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乡青年齐心共建新乡村

——析巴陇锋长篇小说《秦岭人家》

                            文|焦玉婵

（本文发表于2025年4月18日《城市金融报》副刊“荐书”栏目）

      在中国乡土文学谱系中，“返乡”这一母题构成了中国乡土小说独特的叙事模式。从创作主体角度看，传统返乡叙事中的“返乡者”一般是在城市久居后重返故乡的人。随着一系列聚焦乡村建设的作品出现，传统的返乡叙事书写已难以全面涵盖其中的多元人物形象，以巴陇锋的长篇小说《秦岭人家》为例，书中既有心系家乡回村发展的邛军，也有在城市打拼后回归故乡的康静雅，还有不属于塘坝村，但为了乡村振兴毅然投身于乡村的建设者。鉴于此，我们将其统称为“入乡叙事”，这一概念不仅包含了传统返乡叙事的形态，更扩充了其新的内涵。

　　传统的返乡叙事通常显示出“贬城崇乡”的伦理站位，而入乡叙事更倾注于全体社会成员深度参与乡村振兴这一行为，以更理性的视角审视城乡关系，剖析乡村的历史文化底蕴，体悟乡村建设者的付出。因此，写好新时代的入乡叙事，对新乡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秦岭人家》以陕西省秦岭县塘坝村二十载变迁为经，以邛军及众人的入乡经历为纬，编织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建设的壮阔图景。在此基础上，作品打破了传统返乡叙事中“返乡者”背负的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通过塑造多元的入乡者群像，将个人生命轨迹与乡村振兴进程深度耦合，刻画了邛军、唐小凤等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

　　邛军作为一个孤儿，靠乡亲们的资助完成学业，高中毕业后前往西安打工，三年后以“一定要干出点什么”的壮志回到家乡。在妻子唐小凤的支持点拨下，邛军从昔日的“五保户”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并带领村民们共同致富，展现了个人奋斗与社会责任的结合，实现了乡村振兴中个体与集体的共同发展。

唐小凤的入乡经历在大学毕业后即开始，她选择回村任职，是“智力援村，干部下沉”的突出代表。在邛军迷茫且面临村民质疑时，唐小凤默默地支持他，怀孕后辞去副镇长一职做了家庭主妇……正是妻子的无私付出给了邛军坚持下去的信心，夫妻二人携手为改善塘坝村村民的生活状况而奋进。

　　此外，作者以其细腻的笔触和对乡村生活的独特理解，刻画了一群离开又重返塘坝村的人物画卷。康静雅的“入乡”，不仅是受邛军的影响，也因为她在城市生活时爱情屡次挫败，城市里情感的疏离使康静雅不得不“离去”。在城市里，她感到的是灵魂的无所依归，最终以“入乡”的方式表明了她对土地最深沉的眷恋。同时，作为塘坝村的专业型人才，康静雅的“入乡”也是自身责任感的驱使。作家通过康静雅的“入乡”经历展现了入乡者在这片土地上的灵魂叩问与价值重铸，给人无限的思考空间。

在小说的四位主人公里，边大治的复杂形象构成了叙事图谱中的特殊存在。这位游离于城乡之间的“候鸟式”人物，既承受着传统乡土伦理的规训，又难以摆脱现代性焦虑的困扰。在繁华的都市，边大治更多的是在努力生存，每一次在城市碰壁后，他都选择逃离城市，乡村成了他心灵的避风港。他不断地舔舐伤口，一次次离去，一次次返回，反映出边大治的精神病痛与理想失落无限循环的生存困境，也暴露出城镇化进程中个体身份认同的深层危机。这种“离去—归来”的宿命轮回，与邛军等主动选择的乡村建设者形成了强烈反差，既凸显了普通人在社会变迁中的挣扎与适应，也展现了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其他入乡者，如杨钊大学毕业后放弃北京工作的机会，以“邛军助理”的身份“入乡”，反映了当代青年在乡村建设中的责任感；秦大山被塘坝村的发展模式所吸引，他的加入为村办企业带来了巨大收益；还有医学院毕业的李易芳，负责终南山影院工作。他们的“入乡”为乡村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思路，彰显着乡村建设的勃勃生机，给予了小说产生意义的多种可能性，也强化了小说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

　　在巴陇锋的笔下，我们能感受到这位作家对土地最深的关切。在《秦岭人家》里，人物的成长与乡村的变革相互交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乡村发展变迁中年轻人的成长，也谛听了一曲跌宕起伏的时代赞歌。这正是小说的艺术价值所在。

作者简介：

焦玉婵    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