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源水夹双溪里，四座山环一派宗。”在柯城沟溪乡，有个世代做碗的村庄，名叫碗窑，旧名双溪里。这是一个特殊的村庄，也是一群特殊的农民。走近他们，仿佛就走进了一座座窑火通红的岁月，也走进了一部三百年的农村工业史。在这个陶神护佑的地方，让我们慢慢回过头去，捧起那些遗落于山间的美好，甚或忧伤。

《他们来自福建连城》

历史要从碗窑的第一代窑工巫宣亿兄弟说起。

明末清初，福建动乱，民不聊生，世居于汀州连城县南顺里的巫氏避乱外迁。一支迁徏到现在的苍南桥墩地界，以烧窑制碗为生，即现在的桥墩镇碗窑村。一支由巫宣亿、巫宣仕、巫宣侣兄弟三人连同家眷组成，在康熙三十年翻越仙霞岭，进入衢州，开基于临江乡双溪里，即现在的柯城区沟溪乡碗窑村。《巫氏宗谱》概括成一句话是“烧窑制碗为主业，故以‘碗窑’号其村，水合两源，以‘双溪’名其里。”

巫宣亿兄弟外迁是有明确目的的，那就是寻找到一处适合做碗的地方，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他们拖家带口，经江山、常山、玉山，再到广丰，又从广丰折回，回到常山，转了一个大圈依然没有找寻到理想的场所。这年冬天，雪霰扑面，他们沿浙赣古道进入五十都，准备往衢州府城而去。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天上午，终于在斗目垅发现了制碗必需的白瓷土，便顺着瓷土线翻过石岭底，终于在大俱源与小沟源的交汇之地，找到了他们理想的福地。他们卸下了肩上的行囊，望着青翠蜿蜒的山梁和冒着热气的温泉，远眺飞鸟闲云，近俯溪流鱼虾，汲一口甜甜的泉水，呼出胸中积郁，几个月来的跋涉和寻找，终于有了完美的归宿。接下来，他们搭棚、崛井、垦荒、开窑、耕耘。他们婚娶嫁配，生儿育女，一代代繁衍不息，生机勃勃。《巫氏家谱》有云：“东西有畈，为积谷之区；内外有窑，得串钱之地。”他们建起了青砖大房，也合族之力建起了族众心中的图腾——香火堂。

其实最早来到这里的不是巫姓，而是蔡姓。大明崇祯年间，福建连城的蔡正恭（？一1675）迁入江西永丰周家村后又移居西安县五十都双溪里卜筑而居，生七子，前五子居于福建祖居，六子世财、七子世洪留了下来，开枝发脉。

稍后数年，连城南顺里的罗仲寿（1599一1684）听闻双溪里景美人淳，又有老乡看顾，亦迁此立业，生四子，渐成大族。

嗣后，约为1670年前后，曾参六十九代孙曾毓鸾（1634一1676），携弟毓凰、毓沨亦从连城南顺里迁徏于此。

“闽地迁衢数千里，连城发脉总枝远。”巫蔡罗曾四姓，在连城本是世交，又前后定居于此，如一条索上的四股绳，在这第二故乡，耕田做碗，掀开了一段三百多年的乡村传奇。

《一只碗的诞生》

当年窑工巫宣亿（1650—1721）兄弟三人相中这块地方制窑立业是有他们精准的专业眼光的。

首先这里有质量上乘的瓷土。瓷土，又名高岭土，是制作瓷器最主要的原料，它是一种白色或灰白色，有着丝绢般光泽的软质矿物。碗窑的低山上有取之不尽的高性能瓷土土壤，一般坡高也小于60度，取土也较为便利。

其次是水。小沟源溪在村东从北向南而来，到了东南角又突然转向，朝西奔腾而去。这样的风水布局，村人们称之为“倒流水”，在衢州乡间还是不多见的。碗窑的生产线就沿着这条小沟源溪分布。人们在溪中拦河筑坝，水碓依水而建，利用水力运转，带动杵头把石臼里的瓷土千百次的粉碎、捶打。

第三个要素便是燃料。碗窑东拥下洋山，西抱罗星山，南倚天马山，北靠黄芪山，山林植被资源极为丰富，不会因木柴问题而影响正常生产生活。

三大要素只是外部的必然要件，一只碗的诞生还必须经过十五道工序。那十五道？

1.采矿（挖土，运输）;

2.舂土（送至碓房碾细碾碎）;

3.淘洗（挑送作坊前用“土皮斗”淘洗沉沙）;

4.晒泥干;

5.掏泥;

6.制坯（手工拉提制作成胎坯，置碗板亮晒八成干）;

7.修坯;

8.画花;

9.上釉;

10.刮脚;

11.入窑垒置;

12.烧窑;

13.出窑（自然冷却后收碗）;

14.筒碗（验收、分级）;

15.包装（捆扎）。

在这十五道工序中需要九个专业工种通力合作才可完成。九个工种分别为制碗工、画花工、烧窑工、上釉工、舂泥工、洗泥工、筒碗工、挑运工、采矿工。

烧窑每月4次，每次约需7天，其中入窑摆放约1天，烧窑约2天2夜，不得中断，熄火降温约2-3天，出窑约1一2天，循环往复，故整村长年累月，生产不停，窑火不断。具有碗窑特色的民谚“轮盘轮来轮，过年三十夜。”说的就是窑工们一年到头辛苦劳作的日常。

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饭碗，要经过这么多纷繁复杂的工序，需要这么多专业人员的共同合作，才能把一只饭碗端到我们的手中。即使如此，小小的山村碗窑，高峰时的年产量竟然可以高达360万只！正常年份一般也能保住在200——300万只。

这座世世代代以烧窑为生的村庄，后山上堆着厚厚的瓷片，长年累月的烧制，被淘汱废弃的残品，在这里渐渐地堆成了一座座瓷山。这里，我们仿佛穿透历史，看见历代窑工们日夜劳作的辛劳、前赴后继的开拓和生生不息的顽强。他们筚路蓝缕，从一无所有到散发出历史的辉煌。汗水与成就，悲欢与繁华，沧桑与梦想，在这里交织在一起，重叠在一起，也拥抱在一起。

《一只碗的旅程》

清初匠籍制度的废除，为社会经济的繁荣及资本主义市场的萌芽创造了更多可能，也给了主要以自产自销模式的碗窑人更多的自主。从康熙到嘉庆年间，随着政治的安定和人口的膨胀，这一时期的民窑生产达到了历史的巅峰。自嘉庆后，社会矛盾集发，乱局叠起，民窑的数量与产品的质量均成衰退的趋势。碗窑碗业的生产也大致经历着这样的过程。

自康熙末年到乾隆鼎盛时期，碗窑共有6条39仓拾级窑，粉碎瓷土的水碓五座，作坊工棚一百多间，车头近百个。如果以一条窑可消纳50个工匠的产品来计算，加上原材料和燃料的提供者、运输者、采购者、贸易者等相关人员，当时碗窑从事制碗及相联行业的人口不会少于600人。有清一代，偏居于衢西山村的碗窑已然成为浙西民窑的重镇。

几乎是家家做碗的碗窑人，他们的生产形式主要是几个家庭合作烧窑。历史上有窑户和坯户之分，窑户把窑仓租赁给坯户，事先说好每仓多少“柴火费”，待出窑后无论质量好坏都不得反悔。因为窑头和窑尾烧制的温度一般达不到要求，次品废品率高，坯户们为示公正，在难以协调的情况下，一般以抽签决定仓位。窑户如果同样有瓷坯需要烧制，那么有优先选择中间仓位的权利。税银由窑户坯户们以占据仓位的多少来分担，旧称为“窑课”。窑课繁重，封建时代甚至有烧窑的村庄因为不堪窑课的压榨，“窑户以课重徒尽”的情况。当年连城南顺里的窑户纷纷逃离，或许就有“窑课”过于繁重的原因。解放后至土碗社成立前，亦有窑税，县税务局有一人长年蹲点碗窑，每窑出，窑户都选择以碗抵税。

那么，正常年份能年产三百万只碗的碗窑，它的碗又是如何走进东西南北以至千家万户的呢？

在“土碗社”之前的漫长岁月里，碗的销售主要是两种渠道，一是商户订购或上门采购，二是自产自销，自寻门路。

每到降温出窑时，筒碗工就按质量好坏分出等级，称为“拣窑”或“拣碗”。前来采购的商人看样议价，或在中间人的主持下完成交易。交易完成后，由脚夫一担担翻过直坞岭，送到沟溪埠头装船，再经衢江或西至常山开化，或东达婺处杭嘉，贸至四面八方。因村西有大俱源溪经过，水量富足时，也可行小船，用稻草稻绳密密包裹，装船运至沟溪再上大船。

自产自销的窑户，主要也是延衢江水路销售到各个埠头集市，或批发，或零售，靠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明清时距碗窑不远的五十都向来有“七里长街”之称，是通往常山和江西的重要商埠与门户，碗窑人自然不肯放过家门口的生意，亦在五十都租门面出售自产的土碗、碟盏、钵头、笔架、笔枕、香炉、滴水倒头瓶、筷筒等产品。民国时，依然有售，但美誉度不足。

碗窑的产品因为量大，除销售衢州本地外，自然在衢州周边省市也常听到碗窑人卖碗的吆喝声。有意思的是，在碗窑有些人名字叫卢兰溪、巫温州的，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出生的时候，土碗社产品积压，以碗抵工资，他们的父亲正在兰溪或温州卖碗而得名。

《一村二制》

时光很快来到了1949年五月，衢州解放，碗窑迎来了全新的时代。斗地主，分田地，分房屋，建农会，白天生产，晚上扫盲，生活充实又自在。那些制碗的人家在农闲季节依然重操旧业，以家庭作坊的形式烧碗制盘，合伙烧窑卖碗，盈亏自负。

1956年上半年，政府将碗窑三个初级社和从事做碗的副业队合并成高级生产合作社。由此农业队和只会做碗的副业队爆发了激烈的矛盾。农业队的人抱怨，做碗的人和他们合并在一起，是“麻雀抢粮吃”。因为做碗的人不懂种田又没有什么犁耙耕牛，合并在一起，明显是占农业社的便宜。因此部分农业社的人闹事，把入社的耕牛农具都搬回了家。俗称“散伙”，官方称“闹社”。沟溪乡政府派乡粮食专管员叶财主到碗窑处理此事，被部分村民故意推进了茅坑。

衢县县委接到报告后，立即成立了处理“闹社”的工作组，时任新华书店党支副书记的徐臣榜在县委书记赵虎林的安排下受命担任沟溪乡党总代理书记，进驻碗窑处理“闹社”事件。经调查摸底，决定将副业社从高级社中拆出，净农业的三个初级社合为高级社，并争取到给副业社5000元救济款，5000斤救济粮；给农业社5000斤化肥。

两社拆开以后，农业社因是第一次使用化肥，粮食获得了大丰收。57年10月，因上级要求，农业生产合作社再次与副业社合并转为高级农副业生产合作社，名叫和平第七社。就在这一年，从事做碗的151人，创下了年产土碗360万只的年度最高记录。但因为光追求数量，质量一般，推销仍有困难，为帮土碗社度过难关，乡政府派副乡长韩志根到上海第一耐火器材厂联系推销碗窑瓷土。五天后韩志根带回了第一批120吨的试用合同，每吨50元。运出20多船后，因衢县本地要创办耐火器材厂而被县政府叫停。事后，徐臣榜和乡长陈牛倪因卖碗窑瓷土“搞资本主义”被撤职。

1958年，大跃进，大食堂，大搞平均主义，大炼钢铁。碗窑几乎所有的古木被砍伐一空。同年12月，做碗的生产器具以及窑等又被平调为公社所有，并迁移了地址。离开了原料基地，增加了生产成本，再次给制碗业带来极大的伤害。

1961年，撤销人民公社建置和下属管理区，设航埠区沟溪乡，实行乡、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碗窑、东源、茗坑口组成了碗东生产大队，建立碗东大队支部委员会，农民参加劳动进入“记工分”的时代。此处划个重点：历史上是没有“碗东”这个村名的，从这年开始，“碗东”来到人间。

1962年2月18日，时任衢县县委副书记的袁芳烈在碗东检查工作，发现农业队与副业队多年来的矛盾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农业队的人说：“种出的粮食给别人吃，自己饿肚皮。没有粮食卖给国家，得不到胶鞋脸盆的奖励。”副业队则抱怨：“每月拿廿六元钱买买工分，年终分配只有三角几”。双方都叫吃亏，戴凉帽亲嘴，根本合不到一块，生产积极性低落。而自58年以来，大量的制碗工具被损坏，六条窑坏了五条，一百多间工棚只剩下廿八间，四个打泥水泵坏了三只。产品从57年的360万只陡然下降到59年的四万只。农业队和副业队都一致要求分开，各筑炉灶另过。于此同时，社会上由于大食堂停办，市场上碗盘供不应求，供求矛盾十分紧张。

为解决这些问题，使农业和土碗生产能迅速恢复和发展，袁芳烈报经上级同意，本着自愿互利和有利生产的原则，根据社员的职业习惯来自主选择，决定将碗东正式分解，副业社剔出碗东大队的辖属，成立经济独立核算的土碗社。经自报协商，参加碗业社有119户，共464人，其中劳动力123个。参加碗业社的社员土地除自留地外，全部交给农业社使用。参加农业社有99户，男女社员计399人，其中男正劳力88个，土地588亩。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有的家庭大哥参加农业社，弟弟则参加了土碗社。致使到后来，土碗社和农业社正式改名碗窑村和碗东村后，同一家庭的父子兄弟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却成了两个不同村庄的人。

在粮食问题上，土碗社口粮由国家供应，每人每年原粮四百斤，实行以人定量，当年国家供应十八万五千六百斤。农业队则变余粮队，负担国家任务五万斤。

2月26日，衢县县委正式决定成立“航埠土碗社”，进行规模化生产。

3月12日，衢县手工业管理局(1962)48号文件批复同意成立“衢县航埠土碗社生产合作社”，并发下了公章。土碗社隶辖衢县手工业管理局（后改制为二轻局），生产的土碗由供销部门负责销售，并改吃国家定额粮食。国家每年供应“土碗社”粮食8万公斤，以后逐年提高，最高年份是14万公斤。粮食的供应是以粮票发放的形式，社员凭票到粮站购买。同时，确定了土碗社的领导班子，巫耀昌任土碗社管委会主任，方渭良任土碗社理事会主任。组织上则与碗东大队同属一个党支部，归沟溪乡党委管理，吴林耀任支部书记。

至此，特殊时期经特殊安排的“一村二制”正式成型。碗东大队变成“农业社”，拿的是种田的碗，“土碗社”端的是工业的碗。这两只碗从高级社起就磕磕碰碰，现在终于划清界线分道扬镳，兄弟俩就此别过，各自奔向了前程。

这一年的12月，土碗社社员为真正摆脱土地的束缚，又做了件现在看起来有些匪夷所思的事：将碗东农业社挑剩不要的原有205亩山田、近千亩山地无偿赠送给斗目垅大队和直坞大队。因这两个大队也不想要，还补贴给他们种子款肥料款。

这下，土碗社的人除了一点点自留地外，真的成了“无产阶级”，自断了退路。

《土碗社》

“要把这碗饭吃下去，就得好好干。”这是土碗社男劳力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因为他们除了做碗，已经别无选择。他们愿意放弃田地，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说到底，还是对共产党的绝对信任。

从自土碗社确定正式成立，社员们积攒以久的积极性被全部触发。他们整修工具，又重新搭建了工棚，为使出村道路更为通畅又组织人力整修直坞至碗窑岭背的机耕路。

自63年到65年，他们每年生产300万只碗，还有盘、勺、筷桶等日用瓷器，自己挑到县里的供销公司，由供销公司负责销售。当时的市场覆盖了金华、杭嘉湖地区，乃至江西一带。也因为工资高，不愁粮，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参加到烧窑大军当中，可说是家家有作坊，人人会做碗。一时之间村子里参与烧窑制碗的人数达到了历史顶峰。可以说这三年是土碗社效益最好的三年，每个做碗的人一个月都能领到四十多元的工资。到66年，市场逐渐饱和，土碗开始滞销。至67年，仓库里的成品积压如山。土碗社以成品碗抵工人工资，由各自外出推销，远的则要挑到江西福建等地，土碗社工人成为了流动的卖碗大军。

1968年5月，土碗社成立革命委员会，主任方渭良，副主任及委员有曾双木蔡秋古等6人。男干部月固定工资36元，女干部月工资18元。

1969年，国家实行封山育林政策，造成土碗社烧窑木柴紧缺，只好到常山等地购买。由于生产成本的增加，给不景气的制碗业又雪上加霜。这年的十月，县生产指挥组为给土碗社的剩余劳力寻找出路，安排招收了102名土碗社工人到县建筑公司、县塑料厂等工厂工作，转为正式工人。

为适应市场，提高碗的质量，1970年从东阳聘请师傅在老佛殿后面的山上创建三十多米长的“龙窑”，引进粉碎机等机械设备，使本来纯手工生产提升为半机械化生产；又聘请四位义乌师傅来把质量关，成品率由此大大增加。但终究因产品单一市场逐渐饱和等原因，一段时间后又滞销了。

1971年，土碗社每家每户集资共凑起10000元资金建小水电站，装机10千瓦，想用电作动力以取代原始的水碓，结果以失败告终，水电站发不出电。在农民分红普遍只有三四角的时代，10000元，几乎使得土碗社全体社员到了倾家荡产的边缘。

1974年，在县商业部门的支持下，投资10万，在洞头（现乡敬老院西面的山上）兴建以烧碗兼烧缸的龙窰。烧缸的陶泥取自于洞头的煤洞底层。

1975年，土碗销路更加困难，仅有的二条烧碗窑再次关闭了一条。

1977年，老佛殿龙窑停产。

1978年，最后一条洞头龙窑停火关闭，土碗社群众全体失业。

三百多年来，碗窑巫蔡罗曾四姓以碗为业，以碗兴村，世代沿袭走过一过无比坎坷曲折的道路。有过欢乐，有过眼泪，有过自豪，也有过失落，但他们永远也不会认输，不会倒下。因为他们很清楚，在新一轮的历史变革中，必定有许多新的事物正在势不可挡地孕育，也有许多旧的事物要无可逆转地衰落，甚至消逝。他们要做的，只是顺应时代的变迁。

那么，这个因碗而兴的村庄，会因碗而败吗？

《“遗忘”与重生》

土碗社倒闭以后，窑工们没田没地没工资，迅速成了一群没有娘家的一群人。为了最起码的生活，他们受尽了苦难，也使得他们在改革开放后是最早接触市场经济的一批人。

土碗社全体失业以后，大家来不及沉沦，也不敢沉沦，纷纷走出家门，用辛勤的劳动和对生活丰沛的渴望，奔波在晨光暮色之中。

除100多青壮年到衢化砖瓦厂拉平车做小工外，碗窑还有数十人以背杉树、贩旧木料为业。为了生存，碗窑人爆发出惊人的意志，到常山毛良坞，到淳安白马，到乌溪江小湖南，甚至到开化华埠，脚穿草鞋，肩搭柱棍，翻山越岭，来回跋涉一百多里，背回一根根杉木，到梅坑杉木市场，到亭川杉木市场，讨价还价，挣来一家人的柴米油盐。除了辛苦和饥饿，还得与木材检查站的人斗智斗勇，白天不敢背，只能在黑夜里捡山间小道行走，有的背着背着，看见前边的手电光，又吓得倒背回头，甚至不敢过桥，只能寻水浅的地方淌过……

壮劳力背杉树，老年人和妇女则在家里打油草索。能吃苦的碗窑人，靠山吃山，老少齐出，从山崖石壁间割来石头毛（油草），晒干后浸软，打单股，打合索，摇大板，把龙头。全家老小齐上阵，油索成了碗窑除碗之外的另一种工业品，销往宁波舟山一带。碗窑现在仍有个流传至今的民谚：“小小石头毛，养活大碗窑”，说的就是在那艰苦的年代碗窑人自力更生顽强不屈的一段历程。

除背杉村，打油索，借山种柑桔外，土碗社的人更是勇敢地走出山外，学知识，学技术，开店开厂，积极开拓进取。他们买回来全乡的第一台彩电、第一辆小车，培养出工程师、公务员，培养出150多名大学生，培养出研究生、硕士、博士，有的甚至远赴海外工作和学习。

现在，被“遗忘”了三十年的土碗社早已涅槃重生，“土碗社”又正式改名为“碗窑村”。历史遗留问题也得到了彻底解决。在美丽乡村的建设中，这里成了余东未来社区的重要同盟人，成了陶艺研学基地和陶艺大师们的工作室，成了乡村休闲旅游的新去处，成了如诗如画的陶瓷文化主题的大公园……

经历数百年烟火淬炼的碗窑人，他们有着火一般的理想，也有着土碗一样瓷实的胸怀。在不再做碗的日子里，这些做碗人的子孙，他们正把时代赋予他们的饭碗牢牢端牢在自己的手中。

碗

这是我们唯一能留在世间的物件

盛满渴盼、美好和干净的日常

盛满悲欢与爱意的温暖

碗是洁白的

碗里的东西也是洁白的

它不仅仅是人间烟火的盛器

还是平凡而伟大的碗窑人

对风调雨顺的孜孜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