有一定优势，但这个皇帝仍然没有安全感，和做太子时为了甩锅，毅然抛弃韦氏、杜氏两个女人时，实在并没有好多少。都知道李亨大半辈子活得谨小慎微，唯一地冲动任性貌似就是马嵬驿后胆敢分道扬镳北上灵武，决定开创自己的生活和事业。
现在回头来看，这件事情固然可以说李亨其实有一股雄心，可冷静下来也许有另一种解读：那就是对于李亨，这实在是一个不得已地，退而求其次的乘势而动。李亨年过四十，人到中年，北上灵武是搏一把最后的前途。他是被推着做出的抉择，李亨并没有像今天很多观点认为“主导”历史的局势，他不具备这种条件和资质，他只有一个身为太子的有利名份而已。
像李亨身边最亲密的李辅国和张良娣都是极有权势欲望的人，更有一个比较具有勇略的儿子建宁王李倓，也包括那个踪迹有些飘忽的发小李泌积极分析利弊，所以李亨才敢冒险。没有一群身边的人支持鼓动，以李亨的胆小谨慎是绝不敢主动做这等决定的。
李亨依靠杜弘渐（开元时期短暂当过宰相的杜暹侄儿）游说朔方军下属官员，拥戴李亨到朔方军大营灵武安顿。天宝十五载（756）七月，杜弘渐、裴冕等一批官员劝进，李亨匆忙在灵武南门城楼继位，堪称唐代皇帝中最简陋落魄的一次登基。李亨在荒凉的西北小城，身边只有跟从官员几十人，兵丁数千，几乎谈不上什么中兴大唐的美好愿景。
肃宗登位，没有急于册立太子，先册封兵马大元帅，一度在李俶和李倓之间犹豫。据说口头上长子李俶本已经算“冢嗣”，有储君之意，所以对于兵马大元帅就倾向于相对武勇突出的李倓。出于李泌和多位大臣对太宗李世民故事以史为鉴的策略，李亨还是选择长子李俶领兵。这是非常微妙的一幕，很快就涉及李倓莫名其妙被赐死。
李倓被害的具体时间不清不楚，只能大致确定是李俶领军收复长安的一年之内。史书曾经含糊其辞说李倓曾协助对付关中的燕军，跟着就说张良娣与李辅国联手冤枉李倓。《旧唐书》记录，因为李倓没有被任命为兵马大元帅，心怀不满怨恨，意图在带兵平乱的同时趁机伤害兄长李俶。为了大局稳定，就被肃宗赐死。
当时李俶和李泌带着主力官军进发长安，并不清楚后方的事情。后来李泌回到肃宗身边了解情况，李亨表示后悔，认为听信李倓会对李俶有威胁，出于稳定大局而割爱赐死。
今天的人们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实际个中因由仍是笔者多次表述过的观点：李亨对长安收复的象征意义看得太过重要，为此不惜牺牲一切！如拒绝李泌建议直捣范阳，宁愿放弃朔方军在河北取得的优势；也愿意牺牲睢阳，当然区区睢阳一城将士百姓的生死根本不在皇帝眼中；还有扼杀永王李璘前往江南；当然也就包括干扰他眼中大局的儿子李倓。尽管对李倓只是听一些传闻，但李亨来不及分辨，本来就先倾向大元帅是李倓，出尔反尔才改封李俶，他可能觉得李倓对付李俶可能会是事实，结果却是冤枉。
李泌后来就对李亨表示，李俶与李倓兄弟间一向亲密无间，说他们互相有嫌隙是外人谗言。事后史书追述多少有为李亨“圆谎”的嫌疑，关于安史前后过程，今天官方史书的描述都依靠后来中唐的《肃宗实录》《邺侯家传》《奉天录》等原始资料，全都经过代宗、德宗后来的修订。和当年太宗李世民修改大唐建立和玄武门一样，对很多内容进行过删改，这是史有明文，一脉相承的。
不过客观来说，李俶和李倓的关系大体如玄宗李隆基和大哥李成器，两人没有特别矛盾基本可信。因为李倓为人耿直豪爽，属于古代比较典型的武将类人才，主要他很看不惯李辅国和张良娣经常一起左右肃宗的意见，每每针对他们就口不择言流露不满，结果被二人利用转化为对肃宗和李俶有敌意。可毕竟这是史书的一面之词，如果要准确分析肃宗李亨、张良娣与李辅国、李豫和李倓，包括夹在其中的李泌，这几组不同人物在灵武前后的真实关系，可以说非常困难，已经几乎不可考证了。
在李亨北上的时候，前往灵武说起来是大义凛然扛起平安禄山的大旗，若看透本质的话，和玄宗选择蜀中避祸也没太大区别，甚至对李亨来说不光是躲避安禄山，还包括他的父皇李隆基。
灵武背后虽有朔方军数万兵马，但郭子仪的节度使职务可是玄宗的任命。虽然郭子仪、李光弼，包括仆固怀恩等一干将领实打实是对付安史的功臣，可肃宗李亨对郭子仪、李光弼的担忧是终生从未间断的。
归根结底，他在位的几年里，始终忧心忡忡平衡势力和确保安全，这的确是出于实际客观环境，当然本身李亨的性格确实十分谨慎和敏感。所以他当时在灵武的一些决策统统围绕这个中心。
例如向塞外借兵，这就是派出朔方军左武锋使仆固怀恩去拉拢回纥，任命已故豳王李守礼（李守礼是唐高宗李治的孙子、唐玄宗李隆基的堂兄）之子李承寀为敦煌王，接应仆固怀恩，同时还向西域借兵入援，所以如于阗、龟兹等西北部族，哪怕一千、两千都前来参加。
例如确立新的兵马统帅，这就是一度在李俶和李倓中间犹豫。
再一个定下战略方向后又果断离开灵武，避开朔方军的大本营，为收复返回长安做准备。这也是出于李泌建议，打算先到彭原（今甘肃庆阳宁县），等西北之兵到来后，进军扶风郡（今陕西宝鸡一带，唐朝扶风郡治所在今天的宝鸡凤翔），以图收复京城。
这时，从成都来的宰相韦见素、房琯等到肃宗身边奉上传位宝册，肃宗故作姿态不肯接受。学术界对玄宗传位肃宗已大多认为有造假嫌疑，由于关键时刻，房琯、韦见素都转而支持肃宗，对房琯一度算非常倚重。
可贺兰进明前来投奔，指对房琯不能太过信任。原本李亨并没有在意，众所周知，贺兰进明本人也不怎么样。没多久，房琯为了立功想要请战，果然被贺兰进明说中，大败而回，在肃宗那里失去信任，连带祸及一心追随皇帝的杜甫。正通过房琯推举，可怜从长安逃出的杜甫短暂在皇帝身边出任过小角色。然后就开始漫长的寄人篱下生活。
提拔房琯，也与肃宗渴望巩固自己地位有很大关系。原则上，李亨对背后的朔方军非常忌惮，他希望用自己的人掌握军队，所以李亨很看重房琯重新聚合一批原来的西北官军，这就是王思礼、李嗣业等原哥舒翰手里残余的兵力。悲剧的是，房琯更看重的是文人。以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给事中刘秩为参谋，并不重视王思礼这一类武将，甚至居然想到古代车战的主意，结果被燕军安守忠以火攻大破。
李亨为了确保自己地位，对于局促西北的朔方军既要重用，可又想要防范。
当原来的节度使安思顺被哥舒翰设计遇害，交给副手郭子仪，这也是玄宗当时的决定。哥舒翰带领西北军出击潼关失败，基本被打散，王思礼、李嗣业、来瑱等原西北军将领，包括残余部队已经分散在中原。肃宗李亨不敢把希望完全投在朔方军身上，何况他也担心朔方军无法完成使命，他还需要更多兵力。
为此，大量西部塞外边军被招来，除了各部族的援军，也包括后来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神策军，已经从青海河湟地区来到河南，参加李光弼、王思礼等九大节度使对付安庆绪、史思明的战事。以史料记载，这时神策军兵力并不多，也就两万人左右，但因为李亨对各种地方兵力都很惶恐，所以，宦官监军所谓观容使、宣慰使等头衔，几乎形成制度。
在郭子仪受命成为朔方军节度使，肃宗李亨发生中途又撤换郭子仪，推出李光弼的一幕。若论军事能力，郭子仪确实比契丹出身的李光弼有不如，但郭子仪胜在人品好脾气好资历深，军中威望一直都有。
如对旧上司安思顺的事情，到代宗上位以后，郭子仪还念着安思顺当初蒙冤而死，请求皇帝昭雪。且郭子仪和李光弼前期也有芥蒂，李光弼毕竟年轻一些，对没有多少战功的郭子仪上位并不服气。但郭子仪一直处处忍让李光弼，还主动把兵力给他，表现十分大度，终于得到李光弼刮目相看，两人关系才缓和。
郭子仪从朔方军领军时已年届六旬，实际为主力出战河东河北的是李光弼。受命回援收复长安时，推出主战的又是部将仆固怀恩与回纥军，与安守忠、李归仁大战两天，尤其香积寺之战，非常出色。郭子仪能容人，肯让别人出风头，这种重视团队，注重大局的表现正是所谓大将风度。
安庆绪被赶到相州后，李嗣业、仆固怀恩引回纥军加入中原战事，河北各方军队也加入，号称十几万大军围攻。郭子仪名义上是朔方军的首领，但没有就这一群各方势力再设立一个主帅。历来研究者倾向于皇帝对郭子仪充满不信任，固然是一个事实，但也不完全如此。
当时李光弼的功劳也非常突出，随着河北大战主打李光弼，肃宗出于平衡考虑也不便再让李光弼一直屈居郭子仪之下。尤其性格上，两人也完全不同，事实也证明李亨对于把握这些功臣宿将的确有不得已的一面，尽管这一次刻意提升李光弼的安排反而带来很失败的一幕。
李亨安插了一个军容宣慰使鱼朝恩（今四川泸州人）协调各方，这人也是出名的宦官，代表皇帝到军中指手画脚。郭子仪实际指挥还是自己一支兵力，根本没有办法指挥全部官军，于是大军败绩，郭子仪引军退守河阳。
鱼朝恩回到皇帝身边就反复说郭子仪坏话，把失败责任推给对方，郭子仪就被召还，任命赵王李系为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为副帅代领朔方节度使。乾元二年（757），安庆绪死的时候，李亨为史思明的投降狂喜，当时李泌再次建议应直捣黄龙，可惜错失良机。
李光弼之前在太原之战表现已经振奋人心，太原可是李唐起家的根本，李光弼以少胜多，为朔方军实力奠定筹码。这一次河阳之战，李光弼为了扭转局势，已经做好必死之心，鼓舞手下李抱玉（李抱玉是后来赐名，实际叫安兴贵，和安思顺、安禄山一样是昭武九姓）等将领，大破周挚、徐璜玉、李秦授等燕军，逼迫安太清退守怀州。
仆固怀恩、郝廷玉（是李光弼心腹，立功无数，后被代宗调入神策军）由地道而入，里应外合，攻克怀州。安太清、徐璜玉等都被生擒，成为扭转局势重要一战。乾元三年（760）正月，肃宗加李光弼太尉兼中书令，号称中兴大功第一人。
这时，史思明在范阳也称燕帝，封儿子史朝义为怀王、周挚为宰相，李归仁为将军，改称范阳为燕京。和安禄山一样，史朝义也没有明确太子身份，还奉命出征陕州，勒令短时间修筑三角城，没有及时完成外围的抹泥，被史思明一顿痛斥。
《新唐书》还称史思明临走时冲史朝义大骂：“等我攻克陕州，斩却此贼！”史朝义十分恐惧，副手骆悦等也因兵败惧诛，力劝史朝义先下手。史朝义不敢答应，骆悦等威胁说要投降唐军。史朝义不得已才点头同意，所以史思明也像安禄山一样被儿子和手下给干掉了，如此安史危机才算走到尾声。否则，以史思明的善战，像《剑桥隋唐史》认为，当时肃宗能否摆平史思明是存在很大悬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