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关于「路径依赖」的故事：
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4.85英尺，大约1.435米，可相当多的人并不知道，为什么要采用这个标准？原来，早期的铁路是由造电车的人设计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电车所用标准。
那么，电车的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所以电车的标准沿用了马车的轮距标准。那么马车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轮距标准呢？
英国马路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所以，如果马车用其他轮距，它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那么这引起辙迹又是从何而来呢？
从古罗马人那里来的。因为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其军队所铺设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任何其他轮距的车在这些路上行驶的话，轮子的寿命都不会很长。
可以再问：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呢？原因很简单，这是索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
故事到此并没有结束。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助推器，因为这些助推器造好之后要用火车运送，路上又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比火车铁轨宽一点，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宽度是由铁轨的宽度决定的。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路径依赖”导致了美国航天飞机火箭助推器的宽度，而这个宽度竟然是两千年前由两匹马屁股的宽度决定的。
一旦人们做了某种判断，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这种现象就被称为「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描述了过去的事件对当下的巨大影响。当我们把这一理论延伸到人生的选择上时，就涉及到哲学中非常重要的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的讨论不会那么深入，这里我更推荐美国《国家》杂志撰稿人威廉.德莱塞维茨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开学演讲，题为《不要在不断的优秀中走向平庸》。
强烈建议阅读全文，这里仅摘录部分。
你是如何从活泼能干的19岁年轻人，变成了只想一件事的40岁中年人？
你可能从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变成了律师或者公司代理人，再变成专门研究消费品领域的税收问题的公司代理人。你从生物化学专业的学生变成了博士，再变成心脏病学家，再变成专门做心脏瓣膜移植的心脏病医生。
我再强调一下，你这么做当然没有什么错。只不过，在你越来越深入地进入这个轨道后，再想回忆你最初的样子就越发困难了。
你开始怀念那个曾经谈钢琴和打曲棍球的人，思考那个曾经和朋友热烈讨论人生和政治的人在做什么。
那个活泼能干的19岁年轻人已经变成了只想一件事的40岁中年人。难怪年长的人总是显得那么乏味无趣。「哎，我爸爸曾经是非常聪明的人，但他现在除了谈论钱和肝脏外再无其他。」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或许你从来就没有想过当心脏病医生，只是碰巧发生了而已。随大流最容易，这就是体制的力量。我不是说这个工作容易，而是说做出这种选择很容易。或者，这些根本就不是自己做出的选择。你来到斯坦福这样的名牌大学是因为聪明的孩子都这样。你考入医学院是因为它的地位高，人人都羡慕。你选择心脏病学是因为当心脏病医生的待遇很好。你做那些事能给你带来好处，让你的父母感到骄傲，令你的老师感到高兴，也让朋友们羡慕。
从你上高中开始，甚至初中开始，你的唯一目标就是进入最好的大学，所以现在你会很自然地从「如何进入下个阶段」的角度看待人生。「进入」就是能力的证明，「进入」就是胜利。先进入斯坦福，然后是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再进入旧金山大学做实习医生等。或者进入密歇根法学院，或高盛集团或麦肯锡公司或别的什么地方。你迈出了这一步，似乎就必然会迈出下一步。
也许你可能确实想当心脏病学家。十岁时就梦想成为医生，即使你根本不知道医生意味着什么。你在上学期间全身心都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你拒绝了上大学预修历史课的美妙体验的诱惑，也无视你在医学院第四年儿科病床轮流值班时照看孩子的可怕感受。
但不管是哪种情况，要么因为你随大流，要么因为你早就选定了道路，20年后某天你醒来，你可能会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是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虽然听起来像老生常谈，但这个被称为中年危机的「有一天醒来」（waking up one day）的情况一直在每个人身上重演。
这篇文章对我来说可谓字字诛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确信自己已经找到了最好的人生道路，相信技术改变世界，相信计算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相信以码农为志业是最好的选择。但我相信技术改变世界是因为比尔盖茨的故事，相信计算机的伟大倒是合情合理，扩充人类自身能力的发明是最有力量的，以码农为志业是因为我参加了信息竞赛，高中参加是因为初中参加，初中参加是因为小学参加，小学参加是因为某一天信息技术老师来挑两个脑子灵光的学生，而正好选中了我。而参加信息竞赛使我看到比你聪明的人是如何比你努力，使我放弃了关于理论研究的大多数幻想（这点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但是你怎么能让一个九岁（或者十九岁？）的小屁孩来决定你的一生呢？他不知道比尔盖茨的亲妈是IBM的董事，不知道风口上猪也能飞，不知道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其实是人类历史上所有科学家，尤其是量子力学的开创者们的智慧结晶，他更没有真正了解过一个码农的生活，也不知道他可能不会在工作中使用太多算法，更多的是在处理业务逻辑和产品经理不断更改的需求。他更不知道的是，观念如何改变世界，人类历史上涌现的伟大思想，和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我究竟有没有认真地探索过自我，真正尝试回答那些重要的问题，我是谁，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应该担当什么，追求什么，我的兴趣、能力和局限是什么？
我们在面临这些困难的问题时，本能的想要向外界求助，老师、家长、学长学姐、历史上杰出的人物和伟大的作品。他们的意见当然很有价值，人类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就是因为有了分享和传承智慧的各种手段。IT界有一句名言「不要重新发明轮子」，意即「前人已经成熟的解决方案无需重新做一遍」。但我们真的能在这些问题上仅仅全盘接受或者折中调和前人的观点吗？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吗？或者说，我们其实没有能力独立回答这些问题吗？
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我的答案已经非常明显，我要「重新发明铁轨」。
「重新」并不意味着和过去的自己完全决裂，而是重新审视那些旧的信念和价值观、情感和人生经验，并去探寻其他可能性。其实这件事我已经有意无意的在做，只是时至今日才清楚明白地说出来。
「发明」首先是一种原创性的工作，否则只能叫抄袭，这要求我们非常谨慎地对待他人的观点。就我个人而言，过去非常依赖心理学和哲学的既有成果，这可以说是一种明智，也可以说是一种懒惰和不自信，所以现在我想尝试更具原创性的发明，也就是尽量不去看哲学和心理学著作，哪怕这样做是非理性的。不过我「重新发明铁轨」的首要目的之一就是找回理性与感性的平衡。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通过检视自己的心灵、经验和社会关系来获取关于心理学和哲学的很大一部分知识，要知道早期心理学家和历史上大多数哲学家都是「坐在扶手椅里」的，他们所仰赖的也仅仅是这些东西。此外，从理论上说我们也能发展创造很多方法论和认知工具，比如辩证法、概念分析、批判性思维等等。
当然了，事实上我们不太可能比那些早期的心理学家和文明初期的哲学家走得更远。虽然我们可能已经有了一些对哲学和心理学框架性的认识，这已经让我们迈出一大步，我们对自然的了解也远胜他们，关于社会历史我们也有更多的材料可供研究，这一切都是这个时代的馈赠。但正如那句已经被说烂的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相对而言，这个时代和平、富裕、没有冲突，我们的理性让一切都近乎没有秘密可言，但是也让我们失去了（真正的）激情或者兴趣，摧毁了崇高、壮丽、伟大以及纪念碑。我们可以很快地学到知识和技术，但是到了应该提问的阶段却哑口无言。我们只想（或许也只能）做职业人，认为我们的任务就是做好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并不想谈论关于世界或者如何改变世界的东西。我们的个人自由得到了极大保障，宗教和家庭或者任何共同体的伦理都束缚不了我们，但是人类社会也愈来愈原子化，我们懒于或者惧怕建立深入而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也是为什么爱情变得如此重要，或许只有强大的本能能驱使我们尝试与他人建立复杂而深入的关系。我们认为自我实现的含义就是成功，成功的含义就是金钱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但很少有人想到自我实现的含义是尽己之性，是成为一个君子，一个更完善的个体，更不用说自我超越和人生境界的追求了。
那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样的话语还能在我们心中掀起巨浪吗？我们还能体会「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吗？我们还能想象孔子驾驶战车，挽弓射箭的样子吗？还能想象苏格拉底穿着重甲，勇猛作战的样子吗？我不是想强调暴力或者野蛮，而是这个过度反思的时代太缺乏感性力量和真诚的体验了。但无论最终我们能抵达何处，可以想见的是，发明的过程必充满了挑战和乐趣，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结束了这一探索再去阅读那些伟大的作品，去了解那些熠熠生辉的人生时，我们或许会发现自己和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有过相似的想法或体验，这时我们收获的快乐是无与伦比的，而如果出现和他们意见相左的情况，无论最终是坚持自己还是被他们驳倒，我们的认识也将建立在更加坚固的基础上，也就是我们独立的探索和思考，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他人观念的调和。从自由意志的角度看这也是我们所能达致的最美妙的图景之一。
不管怎么说，「重新发明铁轨」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机会成本，恰同学少年，不正是最有勇气和试错成本最低的时候吗？人生难得，须尝此乐。道不远人，朽木可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