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静好为人之所愿，然旦夕祸福，生老病死，亦是人生难免的坎坷和修行。偶闻朋友谈起手术往事，不禁回想起自己经历的三个手术。
01
小时候，老师、家长每每询问我的人生理想是什么，总会跟风喊着飞行员。
其实这纯粹是信口开河，不过是战争片看多了的臆想而已。小晚最了解自己的身体特征，天底下的车，就没有我不晕的，这种体质开飞机，确实有些为难自己。但这还不是重点，关键是头部做过手术，那就更与飞行无缘了。
那时我只有六七岁的样子，有次听父亲讲了一个“割头杨二”的故事。
杨二，是老家那儿的著名无赖，每次赶集都带着刀子。先到小酒馆沽一大海杯地瓜干酒，不就肴，一饮而尽。酒壮人胆，杨二出得酒馆，歪戴棉帽，敞开怀，在集上逡巡晃荡。看哪个摊主不顺眼，便抽出刀来，亮出光头，往自己头上深深划一刀，血便呼呼冒出来，然后作势就要往人家摊子上趴。摊主怕污了货物，一般都会递上几个钱消灾了事，这便是割头杨二的故事。
听了故事，便很有些崇拜杨二。兴冲冲地从奶奶针线筐里找出剪刀，对着自己的头皮划了起来。一下、两下、三下，并没有看到流血下来，便不停地划，接着就感到头顶火辣辣地疼。
疼得难受，跑过去让娘亲看了看，老人家问明原委，心痛地叹了一口气，对自己这个幺儿的智商深表痛心和绝望。
也许是因为剪子不干净，抑或是由于小时候不大洗头的缘故，造成头部感染，形成了一个脓包。
脓包越长越大，头又胀又痛又热，霍霍得，觉也睡不好，天天哭丧着个脸。村里的赤脚医生说治不了，只是用镊子给挤了挤，那个疼法，差点把我的魂给挤出来。
父亲那时刚刚调入陈州一中，教务繁忙，又赶上蜂蜜丰收，家人忙成一团。我不仅帮不上忙，还整天捂着头，苦哈哈地在院子里乱转。
父亲在小花园检查蜂巢，看我龇牙咧嘴站在一旁，一脸苦相，象个没人管的孩子，便招呼我过去。老人家两手抱着我的头端详，我靠在他宽厚的胸膛上，顿时感觉有了依靠。父亲查看一番，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即决定带我去城里看看。
父亲放下所有的事务，第二天一大早，骑着他的凤凰自行车，带我去了陈州人民医院。
听说要做个小手术，我吓得呆住了，父亲也严肃起来，有些担心地目送我走进手术室。
这么简单的一个小手术，手术室里竟然四五个大夫伺候着。一看这场面，有点蒙圈。不过我这人有个特点，越是大场面，往往越能激起豪气干云的胆量。反正也要挨刀，坦然面对吧，心情便渐渐平静下来，有了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
推开手术室门，我头裹纱布，像个重伤员一样出现在父亲面前。老人家看到幺儿平安出来，本来严肃的脸一下子笑绽开，大步走过来，说要犒劳我，带我去了县城东关有名的馄饨铺子。而今，我已人到中年，那碗馄饨的美好味道，父亲一边抽烟一边望着我笑的慈祥眼神，依然那样清晰，让我难以忘怀。
02
父亲的身体一直很硬朗，很少生病。可谁能想到，看似山一样坚强的父亲刚要跨入老年阶段，就得了一场大病，经受了一次手术。
那是1996年，父亲57岁，接近退休。有那么一段时间，老觉得右肋隐痛。那时的人，很能忍，小病小灾挺着，一般不去医院。可是某天晚上，突然疼得厉害起来，一夜未眠。
天一亮，家人就叫了辆人力三轮车，把父亲送去陈州人民医院。那时我才17岁，少不更事，有些不知所措。
父亲闭着眼，斜靠在三轮车靠背上，头发花白凌乱，面色焦黄灰暗，整个人虚弱不堪，身体似乎突然变得瘦小了很多。我跟在后面，心里既难过又害怕，担心父亲得了肝癌，家族里是曾经有过多例病史的。
反复的检查化验，种种迹象表明，父亲的肝胆区域出了问题。家人都紧张起来，我的心理也趋于崩溃的边缘。按照医嘱，我奔走在各科室、楼宇送单子拿药品，在路上想着可能会失去父亲，泪便刷刷地往下流。可又怕父亲看出端倪，进病房前就强迫自己把泪咽到肚子里，作出轻松的样子。
终于，结果出来了。
那天，护士让家属去主任办公室面谈。两个姐夫和我连忙起身过去。我装作若无其事，出门时回头笑着给父亲示意，看到老爷子那种即将接受最后判决的惶惶不安的眼神，一阵彻骨的悲凉袭上我的心头。
主任打开看片室的灯，指着那些片子细细讲解。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心砰砰砰地剧烈跳动，等待着最后的判决。
“这样看来，可以判定为胆结石，但还是需要做个手术。”我似乎只听懂这一句。
“不是肝癌对吧？”我反复询问着主任，尽管已知道不是，可还是想听到主任亲口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得到主任肯定的回答后，我们三人一阵风似地跑下楼，去给父亲报告这个消息。
可是，胆结石造成胆囊功能丧失，进而会影响到肝脏的功能。为保护肝脏，必须把胆囊切除。谁也不愿挨那一刀，可是摊上了，也只能接受和面对。
主刀的甘大夫是父亲的学生，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和希望。可胆囊切除毕竟是个不小的手术，存在着相当的风险。关键是，我担心打开腹腔，可能出现肝脏异常的情况，患得患失，疑神疑鬼的心绪让我坐立不安。
家人们聚在手术室门外等待。我不敢去卫生间，怕错过任何一件事，紧紧盯着手术室门口，三个小时的时间过得如此缓慢沉重。
突然，手术室门开了一半，护士探出头来：“家属过来一下。”
我们连忙聚拢过去。
“这是切除的器官……”
后面说的什么我没有听清，只是盯着那块体量并不小，从父亲身上切除的黑色的组织器官发呆。那是一种似乎看到自己的器官被切除的痛感，一种难以名状的心绞。回到座位上，不知为什么，我不争气地开始啜泣，双手抱着头，怎么也止不住那泪无声滑落。
二哥有事来得晚，看我不停地哭，便问身旁的本家婶子，老小这是怎么了？他看我这个样子，还以为父亲的手术出了什么问题。
经此一劫，父亲至今依然康健，这是我的福分。后来我也当了爹，没想到我的儿子又经受了一次手术。
03
我夫人来自辽阔的内蒙大草原。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生长在一望无际的塞外北地蓝旗，在美丽的大草原上肆意奔跑，摘蘑菇，玩牛粪，累了倦了就吃羊腿、品尝沙棘汁。这样的生活不仅锻炼孩子体魄，开阔其胸怀，也是我这个“南方人”的最爱。
孩子四岁以后，幼儿园生活和音乐培训上了正轨，我们就逐渐固定在济南生活。
2016年夏天，一家三口回蓝旗走亲戚。见到久未谋面的二姨姥姥，看到那么多的阿姨和姨夫，孩子开心到不行，在各个屋子里笑闹游戏，跑来跑去，玩疯的节奏。
当时大家都聚在一处打麻将，突然听到孩子惨烈的哭声，连忙跑过去一看，孩子坐在茶几旁的地上，满脸是血，衣服前襟上也滴得都是。
捧过小脸一看，眉骨处裂开一道口子，血还在渗，伤口深可见骨，仿佛一个没有尽头的黑洞。
看到孩子若隐若现的眉骨和那个黑洞，我的心抽搐痉挛在一起，痛恨自己稍有不慎，让孩子碰到茶几玻璃板上，闯了大祸。这要再偏一点，孩子的眼睛极有可能保不住，当时既心痛又后怕。
二姐夫说蓝旗医院晚上连个正经医生都没有，做不了手术，只能等第二天。他连夜开车去镇里把一个熟悉的大夫请过来，处理了伤口，喂服了药片，方安了一点心。孩子哭哭啼啼，癔癔症症，一夜没睡好。全家翻来覆去，心焦火燎等待天明。
第二天，抱着孩子进了蓝旗人民医院，稀稀落落没有几个人，真看出来北塞的地广人稀了。
手术不大，可是孩子小，又伤在面部，且经过一夜的自我愈合，创面已经部分合拢，还得再把伤口打开，操作起来有些麻烦。
我有些好奇，这么小的孩子该如何做这个手术？只见麻药一点即止，接着主刀大夫就让我躺在手术台上，孩子躺在我的身上。
医生一再嘱咐我，双手抓紧孩子的手腕，双腿压紧孩子的两条小腿腿，固定住小孩。手术过程很短，大约十几分钟，感觉却很长。
孩子总体平静，只是在缝合时叫了几声疼。手术过程中，医生一直夸孩子坚强、勇敢。我想，这一是因为孩子性格比较皮实，更多的是因为他躺在爸爸的身上，与爸爸紧紧靠在一起，不会感到害怕的缘故吧。
回首这些往事，有后怕，更多的却是温馨和感恩。人生匆匆百年，经历的事情千千万万，时光淘漉，大多如过眼烟云，随风而逝，可经历的这些磨难却难以忘怀，那份浓浓的亲情，时时温暖着我的人生旅途，照亮我的前行之路。
