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们十八岁。（我该说，我是十七岁那年，不要拍砖，都会年老的。）
有一天，姜文、宁静拍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大眼睛的宁静那时胖乎乎的，青春的气息依稀还在，借了我们屋的暖壶（有镂空花纹的铁皮壶）拍洗头发的一段戏。因为学校在曾经的王府花园，是一些电影拍摄的选景地。那时，花园边的大烟囱还巍然屹立。
既是花园，树木还不少。柏树几乎与屋顶平齐，艳阳高照的时候，也觉得是寒气萧森的。我们宿舍的屋子更奇特，据说以前是放实验仪器的，天花板涂满了漆，天气湿润的时候，天花板上水珠点点，大有月晕础润的天气预报功能。睡在上铺的我和L经常去擦水珠。
因为曾经是王府，所以照旧流传下很多女鬼的故事，一到晚上好多宿舍都在讲这些故事，以至于白天当我们穿过有一块墓碑和白色玉簪花的庭院去上课的时候，有时也很紧张。填补精神生活空白的是一台古老的收音机，早上六点半听新闻，中午收听点歌，《一封家书》、《亲密爱人》那些歌天天听，点歌之后就是《刑警803》，背景音乐一响，大家都觉得瘆人，其中一人就捂着被子大喊：“快换台！”
比较起来，后花园还是很美的，虽然长廊的瓦上长出了草，亭子也似乎一碰就倒，反而给我们百草园的感觉。槐树瘦而高，草杂而乱。那一年中秋我们几个在园子里信步赏月，过了人生中唯一一个没有月饼只有月亮的晚上。
因为只有文史哲和艺术系在这里，我们基本上是被遗忘的。只记得开学大会和元旦联欢两场校园活动，所以我们课余撒野到处逛。不过，上课的光景有三件事值得纪念。一是外语课有两位年轻女老师教，我们分别她俩起了外号：薛宝钗和林妹妹。至今不知老师真实名姓。二是教书法的 秦老师，在夏天轻摇折扇，倒也与这些屋子匹配。还有一件，上公共课《国际政治经济》，有一回正讲到韬光养晦的国际政治策略，我和L便很快左右相对休养生息、酣然入眠了。课后被全班嗤笑，颜面无光。除此之外，学得委实糊涂。就连艺术系的美女，我们也没见着。只是每次路过琴房，总有叮叮咚咚的琴声。
每天早晨，胡同里的老大爷将手纸、文具等搬出来，晚上又搬回去。附近只有两所学校，收入想来很有限吧。陪伴老大爷的，是一台小收音机，不是在咿咿呀呀的唱京戏，就是在话说评书。一年中几乎三分之一的吃饭时候，我们在胡同里吃稀饭、发糕，还有山东大娘做的馄饨，里面有虾皮和碧绿的紫菜。再走一段，就是柳荫街和银碇桥，荷花市场和什刹海。桥上似乎坑坑洼洼，三教九流，来来往往。什刹海的水并不清，拂地的柳树却难忘。学书法的时候，我们经常去地安门的东方书店，买的元书纸至今仍有。冬天的时候，就在萧瑟的北海公园闲逛，手挽着手在冰面上走，有时边缘的冰层还没冻结实，下去容易上岸就大费周折。去故宫是十元的门票，蹭导游听，突然看前方人潮汹涌，挤上前方知WC售票处，票价五角!一行数人笑破肚皮。不过，要知道那时北京的地铁才五角哪!1994年的5月，槐树叶子已经很绿了。我们去昌平军训。回来时，屋子里满是w君练的魏碑（她是理科系转过来的），原本肤色较黑的她已经成了最白的。回来后，学习了一个半月，炎热酷暑中我们复习备考，于是暑假很快到了。
离开花园的那个夏天，槐树正疾病缠身，被俗称“吊死鬼”的虫子咬的伤痕累累。不过我们已经很少关注它了。那时我们正憧憬着本部校园的夜宵和讲座呢，我们甚至挤车去本部看了电影《唐伯虎点秋香》。
九年后的秋天，我和W再一次溜进后花园，槐树已经康复了，院子也似乎整齐了些，听说不远处的恭王府花园要大修了。教室里有几个成教学院的学生上自习，依然开着灯。院子里静悄悄的，玉簪花还在。只是没有一位先生大喊：“人呢，人都到哪里去了？”漫步什刹海，荷花池旁，已经建成了一条酒吧一条街，“朝酒晚舞”之类的牌匾别有创意。我们去的时候是白天，街道很寂静，只有几个老外坐着黄包车逛胡同，表情好奇而困惑。附近的四合院外面看很整齐，只是里面住了多少人看不出来。因为四合院里建了很多小房。整治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切都在，又似乎一切都变了。直到今天，我仍然怀念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也知道，我们是从那时候读懂《故都的秋》的，只不过当时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