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题
《易》言“穷变通久”，《庸》倡“诚者无妄”，变者顺时以应势，不变者守道以立心。二者如乾坤相维、阴阳相济，非独处世之方，实为帝王经世、圣贤立极之大本。
承题
盖天地之运，昼夜更迭而日月恒明，四时循环而生机不息——变者，化育之迹；不变者，生化之理也。人事之兴，治乱相寻而纲常不泯，盛衰迭代而仁义长存——变者，时势之迁；不变者，人心之正也。昔尧以禅让，舜以恭己，禹以治水，汤以放桀，武王以伐纣，此变之顺天者也；而“敬天保民”之念，“仁义礼智”之德，历五帝三王而不易，此不变之承道者也。故知变非乱常，不变非固滞，明此则可致太平、成至治。
起讲
昔程子谓：“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圣人之变，以其理应万事而无理。”此非谓圣人无定见，乃谓圣人能以“不变之心”应“万变之境”也。仲尼周游列国，困于匡、厄于陈蔡，而“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之愿不渝，此不变也；见南子而存礼，遇阳货而避嫌，此变也。孟子历聘齐梁，见惠王则言“仁义”，见襄王则论“天下定于一”，此变也；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旨不改，此不变也。是故古之圣贤，未有不知变者，亦未有不守常者。若徒知变而忘常，则如舟无舵、马无衔，终必覆溺奔逸；若徒守常而不知变，则如胶柱鼓瑟、刻舟求剑，终必困厄无功。今圣天子临御宇内，躬行仁政，以不变之心守祖宗之法，以应变之智除时弊之害，此正合“变与不变”之至理。为臣子者，当明此义，以辅圣君、安天下，故不揣浅陋，详论其理。
入题
且夫变之为用，在救弊补偏、顺天应人，非肆意妄为；不变之为体，在守道立心、持正不阿，非顽固不化。今欲详论，当从经史溯源，以明帝王之治、圣贤之行。
起股
一、论变之顺天应人，在承天意、顺民心，非乱常也
观三代之变：夏桀暴虐，“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民怨彻天，天示灾异。商汤乃起于亳，率诸侯伐桀，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放桀于南巢，遂有商之天下。汤既克夏，不变“敬天保民”之旨，而变夏之苛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作《汤诰》以训诸侯，曰：“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汝，毋予怨。”故诸侯归心，百姓安乐，商享国六百年。
及商纣之时，暴虐更甚，“酒池肉林”“炮烙之刑”，剖比干之心，囚箕子之身，天乃降祸，岁饥民流。周武王起于丰镐，会诸侯于孟津，牧野誓师，曰：“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灭纣于朝歌，建立周朝。武王不变“敬天保民”之旨，而变商之暴政，制礼作乐，封诸侯、建藩屏，成王之时，周公辅政，“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故周享国八百年，为三代之最长。
秦并六国，统一天下，废分封、立郡县，书同文、车同轨，此变之有功者也；然秦施暴政，“焚书坑儒”“赋役繁重”，民不聊生，天下苦秦久矣。汉高祖刘邦起于沛，斩蛇起义，破秦灭楚，建立汉朝。刘邦不变“为民除害”之旨，而变秦之苛政，命萧何定律令，韩信定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定礼仪，轻徭薄赋，十五税一，民赖其利。至文景之时，更变“重农抑商”之略，“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民得以自便，出现“文景之治”，海内殷富，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汉武帝之时，匈奴扰边，岁岁入塞，杀略吏民，边患不息。武帝不变“保境安民”之旨，而变“黄老无为”之策，命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卫青出雁门，霍去病出陇西，大破匈奴，封狼居胥，禅于姑衍，登临瀚海，使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又遣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使汉威远播四海。唐太宗李世民，当隋末之乱，群雄并起，民不聊生，世民助父李渊起兵太原，平薛举、破刘武周、灭窦建德、擒王世充，定天下，建唐朝。太宗不变“济世安民”之旨，而变隋之暴政，任房玄龄、杜如晦为相，魏徵为谏议大夫，虚心纳谏，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出现“贞观之治”，海内升平，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又变“重汉族轻夷狄”之见，行“华夷一家”之策，封突厥颉利可汗为右卫大将军，嫁文成公主于吐蕃松赞干布，四海归心，万邦来朝。
由是观之，变者，非乱常也，乃承天意、顺民心，救弊补偏也。当国家昏乱、民生困苦之时，不变则危，变则安；不变则亡，变则存。今圣天子躬行仁政，洞察时弊，如革除冗官、减免赋税，皆顺天应人之举，正合三代圣王之变也。
二、论变之审时度势，在因势利导、应机而发，非逆势也
春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争霸，战乱不息，民不聊生。齐桓公得管仲之辅，不变“尊王攘夷”之旨，而审时度势，变“空谈仁义”之虚，为“务实强国”之实。管仲劝桓公“亲诸侯，救患扶危”，北伐山戎以救燕，南伐楚以责不贡包茅，西攘戎狄以存邢救卫，会诸侯于葵丘，订下盟约，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故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天下稍安。
战国之时，秦孝公欲强秦，求贤于天下。商鞅自魏入秦，见孝公，不变“强秦富民”之旨，而审时度势，变“世卿世禄”之制为“军功爵”之制，曰：“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变“井田制”为“授田制”，允许土地私有，鼓励垦荒；变“分封制”为“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商鞅变法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遂由弱变强，终并六国，统一天下。
三国之时，刘备屯新野，兵微将寡，无立足之地。诸葛亮躬耕南阳，不变“兴复汉室”之旨，而审时度势，献“隆中对”，变“群雄逐鹿”之乱为“三分天下”之局，曰：“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刘备从其言，联吴抗曹，取荆州、夺益州，建立蜀汉，与魏、吴三分天下，汉室之脉得以延续。
由是观之，变者，非逆势也，乃因势利导、应机而发也。当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时，能变则兴，不变则衰；能变则胜，不变则败。今圣天子临朝，洞察天下大势，如整饬边防、发展农桑，皆因势利导之举，正合管仲、商鞅、诸葛亮之变也。
中股
一、论不变之守道立心，在持正不阿、躬行仁义，非固执也
昔文王拘于羑里，囚居七年，手足被桎梏，身不自由，然不变“明哲保身、以俟天命”之旨，演《周易》，究阴阳之理，明吉凶之变，作八卦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以垂教后世。《史记·周本纪》曰：“文王盖受命而称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盖王瑞自太王兴。”文王归周之后，“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诸侯皆曰：“西伯盖受命之君。”及武王伐纣，灭商建周，追尊文王为文王，周之基业，实由文王建也。
孔子厄于陈蔡，绝粮七日，从者病不能起，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然不变“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之旨，弦歌不辍，讲诵不衰，与弟子论仁论礼，未尝一语失其正。子贡以所赍货得粟于野人，乃得食。孔子返鲁之后，“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儒家之学得以传承，后世尊为“至圣先师”。
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上官大夫谗之，怀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不变“忠君爱国、正道直行”之旨，疾王听之不聪、谗谄之蔽明，作《离骚》以明志，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被流放，终不忍见楚之亡，投汨罗江而死，其忠君爱国之心，历千古而不朽，后世尊为“骚祖”。
文天祥当宋室将亡之时，起兵勤王，兵败被俘，囚于大都三年，元世祖以高官厚禄诱之，以死相胁之，然不变“忠君爱国、宁死不屈”之旨，作《正气歌》以明志，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终从容就义，其正气凛然，激励千古，后世尊为“文信公”。
由是观之，不变者，非固执也，乃持正不阿、躬行仁义也。当困厄之时、生死之际，不变则荣，变则辱；不变则名垂千古，变则遗臭万年。今圣天子躬行仁义，如敬天法祖、体恤百姓，皆守道立心之举，正合文王、孔子、屈原、文天祥之不变也。
二、论不变之持守纲常，在正人心、厚风俗，非固滞也
昔周公辅成王，制礼作乐，定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立“仁义礼智信”之德，此纲常之始也。自周以来，历秦、汉、唐、宋，纲常之理未尝变也。秦始皇施暴政，废礼义，然二世而亡；汉高祖立汉朝，尊儒术，守纲常，故享国四百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纲常正人心、厚风俗，汉之强盛，实基于此。
唐太宗任魏徵为谏议大夫，魏徵常以“纲常之理”谏太宗，曰：“君仁则臣忠，父慈则子孝，夫义则妇顺。”太宗纳其言，躬行纲常，故“贞观之治”，海内升平。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纲常治国，重文轻武，厚待大臣，故宋虽弱而享国三百年。
程颢、程颐兄弟，倡“存天理，灭人欲”，以纲常为天理之核心，曰：“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朱熹承二程之学，作《四书章句集注》，详释纲常之理，成为科举取士之标准，纲常之理，益深入人心。
由是观之，不变者，非固滞也，乃持守纲常、正人心、厚风俗也。纲常存，则天下安；纲常亡，则天下乱。今圣天子尊儒重道，以纲常治国，如表彰孝悌、严惩奸邪，皆持守纲常之举，正合周公、汉武、太宗、程朱之不变也。
后股
或有议者曰：“变则乱常，常则碍变，二者不可并立也。”是说不然。变与不变，犹体与用、源与流也：体不变，则用虽万变而不悖；源不变，则流虽百折而不涸。
昔商鞅变法于秦，变的是“世卿世禄”“井田制”“分封制”，不变的是“强秦富民”“依法治国”之旨——若商鞅徒变其法而忘其旨，则秦必乱，何由强？王安石变法于宋，变的是“财赋征管”“徭役征发”，不变的是“富国强兵”“为民除弊”之志——若王安石徒变其法而忘其志，则宋必危，何由振？诸葛孔明治蜀，变的是“战术谋略”，不变的是“兴复汉室”“鞠躬尽瘁”之诺——若孔明徒变其术而忘其诺，则蜀必亡，何由存？
又有议者曰：“今之时势异于古，纲常之理当变也。”是说亦不然。纲常之理，乃天理之所在，人心之所同，古今一也。古之君不仁则臣叛，今之君不仁亦臣叛；古之父不慈则子逆，今之父不慈亦子逆。若变纲常，则人心大乱，天下必亡。秦废纲常而亡，隋弃礼义而灭，此明证也。
今圣天子临御宇内，深知“变与不变”之理，以不变之心守“敬天保民”“仁义礼智信”之旨，以应变之智除“冗官、冗兵、冗费”之弊，如革除弊政则变，体恤百姓则不变；整饬边防则变，尊儒重道则不变。此正合“变与不变”之至理，实乃三代圣王之治也。
束股
由是观之，变与不变，实相济而非相敌也。应变者，当如商汤、武王、汉武、太宗，顺天应人，因势利导，不逆时势之迁；守常者，当如文王、孔子、屈原、文天祥，持正不阿，躬行仁义，不随风俗之坏。
今之臣子，当明“变与不变”之理，以辅圣君：当变则勇言变革，不因循守旧；当守则坚守纲常，不随波逐流。若能如此，则圣君之治可成，三代之盛可复，天下太平可期矣。
大结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者，不变之纲常、道统也；“维新”者，应变之治术、举措也。变与不变，本为一体：不变者，立国之基、立心之本；变者，治国之术、处世之方。
君子明乎此，则可“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上可辅圣君以安天下，下可正人心以厚风俗。愿今之君臣，皆明“变与不变”之理，以不变之心守道，以应变之智治国，则我大明之天下，必如三代之盛，永享太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