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姓圩——稻浪里的旧时光，河风中的少年梦
作者：钱闻萍
三姓圩，于八十年代后生的人，许是陌生的名字。于我们这些生于五十、六十年代的山里人而言，它却是一段沉甸甸的过往，是刻在骨血里的地名，是回得去、也回不去的故乡。
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只是一片荒芜的河滩。春汛一来，白浪滔天，水天茫茫；冬旱水退，河床里蒿草疯长，芦苇飞花，一片萧索。因这片滩涂自古由宋、孙、左三姓共管共用，便得了“三姓圩”这个名字。解放后，政府兴修水利，筑堤围垸，荒滩终成沃野，成了远近闻名的粮仓。土改时，因山里人多地少，政府便将圩区富余的田地划拨一部分给山民耕种。“三姓圩”这个在词典里查不到的词，从此成了我们山里人独有的印记。
我们钱铺的三姓圩，坐落在横埠河下游，横埠与汤沟之间，两地距离二十五公里左右。那时，以大队为单位，各生产队都在圩区盖了队屋，常年留人驻守。农忙时节，山里的活计刚忙完，队长便带着一队壮劳力，浩浩荡荡开进圩区。春播、双抢、秋收，年复一年，那些汗水和星光交织的日子，成了我们共同的记忆。直到一九八六年，土地承包到户已是第四个年头，山里的粮食已能自给自足，考虑到耕种路途遥远，政府便将圩田或承包、或赠予当地横埠百姓耕种。属于我们山里人的“三姓圩农耕史”，就此画上了句点。
我第一次去三姓圩，是一九七九年的夏天，那年我十二岁。家里人口多、工分少，队上照顾，让我们家放养一头黄牛。牛要下圩耕地，放牛的娃自然也得跟着去。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向父母提出了同去的请求，竟得到了应允。父亲是教书先生，不必去圩区劳作，便托了队里一位近房的叔爷照看我。母亲连夜用土布给我缝了两件短裤，还有一条“大手巾”——洗脸、洗澡、遮阳，一巾多用。
天刚蒙蒙亮，我便跟着人和牛的队伍出发了。经左岗，过孙岗，在孙岗大桥处把牛赶下河。人坐着木船渡过河去，一上岸，便是三姓圩。站在高高的河堤上放眼望去，金色的稻浪翻涌，一直铺展到天边。纵横的河沟里，荷叶田田，荷花映日，风一吹，清香便漫无边际地散开来。大人们白天在田里忙活，我们这些放牛娃就下河割草。到了晚上，还要把牛赶到水草丰美的河滩。老牛惬意地咀嚼着夜草，我们几个小伙伴则跳进河里，洗去一天的疲惫。上岸后，把那块“大手巾”往软草上一铺，仰面躺下，头顶是深得发蓝的星空，手里仿佛还留着“河水煮河鱼”和清水烧冬瓜的清香。就在那样的虫鸣与稻香里，我们渐渐沉入梦乡。
岳父是七十年代的基层干部，三姓圩曾是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时隔三十余年，我陪他旧地重游，替老人家寻一寻当年的足迹。深秋的三姓圩，另有一番动人的景致。田野里的稻谷熟成了金色的长发，在秋风里起舞；草色渐黄，给大地铺上了一层暖色的衣裳。秋光也落进了河里，水面波光粼粼，鱼儿嬉戏，偶尔跃出水面，像是在迎接故人。河面上，珍珠养殖的浮标排成平行线，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干涸的河汊成了白鹭的天堂，群鹭翩飞，宛若画卷。远处的林子染上了微黄，与金色的田野起伏呼应，像极了大海的波浪。夕阳西下，整片土地仿佛被涂上了五彩的颜料，静谧而温柔。
有一种情，一生只遇一次，不必刻意邂逅。它纯粹而真实，不惊不扰，却始终在岁月深处遥遥相望。时光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成长的年轮碾过，留下的都是生活的本色。无论圆满或缺憾，都是风景。
三姓圩，是我人生的第二故乡。你曾如母亲一般，用甘甜的乳汁哺育过我。如今，你虽不再为我提供衣食，但我依然爱你，恋你。
喊春啦，告牛
作者：钱闻萍
“五九六九，河边看柳”。老话像是从冻土深处返上来的热气，一出口，就软了风。节令一过五九，长山村后面那脉长山便悄悄换了底色——不是浓墨重彩的绿，是那种蒙着薄雾的、似醒非醒的青，像老人晨起时惺忪的睡眼，又像宣纸上洇开的第一笔淡彩。山脚下的柳树终究是耐不住性子，在河沿上早早泛起了一层鹅黄，微风吹过，嫩绿丝绦轻摆，仿佛谁在半空里轻轻招手，把蛰伏了一冬的虫子、草芽，还有农人沉寂的心思，一并招醒。
阳光是今天的主角。它斜斜地铺在钱铺镇长山村的田畴上，把收割后留下的稻茬照得透亮，金黄金黄的，像大地褪下的旧衣，又像等待重新落笔的稿纸。远处连片的油菜花已经喧闹起来，明黄一片，衬着白墙红顶的新居，衬着墨黛似的山林，倒比画上的颜色更鲜活了几分。天很蓝，蓝得有些不近人情的高远，却有群鸟不愿意，在林梢与电杆之间来回裁着，鸣声跌进静谷，又弹回来，把个山村叫得有了回声。偶有小羊在坡上呼唤着母亲，咩声软软的，像在调试春天的音准。
春二月的雾还凉，布谷刚叫头一声，老陈头就把那头灰棕小牯牵到了溪涧边的一片沙田里，开始告牛(教牛)，教牛耕田技艺。牛桊上的痂刚落，柳木轭头压上去，它猛地一挣，哞得嗓子发哑。老陈头不抽鞭，只把竹枝在空中“呜”地一炸，长音喝道：“特嗤——走沟里！”周二爷的杵杆抵着牛下巴，逼它低头使肩劲。口令像雨点子落下来：“牵之……撇之……哇——”小牛起初不懂，偏头、撒蹄、尿湿了犁沟，肩上皮破了一点，老陈头也不心软。
我站在田埂上看，看老陈头怎样把口令嵌进春风里。“撇子，牵走沟犁——！”一声声，短促，有力，带着山乡特有的卷舌与拖腔。牛不吭声，只偶尔甩一下尾巴，耳朵轻轻一扇，像是记下了。据说这些口令喊得多了，牛便真懂了人的意思，知道拐弯、知深浅、知进退。这是牛的启蒙，也是人与牲口之间最早的契约——不是鞭子抽出来的畏惧，是声音里养出的默契。老陈头说，他爹当年告牛时，他就在地头摸牛犊的耳朵；如今他告牛，后生在旁边学。牛换了几代，地还是这块地，山还是那座山，只是会喊号子的人，越来越少。
现代化的铁牛早开进了平原的大田，轰隆隆的，一天耕百亩。可长山村四面环山，田块碎，坡坎多，机械转不开身，水牛反倒成了最妥帖的力气。特殊的地理环境留住了古老的耕作，也留住了“告牛”这一声春喊。对老陈头他们而言，牛何止是劳力？是童年骑过的背，是夏夜一起乘过的凉，是饥年一起熬过来的伴。牛懂得人的疲倦，人摸得透牛的脾气。他们共用一身泥汗，共听一季风雨，把日子从春种经营到冬藏。
犁到田头，老陈头停下，拍拍牛颈。牛便顺势卧倒，喷个响鼻，嚼起反刍的草料。新翻的泥土在阳光下冒着细微的气，种子还没下地，我已经闻到了秋后稻穗的香。远山如卧，近水含烟，油菜花黄得不管不顾，柳丝绿得恰如其分。春天就是这样被喊醒的，被牛蹄踩实的，被木犁一行行写进大地的。
在春里，告牛那特有的喊声，是山乡的春序曲。 这一声，是喊给牛听的，也是喊给大地听的；是旧年的结束，也是新生的开始。在这一方被山护着的田野上，人、牛与节令，依旧保持着最古老的信约——你低头耕耘，我撒下光阴，大地便不负你我，在秋来时，还一片金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